中评智库：疫情与两岸关系“内卷化效应”

两岸关系在武汉疫情不断扩散之际，并没有出现情境共生、休戚与共的心理状态。

　　中评社香港3月20日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武汉疫情与两岸关系“内卷化效应”》，作者认为：“国家”权力机构内卷化的结果，占有高职位者充斥无能之辈，这就造成机构跟着“痞化”，政策产出也一样的“痞化”。说白话一点就是政策产出粗糙，遇事无法处理，就开始耍流氓，就以处理武汉新冠肺炎的过程来看，台湾的内政、两岸、“外交”都只有一个乱字了得。以民进党政府出现这样的“痞化”现象，若从短期来看长远的执政效果，未来4年两岸关系处于热对抗的局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结果。文章内容如下：

　　一、民进党在胜选情绪中自以为是

　　以“抗中保台”作为选战总策略的民进党，在赢得胜选之后，并没有放下抗中的情绪。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仍然扛起抗中旗帜操作两岸关系，使得原本已经陷入4年空转、僵持紧绷的两岸关系，再次升高对抗的氛围。

　　过去蔡英文认为只要民进党能够赢得大选，大陆的对台政策就会跟着民进党转，所以在蔡英文以817万票大赢韩国瑜之后，民进党即以为大陆应该会被蔡英文这么高的得票数有所折服，这样就可以继续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因此民进党就摆出一副两岸关系我说了算的姿态，这为已经十分脆弱的两岸关系埋下不安的引信。

　　不幸的是，这时又刚好爆发武汉疫情，蔡政府第一时间并没有发挥同理心，一起跟大陆协同抗疫，反而是以保台为由，拒大陆于千里之外，其中尤以一开始“阁揆”苏贞昌宣示禁止台湾口罩出口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贞昌这种缺乏悲天悯人的作风，立即引发民众的挞伐。

　　尔后，在接回武汉台胞的包机问题上，民进党为了不让国民党抢去锋头，开始在包机问题上出难题，让第一次包机之后，第二次包机就迟迟无法启动。民进党把第二次包机无法继续启动的因素归罪于大陆，让国台办也出言批评民进党的不是。
　　紧接着，民进党又在大陆忙于对抗疫情之时，鼓动各国支持台湾加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抗疫的战场拉向“外交”战。再加上这时准副总统赖清德到美国访问，获得美国高度的礼遇，让两岸关系更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处境。大陆于是在2月9、10日连续两天出动战机到台海周边长航远训，更让两岸关系可能陷入热对抗的局面。

　　两岸关系在武汉疫情不断扩散之际，并没有出现情境共生、休戚与共的心理状态，反而因为民进党继续操作抗中策略，使得两岸关系在最可能有转机的时刻，仍然继续沉溺在热对抗之中，这可能是因为在蔡英文胜选之后，民进党还一直沉醉在胜选的喜悦中，以为只要趁胜追击，大陆就会真正面对民进党是连续两次完全执政的政党，而不会再寄希望于衰弱不堪的国民党。

　　只是，在两岸关系失去国民党作为一个防火墙之后，民进党就必须直接面对大陆的执政党，在双方缺乏互信基础之下，期望在未来4年民、共能够产生互动的可能性恐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在武汉疫情还无解之际，民进党却不断地出手挑衅大陆，未来两岸关系出现“内卷化效应”想必会越来越高，这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二、什么是“内卷化效应”？

　　“内卷化效应”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成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作为学术概念，其实并不深奥，观察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有很多这样的“内卷化现象”存在。

　　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他曾在爪哇岛生活过。这位学者潜心研究当地的农耕生活，在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犁耙收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原生态农业在维持着田园景色的同时，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吉尔茨就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

　　1996年另一个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一书中，把内卷化应用到国家权力方面，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他的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只是借用这个概念，它所揭示的现象已经脱离了原词意义。
　　杜赞奇所提出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指的是，民国时代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济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而“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成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济）的再生和勉强维持。

　　而华裔学者黄宗智在他所着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书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民初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成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成长即“内卷化”。

　　黄宗智认为明清以来，在人口的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逐渐变成一种“糊口经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贫困的小农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选择，商品化并没有打破小农的经营体制，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它。

　　事实上，根据杜赞奇的说法，国家的内卷化是20世纪初期中国国家政权扩张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具体的表现在即正式与非正式的机构两者同步成长。正式的国家政权透过非正式的机构推行自己的政策，却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而在农村中则可以发现，国家政权的深入，加深了农村领袖与群众间的分裂。这些农村领袖原来多是旧式乡绅，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群众两面的压力，有的选择投靠依赖国家的暴力来驾驭群众，有的则选择让位，给予不肖之徒乘虚而入之机，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农村领袖的“痞化”。

　　在民国初年，因为军阀争战，使得这种农村领袖“痞化”的现象变成相当普遍，这也是毛泽东在经过70几次的农村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种普遍的现象，以致提出打“土豪劣绅”的革命策略。

　　把这种“内卷化”拿来解释民进党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之后所出现的现象，或者更能看清楚民进党官僚体系出现“痞化”之因。2019年蔡英文为了赢得初选，不惜改变初选规则、延后初选时程，甚至最后都被怀疑可能在初选民调上动手脚，以不光荣的手法赢过赖清德，让赖最后不得不低头选择接受副手之位。

　　尤其是在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权力核心改变，以及“内阁”重组，而重组的“内阁”却是以败选者作为“组阁”的对象，虽然这样的“内阁”被讥为“败选者联盟”，但却不影响蔡英文在党政方面权力的操控，这也是注定民进党政府要出现内卷化的情形。
　　当然，民进党倾向内卷化的因果是任人为亲、任人为派系，非亲非故或非派系人物，很少会被列入任用的考量。于是，“国家”权力机构变成是亲属机构、派系机构，只要关系够亲，哪管什么学历、经历与能力，即使是“土豪劣绅”，一样可以好官我自为之。所以，选前的“总统”出访的私烟案、高铁的300万元遗失案，选后都可化为无形，船过水无痕。

　　最可悲的是，“国家”权力机构内卷化的结果，占有高职位者充斥无能之辈，这就造成机构跟着“痞化”，政策产出也一样的“痞化”。说白话一点就是政策产出粗糙，遇事无法处理，就开始耍流氓，就以处理武汉新冠肺炎的过程来看，内政、两岸、“外交”都只有一个乱字了得。以民进党政府出现这样的“痞化”现象，若从短期来看长远的执政效果，未来4年两岸关系处于热对抗的局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结果。

　　三、内卷化与口罩之乱

　　民进党内卷化的现象，在武汉疫情开始时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阁揆”苏贞昌，他在武汉封城的同时，就宣布台湾暂停口罩出口一个月，以优先供应台湾的防疫需求，苏还重申“口罩一定够，不必囤太多”、“先自救才能救人”等。这个指令可以看出苏贞昌原本就是一个“酷吏”的性格，也是冲冲冲口号下的产物，完全可以看出他仍然沉溺在“抗中保台”的高昂情绪中，导致台湾人民群起抨击他自私的做法。马英九就批评说，这是非常失策的事、非常没有爱心的做法，两岸此时此刻应联手合作抗疫。

　　只是，苏贞昌忘了台湾的口罩生产根本不够用，许多生产口罩的台商早已经转移到大陆生产，所以台湾所需要的口罩大部分还需要从大陆进口。苏想要“自救”，结果等同于向台湾人民宣布疫情严重，先行在台湾无端制造恐慌，民众就开始抢购与囤积口罩，造成台湾一“罩”难求。

　　在台湾民众开始抢购口罩之后，民进党政府的口罩政策三转五转，不仅自己转昏头，人民也被转得莫名其妙，最后终于接受国民党立委的建议，转向以征用口罩的做法，并采取实名制，民众必须以健保卡到药局购买，而且一周只能购买两个口罩。

　　这种先行放火的做法，掀起民众的恐慌，跟他谈“自救才能救人”的想法背道而驰，但苏贞昌不以为意，还自赞实名制让人人都能买得到口罩的“非常成功”政策。他的这番自夸实在令人纳闷，看到每家药局前面，排队买口罩的人潮不断，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可以买得到口罩，即使买得到口罩，一周两个够用吗？显然，苏贞昌口快却心不直，他的口快造成民众生活大乱，政策跟着紊乱又不承认错误，这是对民进党政府“痞化”的最好注解。
　　因为政府政策的紊乱，民众无心煽火，其他的乱象也就跟着产生。例如在口罩之乱发生以后，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散布卫生纸的原料将挪去制造口罩，以致又掀起群众的恐慌，把所有卖场的卫生纸全部抢光，又形成另一次的“卫生纸之乱”。就因为民众到处哄抢，卖场架上的卫生纸等商品空荡荡，以致疫情还没扩散到社区，台湾却已经出现末世现象。

　　苏贞昌为了转移民怨，他在谈“自救才能救人”之后，却转向批评说“中国政府隐匿疫情，在世界卫生组织排挤台湾，防疫没国界，中国是不理性、蛮横行为”。这等于是把自己在台湾掀起的民生乱象，嫁祸于大陆，并直指大陆排挤台湾加入WHO的不是，这种推卸责任的作风，一直是民进党执政以来内卷化所造成的“痞化”现象。

　　事实上，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介绍大陆防疫期间的对台工作时曾表明，大陆一直同台湾及时通报信息，提供资料。截至2月4日，大陆方面共向台方通报疫情信息36次，台方向大陆通报15次。这可以看出大陆方面通报给台湾的次数远高于台湾方面的回覆，大陆并没有对台湾隐匿疫情。苏贞昌转移焦点的做法也遭到国台办的批评。

　　四、内卷化与包机之乱

　　在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滞留在武汉的台胞急于返回台湾，民进党政府原本认为可以藉机透过政府协商，再以华航的班机接回一些短期到武汉的台胞。但是两岸中断协商已久，民进党也没有跟大陆协商的管道，于是国民党只好当仁不让出手帮助这些滞留武汉的台胞返台。

　　2月3日晚间247名滞留武汉的台胞搭乘大陆专机返抵台湾，这次的专机本来就是由国民党居中协调促成，这也是得益于国共沟通平台的成果。但是国民党在宣传这项成果之后，民进党政府咽不下这口气，陆委会立即发出声明回应，第一批247人能回来，两岸双方都有共同努力，没有优先位置的问题。这种硬要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的作风，又何尝不是“痞化”的现象，就像流氓占地为王，谁都别想在此分杯羹的心态一样。

　　为此，陆委会还故意找碴说，第一批搭包机返台，没达到陆委会期待的名单，也就是先让短期出差、慢性病患、急需医疗、抵抗力较弱者先搭机。尤其是原本陆委会掌握的是244人的名单，后来却多了3人返台，其中一人还被放风传出是确诊病例。

　　陆委会就以首次武汉返台旅客名单不符，还有一位确诊病例为理由，转向不执行第二批及第三批包机返台等事宜。这就让国民党为难，国民党于是宣布说，当初是看到滞留武汉台胞想包机返台无法成行，也因陆委会与国台办僵局打不开，才组7人小组向两岸双方做沟通，促成包机返台。至于第二批、第三批包机返台问题，因陆委会与国台办已建立管道，所以国民党不介入。国民党还希望民进党能放下政治思考，以人道为考量，尽可能继续促成其他台胞能够回台。
　　国民党知道民进党的心结主动退一步，但是第二次包机如何进行，民进党仍预设诸多立场与条件，以致迟迟无法进行。更可悲的是，包机问题又牵涉到非台籍的陆配未成年子女是否可以来台的难题。

　　陆委会在设置他们来台的条件上三番两次地更改，终于在2月11日表示，将以有条件的方式允许陆配子女入境台湾接受检疫，但是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却在隔天的12日打脸说，目前防疫能量无法负担更多“非国人”身分的入境旅客，因此决定陆配子女（无台籍者）一律不得入境。陈时中还附加一句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国籍’选择做承担。”一个未成年陆配子女有何选择“国籍”的权力，他们要负什么责？除了“痞化”政府会说出这种话之外，普世“国家”恐怕没人会说出这么没有人道精神的话。

　　而这种官僚体系相互否决政策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之乱，也是世所罕见的情形。只是民进党官僚自有一套理由自圆其说。陈时中就说，随着清明节等假日到来，会有更多批旅客回台，若现在无差别地开放边境，到时候的防疫能量可能面临不足。目前已经有7万人，需要防疫单位追踪，“更何况还有人在趴趴走”，对此他坦言，目前让陆配子女入境的政策，可能会造成防疫漏洞，医疗功能也会失衡，因此不得不先暂停陆配子女入境的政策，“防疫不容有破口”。

　　在“防疫不容有破口”的口号下，谁又敢反对？但是政策的朝令夕改其实是出在绿营群众反弹声浪大，民进党政府为了不愿意得罪支持者，也不管朝令夕改会背上恶名的指责，这何尝又不是选举情绪的延续，也是官僚内卷化所造成的政策产出“痞化”的现象？

　　五、内卷化与“外交”战”

　　在口罩与包机之乱以后，民进党政府在防疫的过程中，以为趁着大陆没空处理“外交”事务，就开始把手伸向“外交”战场。这里面最显着的两件事是：一是不断地游说各国帮台湾争取加入WHO，二是准“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之事。

　　就第一件事来说，绿营认为武汉疫情已然重挫大陆政经及国际形象，连英国《经济学人》都评析中国称霸机会荡失。所以，尽管北京百般阻挠台湾加入WHO，但已呈强弩之末，在美、日、加、德、英等国大力支持与推动下，目前已趋近熟阶段，可望先加入WHA为“观察员”，虽然无会员国投票权，但可参与谘询、研讨、讯息等权益，无异是台湾加入WHO的一大契机。

　　民进党还宣扬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所说的“若2300万台湾人民不能从世卫组织获益，世卫就不是真正的‘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些话可以让台湾加入WHO更具有正当性。而美国不分朝野党派，包括参众两院议长，更是一面倒地力挺台湾，严厉批评国际组织在全球力抗武汉新冠肺炎蔓延之际，排除台湾的参与。
　　另外，欧盟也表态支持台湾被纳入WHO，日本安倍首相及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都公开声援。蔡英文对此除表示感谢之外，并说“台湾绝对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全球防疫工作中，贡献国际社会”。

　　而蔡英文在接见“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理事长尹容时更指出，“世界卫生组职及国际民航组织等进行全球防疫工作的联合国重要单位，仍然因为政治因素将台湾排除在全球防疫体系之外，因此再次正式呼吁联合国相关机构，正视台湾的健康权益，尤其台湾就在疫情威胁的前线，不该使防疫出现破口”。

　　在国际间不断为台湾加入WHO声援增温之时，准“副总统”赖清德却在这时到美国访问，另辟一个两岸的“外交”战场。

　　赖清德此行是以个人身分访美，除了拜访美国联邦参众两院议员，与美国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Sam　Brownback）共同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圆桌论坛（IRF），也前往美国国务院与白宫国安会和美方官员会晤。

　　赖清德也出席华府一年一度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等多位重量级美国官员同场，并前往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与多位两岸、美中台关系专家学者举行闭门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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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只是赖清德个人的访问行程，但是他的准“副总统”身份，以及过去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免不了增添这个行程的敏感性。大陆国台办就用“以疫谋独”来评论民进党在疫情严重时的“外交”操作。

　　国台办先是以负责人身份就世卫组织涉台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在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肺炎疫情时，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伺机鼓噪所谓台湾参与世卫组织议题，国台办就此表明严正立场，奉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在世卫组织涉台问题上的政治算盘和政治操弄，“以疫谋独”绝不会得逞。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并炮轰，大陆一直为台湾获取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方面提供帮助，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在符合一中原则的前提下，为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北京甚至愿意让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然而，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方面的善意与诚意，卑劣炒作“国际防疫缺口”的言论，不断挑战一中原则，暴露其欺骗舆论、愚弄民心、打悲情牌和藉机谋求政治私利的险恶用心。
　　紧接着在2月9、10日，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连续两天实施战备巡航，以成体系出动驱护舰、轰炸机、歼击机和预警机等多种武器装备，检验多军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空中兵力经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巡航飞行，并进行针对性实战课目演练。随后，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发表谈话指出，行动针对台独分裂活动，称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这也是2020年东部战区首次主动对外释放军事行动的相关讯息。

　　可以说，民进党在机构与政策产出的内卷化之后，官僚与政策产出也跟着“痞化”，结果是官僚的操作更是横冲直撞不计后果，特别是在敏感的两岸关系方面，这种冲撞是否造成误判，导致两岸最终造成冲突，恐怕没人会有把握说不会。尤其是蔡政府第二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出现政策紊乱不堪，未来如果“内阁”不改组，同样一批人继续执政，必然只会加深两岸冲突的可能性，这才是最令人忧心之处。

　　六、民进党应避免内卷化效应

　　民进党在今年以“抗中保台”的策略赢得大选，但是民众被煽动起来的抗中情绪短暂难以消弭，这种抗中氛围徒然造成民进党官僚也陷入抗中的迷思，以为只要勇于抗中，必然获得人民的继续支持，国际社会也会对台湾更加另眼看待。

　　这种迷思只会持续扩散，让民进党会更勇于冲撞大陆，可是两岸关系的脆弱性其实是经不起民进党一再地冲撞与折腾，往好的方向思考，民进党的冲撞只会内卷化在台湾内部循环，不会跨出台海；往坏的方向思考，内卷化增温的情绪，可能更需要找寻发泄的出口，结果许多的动作也许会弄假成真，也许会刻意去对撞，这就难以避免两岸危机的发生。

　　所以，为了避免危机的发生，也期望危机能够受到控制，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秘书长杨幽燕在接受访问时就说，两岸之间是血浓于水的，这种爱源于内心，源于“一家人”的真情流露，可以看到两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已经是一种客观现实，两岸是隔不断、打不断的关系，这也是两岸几十年交流交往的必然结果。

　　民进党如果能够重新思考血浓于水的道理，回到命运共同体的两岸关系，这才是两岸避开危机的最佳方法。而为了子孙的幸福，民进党应该更有开放性的想法，以及多开扩同温层以外的人才进入“国家”权力体系，否则一再内卷化所产生的两岸对撞后果，台湾不可能再找到一艘“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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