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从二合一选举看台湾政治的新特征

此次台湾大选，给岛内政治生态增添新的样式。

　　中评社香港3月22日电/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兼院长李义虎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从“二合一”选举及其结果看台湾政治的新特征——一种结构分析的视角》。作者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给选情以致命影响、导致了后来的结果？如果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本文强调如下几个关键性原因：第一，所谓多种因素中既有内外因素，也有表里因素，它们发生了综合交叉、复合迭加作用，而不是单一机械作用。第二，这些内外、表里因素造成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而非人们熟悉的“钟摆效应”、“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这是观察这次选举及结果时绝不能忽视的地方。第三，除了前述原因外，更应回头查看、分析台湾内部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台湾政治有了新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大幅度推使本次选举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换言之，这些变化是多年来就形成的，并不是仅在这次选举中产生的；它们有些可能对选情及其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有些也可能只起了一些间接作用，但在总体上可视为理解当下台湾政治、包括选举操作的大的背景。文章内容如下：

　　前言

　　1月11日，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落幕。蔡英文以817万票优势获得连任，民进党仍然取得“立法院”过半席位，岛内政局将再次延续民进党全面执政的局面；韩国瑜并没有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因台中、高雄、凯道等大型造势活动的“挤爆—外溢”效应而创造奇迹，或国民党在选民平衡心理和钟摆效应下取得“立法院”更多席位，从而掌握制衡民进党执政的“立法权”。从相当意义上讲，这场选举是蓝绿阵营争夺政权的一场重大而激烈的较量，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岛内政局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动。虽然这样的选举不是社会革命意义上的争夺政权，但蓝绿阵营，尤其是民、国两党均费尽洪荒之力，经历曲折艰难，使用多种手段。一个要捍卫执政权保证连任，一个要光复政权翻转台湾。这就使得这场选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预期性弱，过程激烈，结果反常，影响多向。关于台湾选举的考察方法历来有多种，如各类民调、地下赌盘、网络声量、造势场子等，也要看政党实力及地方派系、宗教团体等的态度取向，①但这次蔡英文和韩国瑜对决的一个特点是，蔡民调高，韩场子热，致使过程与结果之间存在落差，现象与真相之间易生错觉，真的暗合了量子力学里的“测不准”原理。
　　对于这场选举，两岸学界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评析，但可以说是彼此各说各话，悬殊甚大。有人认为影响台湾选举的最大因素是香港“修例风波”，有人强调美国因素的影响极大化，有人归因国民党酱缸文化整合乏力，有人直指蔡英文民进党不择手段使用暗黑手法，有人指出青年世代一边倒反映了认同政治的巨大力量，有人说选民中间发生了钟摆效应，还有人总结了五大因素或六大原因。②总的来讲，让人感觉或者是各种内外因素都能说得很全，或者是剖析原因片面深刻（只讲一种）。但到底是什么原因给选情以致命影响、导致了后来的结果？如果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本文强调如下几个关键性原因：第一，所谓多种因素中既有内外因素，也有表里因素，它们发生了综合交叉、复合迭加作用，而不是单一机械作用。第二，这些内外、表里因素造成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而非人们熟悉的“钟摆效应”、“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这是观察这次选举及结果时绝不能忽视的地方。第三，除了前述原因外，更应回头查看、分析台湾内部这些年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台湾政治有了新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大幅度推使本次选举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换言之，这些变化是多年来就形成的，并不是仅在这次选举中产生的；它们有些可能对选情及其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有些也可能只起了一些间接作用，但在总体上可视为理解当下台湾政治、包括选举操作的大的背景。当然，本次选举也可能对这些变化因素产生进一步的形塑作用，给岛内政治生态增添新的样式。在这里边，近年来台湾政治结构几个大的板块（不单是蓝绿一个板块）的移动与民意结构的流变最值得注意。

　　一、蔡英文“总统”票和政党票之间的巨大落差说明了什么？

　　这次选举是“二合一”选举，但有三张选票，即“总统”票、“立委”票和政党票。蔡英文以较大优势获得连任，韩国瑜功亏一篑。“立委”选举部分，民进党取得61席，国民党38席，台湾民众党5席，时代力量3席，台湾基进党1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5席。③然而，对本次选举结果的一个观察点及质疑点来自于蔡英文“总统”票和民进党政党票之间比较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这种落差是瀑布式的，不是（二三个）台阶式的。在选举结果中，蔡英文得817万票，得票率为57.1%，韩国瑜得552万票，得票率为38.6%，两者之间相差265万。而在政党票方面，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党是非常接近的，国民党得472万，民进党得481万，相差才9万左右。就此，岛内网民质疑为何蔡英文的“总统”票比民进党的政党票多了336万，相差太远？蓝营群众不服气，瞬间也传出来民进党做票的传言，特别是曾任民进党中央副秘书长的李进勇是“中选会”主委，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但实际上，这场选举蓝绿对决的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不仅有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激烈较量，而且有整个绿营与整个蓝营之间的死磕式对阵，由此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入的影响。需要弄清楚裹在里面的情况是，在参选“立委”及得政党票的19个政党中，绿营涵括民进党、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及诸多绿营小党（如台湾基进、绿党、一边一国行动党、台联党等），也就是在民进党之外还有好几个绿营政党；无疑，民进党之外的这几个政党在以“总统”大位选举为标志的蓝绿对决中都会站在绿营方面。而其“总统”票与政党票存在着一种分殊与合并的关联，在政党票得票方面：台湾民众党158万票，时代力量109万，台湾基进党44.7万，一边一国行动党14.3万，绿党34万，台联党5万余；这些政党票加起来合计360多万（这部分票还没算上深绿的喜乐岛联盟，它得票2.9万），刨去少数选民可能投给其他人、谁也不投或出现废票外，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前面蔡和民进党相差的336万票的。虽然在政党票方面，大部分属于（各自）基本盘的票，即它们肯定会投自己党，但在“总统”票方面，它们只会投给蔡英文。因此，把民进党的481万票加上这些绿营政党的票，应该就是蔡英文选“总统”能够收纳的票数。
　　有人会说，在19个政党里蓝营不是也有好几个小党吗？确实有，而且数量接近绿营政党，不过这些蓝营小党的票加起来也就是71万多些（包括亲民党），如果去掉亲民党51万（这种票只会投给宋楚瑜和亲民党），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票源布局，说明着岛内选举的基本结构，虽然有19个政党参加选举，蓝绿政党数量看似比较均匀，但在选民队伍和基本盘（体现在政党票和“总统”票两个方面）上，显然蓝营小党不如绿营小党。小绿的政党票虽然分散且有的并不太多，但其有聚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功效，攒到蔡英文身上就出数了。但由于蔡英文“总统”票与民进党政党票之间落差太大，而其中小绿政党又容易让人忽视，不免会造成人们的即时性错觉，对选举过程与结果都容易看晕并且产生高度质疑。

　　综上所述，要想看清一场选举的实际结果，需要对投票率、得票率以及“总统”票、“立委”票、政党票的分布与涵义进行综合分析。在本次选举结果中，“总统”票显示民、国两党有实力有条件角逐领导人大位，仍然是岛内两支主要政治力量；政党票和“立委”票则显示现在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算是在台湾政坛可以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少数，一些小党也已经成为影响政局走向和选举运作的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

　　二、“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仍在发展强化

　　人们所常说的基本盘就是选举的结构，考察台湾选举首先需要看基本盘的移动，而基本盘最“基本”的是蓝绿基本盘。自太阳花学运以来，尤其是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政治结构出现了“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变化，虽然2018年“九合一”选举一度出现“回冲”现象，但这种情况在这些年来还是有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次选举结果说明，蓝绿基本盘的较大移动，是板块的移动而非仅是选民的权宜选择。具体言之，台湾政治“绿大蓝小”的结构自然反映在选票分布上，是绿营在整体实力上大大强于蓝营，在吸票能力上已经超出泛蓝五分之一，在“总统”票、“立委”票及政党票多个方面显示出“绿大”的强势。

　　其实，今年选举的三张票均可反映出岛内政治结构的某种变化，但政党票的分布更能反映其目前的实情：第一，“绿大蓝小”结构和“绿长蓝消”态势有新的扩张性变化，不仅体现在民进党对国民党的优势，而且体现在绿营小党对蓝营小党的优势。这些年，小绿出现了时代力量、民众党这样的有些影响、跨过“政党门槛”的党，并开始冲击各种类型的选举。在本次选举中，小绿的政党票成倍高出小蓝的政党票，小绿取得够数“立委”席位并能组成“立院”党团的政党可以扮演“关键性少数”，小蓝则失去了进入“立院”大门的机会（连亲民党也未得1席）。因此，“绿大蓝小”的一个新特点是，小绿有较大幅度扩张，政党票得票积少成多，说明其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身后的支持者还是有一些的。小蓝则政党票得票率低，说明社会基础薄弱，选举动员能力弱。当然，在总体上，这些年大绿小绿、深绿浅绿都有所扩张，绿营整体上有扩张，但小绿、尤其是深色的小绿比较突出。这种背景恰恰是蔡英文在选举中打“主权牌”、“安全牌”，高喊“芒果乾”屡屡奏效的重要原因。蔡的胜选说明岛内政治在结构上仍未脱蓝绿对决。
　　第二，小绿跟大绿的合分关系特殊，既有合又有分。在“立委”选举和政党票方面，绿营内部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在大位选举这一块存在着小绿归大绿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投射到本次选举，就是由于只有蔡英文有实力去选、有把握去赢，所以它们还是将票集中在她身上，投票给她。蔡英文的“总统”票比韩国瑜高出265万，实际上是仰仗小绿的拥戴票，小绿虽然对民进党的路线政策并不满意，包括抵触蔡英文的两岸论述，但在大位选举时仍然会出现回流现象。这是导致韩国瑜费尽洪荒之力也没能取胜的关键原因（另一个原因显然是没能争取到青年人支持）。在这次选举中，韩宋的票加在一起也无法超过或接近蔡，蓝营小党的票加在一起也无法超过或接近绿营小党。当然，蔡英文在选举中所采用的策略，如激化蓝绿对决、高唱“芒果乾”打“主权牌”及推出蔡赖配最佳搭档，刺激了绿营投票率，不仅稳固了基本盘，而且有效收纳了小绿的支持。

　　但是，需要看到，今后每四年一次的“二合一”选举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小绿跟大绿在利益分赃、理念左右（是更左还是更右）、统独问题、两岸政策以及公共政策上有很多矛盾，如去年喜乐岛联盟与民进党在东奥公投、台湾正名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与冲突，一边一国与民进党蔡英文在权谋与利益上的纷争，台联党这样的深绿老绿对蔡英文在“台独”问题上的不满，等等。因此，在某种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小绿是否往第三势力那边靠拢，或自己会变身第三势力，就仍值得观察。这次选举前期及后期，先后有过“三角督”和“小三角”的局面，第三势力也酝酿过推出“总统”候选人，如果真的去选，他们的选票除了自己人（民众党、柯粉与“郭家军”、郭粉）的之外，肯定还会寻求一些小绿的支持；而到2024年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和脱离了国民党的郭台铭的动向，以及他们跟小绿、小蓝的关系，就都是考察的重要指标。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小绿的扩张，提示人们在岛内政治运作中不可忽视小绿政党，特别是它们在今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不会冲击未来大位的选举（民众党、时代力量）。多年来，台湾政坛涌现出好几个小绿政党，不少小绿在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上是深绿，由于对民进党“渐进式台独”或“温和台独”不满而另起炉灶。在政党实力方面，民众党、时代力量都有了100万以上的支持者（民众党政党票158万，时代力量109万）。某些小绿政党所起的作用，促使了社会气氛更独，是危险性更大的一股势力；某些小绿政党则也不排除有“统独”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但它们在台湾政治势力消长中，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获取较多政治资源、吸引更多支持者，是需要冷静看待的。

　　第四，台湾政治整体上“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意味着，国民党在政治影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主要反映在其操弄蓝绿矛盾、进而操弄蓝绿对决的能力在下降，因为蓝绿谁大谁就有操弄蓝绿矛盾的能力。在这样的结构下，蓝营要在岛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足以在更大程度上反击绿营，就需要有其他的路数或办法。包括这次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斗法，是在蓝绿结构中稳住蓝营基本盘，但在蓝绿结构之外同时联合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尽管“绿大蓝小”的结构很难改变，但若能成功建立反蔡联盟（或反民进党联盟而非反绿联盟），使之发展壮大，就有可能在力量上气势上大于对手，在选举中真的翻转政治行情、走向执政权。韩国瑜这次本就要这么做，但只可惜功亏一篑。

　　总之，台湾政治总体上“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仍然有所强化，这次选举的结果便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它将改变我们对选举运作、乃至于日常政治运作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即拿国民党与民进党比是一种陈旧的比法，拿整个蓝营与整个绿营比、拿蓝营与绿营内部的动态势力分布比是新的有效比法。这其中，不能忽略那些小绿，这些年它们有所扩张；但绿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小绿与民进党间会不断发展膨胀的矛盾，有小绿因其散而呈碎片化、因其小而呈原子化这样不好克服的问题。这种情况对它们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无改进也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三、岛内政治中也涌动着“政治泛化”现象

　　蓝绿对决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极化现象，或曰两极化政治，人们可能会想到在它们之外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但实际上，虽然这是多年来学界议论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话题，岛内亦有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但第三势力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很难拥有发展空间，号称第三势力的政治人物虽不乏人在，但只是口中说说、很难见到真章。应该看到，台湾政治中“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意味着某种政治极化的情况，而在此同时，近年来岛内政治中也涌现着某种政治泛化现象，即在蓝绿阵营之外出现了多种泛在的力量，但它们不是第三势力，也不是中间力量。因此，这里提出“政治泛化”的概念，旨在强调多年来台湾政治中已经普遍存在着泛化现象，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反而只是政治泛化的一种反映，这种努力映衬在政治泛化的背景下；也恰恰由于政治泛化的存在，第三势力自身没有真实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泛化这个概念更能描述、解释超越蓝绿政治的冲动及其相关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跟美国国内政治更多出现的是政治极化现象有些不同，在台湾政治中，政治泛化与政治极化是并存的关系，在近年来它是时常搅动台湾政局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政治现象。

　　首先需要区分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两个概念。政治极化本来是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新术语，但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在世界各地不断推延开来的政治现象，也已引起各国政治学者的注意。有学者认为，“政治极化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美国的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④在台湾，政治极化意味着政治结构的两极化，是蓝绿政治的结构性紧绷，在日常的政治运作中存在着蓝绿对峙攻防和“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恶斗，各自阵营的支持者则是蓝者恒蓝、绿者恒绿。在选举过程中，政治极化会有更为突出的表现，如蓝绿两大党固守彼此基本盘、号召浅色选民归队以及吸引中间游离选民“选边站”。一般而言，深色选民不仅在平时的政治对垒运作中是坚定支持者，在舆论上是铁杆粉丝，而且在选举过程中最容易归队，至少在最后关头会坚定回归基本盘，成为投票日的“铁票部队”。而对于蓝绿政治人物来讲，操弄蓝绿对决的目的都在于通过激发自己阵营投票率的最大化，使有些意志不坚的浅色选民坚定复盘，从而造成自己得票率的最优结果。在岛内政治中，由于单一选区两票制使得两大党占据最佳政治位置，足以动员和组织最多的政治资源；因而现有的选举制度对两大党是最有利的，也容易造成政治极化，而且是两大党的两极化。在选举中，政治极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蓝绿对决，最常见的手法是鼓噪民粹政治，包括使用抹黑对方的口水战、或某一方奥步等。

　　政治泛化则是本文作者所提出的一个广义用语，在含义上它比第三势力、中间力量更宽泛，在客观上则说明一个泛在的政治现象，指称那些松散、成分杂、多类别的势力组合。因此，就概念使用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政治泛化的字义固然取自泛绿泛蓝中的那个“泛”字，但前者显然又比后者含义更广、指向更多，与后者的单纯性强、同质性高相比它更庞杂、更具有异质性。“泛化”的组织成分、成员来源一部分是浅绿和浅蓝，一部分是白色力量及中间选民，一部分是小绿小蓝（多是深色的）。换言之，泛化力量有往中间靠的，有（从蓝绿阵营）往外走的，有超越蓝绿自闯天下的，有不问蓝绿只问苍生的，有裹在蓝绿阵营却也有意与之保持区隔或做切割的。二是这里之所以使用政治泛化，而未用第三势力、中间道路等，是因为第三势力始终无法有效整合、难于成事，在蓝绿政党之外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势力（政党、团体、人物）确实存在，但它们所呈现的常态是自在的、分散的、游离状的，在背景来源、组织成分、政治立场、“统独”取向等方面均呈多元化的特征；在某些特定时刻可能会推出某种形式的“梦幻组合”，在另一些时候可能又变组成其他类型的组合，但多是临时性的和权宜性的。故而，用政治泛化来说明这种政治多动症的存在可能更为合适。
　　进一步地说，政治泛化在台湾有着越来越强的政治意义，这就是走蓝绿政治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在两大党之外聚集另一种力量。在西方政治中，走第三条道路也属于某种特定情形下的政治泛化现象，广义上还包括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奉行的第三条道路政策。而在台湾，“超越蓝绿”、“从蓝绿恶斗中解脱出来”并未公开表明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但显然是政治分野中的第三种选择到第N种选择。在政治结构上，它意味着无极化、去中心化；在组织形态上，它意味着政党小微化、结盟组合的权宜化；而在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上，它意味着多元化、杂牌化。在政治功能方面，政治泛化可能表明政治结构也有松动的一面，也有再变化的一面，蓝绿边缘支持者、白绿、中间力量（选举时都是选民）也可以选择支持其他政党、政治联盟或政治人物。近年来，政治泛化现象涌动并且有所强化的原因，一是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业绩欠佳，引起并积累了社会上的诸多不满情绪；二是多年来形成的蓝绿恶斗、极化怪圈让社会普遍不满，特别是蓝绿浅色选民、中间选民对现有政党政治的表现极度厌倦，社会上一直有要突破蓝绿政治的广泛要求；三是一些政治势力显示出不受蓝绿政治束缚、走其他道路的意图，并不断尝试进行重新的政治集结，如组党、成立团体、参加或介入选举等；四是某些政治人物想有所作为，他们打出“超越蓝绿”的口号，搭建新的政治舞台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然，政治泛化现象也有自己严重的问题：一是碎片化存在，是一种泛在。由于可以归拢到政治泛化范畴的成员来源多、背景杂，很像“政治超市”，这使它们很难走在一起，形成一支团结的政治力量，或哪怕组成类似于统一战线那样的联合。因而在组织形态上则呈现出碎片化、弱组织化或微组织化的特点。二是诉求复杂多向，众口难调。泛化力量在信仰基础、政策共识方面都是各唱各的调，虽然它们在争取更大政治空间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方面很难融合，甚至是对立的。在选举期间，作为政治泛化背景的选民如同中间选民（有些本身就是中间选民）一样都有很强的游离性。三是政治发展空间仍然有限、有待突破。现有的政治空间仍然对蓝绿两大党有利，它们更容易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泛化力量依靠自身的实力，很难有更像样的政治作为。四是缺乏代表性人物。在本次选举中，尽管有柯文哲、郭台铭、王金平先后有参选大位的动作，但最终泛化势力无法协调出候选人，即使柯文哲成立了台湾民众党、郭台铭组建了“郭家军”也无济于事；而这些人算不算是泛化力量的代表，也是个疑问——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说到这里，还需再专门归拢一下政治泛化现象与第三势力的关系。这次选举前，大家也在议论岛内第三势力是否存在，郭台铭、柯文哲的某种活跃，台湾民众党的成立似乎加深了这种认识。但严格说来，如前所述，台湾只有泛蓝、泛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泛化力量，没有真实存在的第三势力。在台湾，如果你要问谁是第三势力？是很难回答的。说得白一点，议论这么多年，但第三势力是谁始终是个虚幻成分更多的问题，在政治泛化的条件下不好辨认第三势力，实际上也就是还没有第三势力。而经历这些年的选举，“泛”的部分进一步扩大，在人们的理解上它容易与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混淆，也许在客观上某些泛化力量确实向中间地带靠拢了，也有要组建第三势力的努力，但不可能形成在政治人格上完全独立的、在力量构成上成气候的第三势力，或许泛化力量覆盖了第三势力或中间势力，或许泛化现象的去中心化无需第三势力的出现。虽然在近年、包括选举期间出现了号称代表第三势力或被认为是第三势力背景的政党和人物，但它基本上是有代表（甚至有小型政党）、无强大组织载体也无太大政治运作空间。在选举最后关头，“泛”的部分的选民或者仍然回归其原有的基本盘，或者转而支持某些小党。这既是柯文哲、郭台铭最终放弃选举大位的基本原因，也是选举后期无法发生韩宋弃保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疑，在台湾政治中，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是并存的两种现象。绿长蓝消、极化与泛化都会带来板块移动，因而均需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政治极化盛行的同时也有政治泛化的崛起与扩张，后者已经成为岛内政坛新的现象级存在。当政治极化发展到顶点时，便是政治泛化对政治机器的重启；虽然蓝绿势力组合分化、力量消长仍会不间断进行，但也已经有了要突破、变动现有政治结构的努力。长期以来，泛蓝泛绿浅色选民都有向中间移动或向外出走的现象，他们也希望有更多自己的声音，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希望有自己的某种组织形式。泛化力量的发展前景取决于能否突破两大党格局，真正超越蓝绿，跳脱两极对决；也取决于自身的有效整合和能否开拓出更大的政治空间。而无论如何，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的相互拉扯，共同构成了台湾政治发展的动态光谱，这个光谱极为令人晕眩。

　　四、只有“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哪里有什么“钟摆效应”、“骨牌效应”

　　由于诸种因素的复杂多元、交叉互动、迭加博弈，过去常常发生于关键时刻的“钟摆效应”、“黑天鹅效应”、“骨牌效应”这次并未现身，相反，影响选举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其实香港问题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尽管双方激烈较量，手段使尽，但蔡胜韩败更多是因为发生了这两种效应。对于台湾选举的复杂性，绝非有些人说的还有什么“钟摆效应”，恰恰是“灰犀牛效应”、“蝴蝶效应”有明显表现并导致了人们有些惊诧的结果。

　　“蝴蝶效应”的比喻最早是指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在几周后造成了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大风暴。后来借喻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关联、非常微小的事情，却可能给另一地方（甚至可能很远）带来巨大改变，乃至于产生无法阻挡的巨大连锁反应。⑤如，发生在台湾的陈同佳凶杀案导致了去年持续数月之久的香港“反修例”风波。又如，去年大陆猪肉价格上涨使副食品乃至整个食品价格接连上涨，进而扩及金融领域引发了一些未曾料及的问题。再如最近人们举的例子，徐峥的《囧妈》受到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不得不放弃院线而改为线上收看，而这一举措开中国电影业之先河，纯属意料之外。“灰犀牛效应”是指一些附近的恒在因素让人们司空见惯、不受重视，但它却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意想之中、意料之外的大概率事件，⑥就如灰犀牛慢吞吞地走在你身边，但突然向你奔来让你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能够逃脱的几率微乎其微。与“黑天鹅效应”那种小概率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件不同，“灰犀牛效应”指的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效应”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效应”不是指随机突发事件，而是指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灰犀牛》作者渥克曾拿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集中爆发、飓风卡特里娜和桑迪，以及大桥坍塌和摇摇欲坠的城市基础设施等举例，说明“灰犀牛效应”在事前均出现过非常明显的迹象。⑦

　　蔡英文选情颇有后期蹿升之势，一些原本无关或足以避开的内外因素催生了“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对选情颇有意外功效。虽然蔡英文民进党无法亲自制造这些效应，但他们却充分利用了其产生的迅即性影响，捡枪捡炮，借力使劲，有意造成有利于提升选情的“抗中保台”同温层，稳固了基本盘，吸引了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其中，这两种效应所形成的同温层，在青年世代那里效果最彰，产生了更直接和更有效的影响，不仅促使台青追随其话题，“自觉”接受洗脑灌输，而且在选举心理、投票行为上受到诱导，他们几乎一边倒，九成票投给了蔡英文。这可以视为“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的典型案例。
　　本来，选举初期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并不很高，党内初选还遇到赖清德的严峻挑战，前景并不看好。但去年6月突然爆发的香港事件让她岂止是捡到枪，用黄光国教授的话讲“简直是捡到了炮”；⑧由于“一只蝴蝶飞到她的身旁”，提供给她利用“蝴蝶效应”的现成武器，她更藉此做足文章。在香港事件的发酵时刻，蔡英文大打“主权牌”、“安全牌”，强化“辣台妹”角色，放肆攻击“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鼓吹“要选国民党，明天是香港”。由于台港联动性的提升，她巧用此制造新的话题，不断贩卖“芒果乾（亡国感）”，树立其防卫“主权”、守护“民主”的形象。其“辣台妹”加小清新的形象，确实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有较强的吸引力。而这一年来，蔡英文还动用执政资源，掌控媒体促其“全面绿化”，进行网军操作；特别是藉助现代社交软体的广泛传播功能，推出高收视率的网红（如鸡排妹、波特王）视频节目，通过造谣污蔑、歪曲事实等手法，攻击抹黑对手，丑化大陆政府与社会。在污名大陆方面，蔡英文和绿媒可以说是用尽心思、不择手段。在这方面他们选择性地进行“爆料”，选取所谓新疆“职业技能教培机构”等，先入为主地制造话题，编辑谎言故事，使其产生扩散变异效果，在台湾人心目中树立大陆的负面形象。虽然这些事例本与台湾选举并无直接关联，甚至毫不搭界，但都成为蔡英文和绿媒攻击的口实和素材。经过一年多反复连贯的宣传散播、话题诱导及刻意歪曲放大，在皮下注射原理的误导下和青年群体“同侪效应”的推使下，让台青对大陆的负面观感不断巩固形成定见，从而将此移情到投票行为上。可以说，通过上述看似无关事例产生的“蝴蝶效应”，蔡英文成功培育起“抗中保台”的同温层，拉抬选情蹿升成势。

　　如果说“蝴蝶效应”较多来自外部，那么“灰犀牛效应”则在台湾内部就有。蔡英文们知道，利用这种效应对选情也大有好处。本来，台湾最大的“灰犀牛”是经济社会问题丛生，是蔡英文的执政败绩，是两岸大环境的恶化。假使蔡英文仅仅凭藉自己的执政优势、连任惯性，选前开出教育、医疗、养老等支票，加上攻讦对手“亲中卖台”这种惯用的抹红战术，在她自己“最大灰犀牛”劣势面前，并不能保证她顺利当选。但长期流行的民粹政治和作为岛内主要矛盾的“统独”矛盾，也是另一只“灰犀牛”。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岛内政治生态“绿大蓝小”，认同层面的“台湾主体意识”滥觞，这些一直都是显在的事实，形成了某种“反中抗中”的小气候，给这头“灰犀牛”发作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特别是台青的认同已经发生嬗变，其在意识形态煽情下的政治选择、包括选举动作都一直成为大概率事件，“天然独”只是一个表面说法。由于蔡英文和民进党擅长于进行“台独”理念和民粹主义的操弄，将蓝绿对决与“统独”矛盾密封打包是其拿手好戏，所以，蔡英文会毫不犹豫地锁定选举主轴是打“主权牌”，基本手法是激化蓝绿对决，让绿营支持者相信自己是“捍卫主权”、“抗中保台”的不二人选；这样就足以使“绿大蓝小”政治结构和岛内认同结构发酵出作用，启动另一头“灰犀牛”，使其奔跑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能够在蔡英文选情上发生催化效果，也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青年人都更多置身于网络社会、而非现实社会。⑨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催生类似于“皮下注射”的效果，从而更能直接受到“蝴蝶效应”与“灰犀牛效应”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催出倍增效果。二是青年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其他年龄段少有的“同侪效应”，大多数青年人有从众心理。这种“同侪效应”和从众心理容易加剧“蝴蝶效应”，从而形成青年群体中较为稳固的同温层。“蝴蝶效应”较多地体现在青年族群一边倒、外部因素刺激这样两个方面。三是需要有制造话题、设置议程的能力，甚至不排除有伦理越线诉诸造谣等不端行为。民进党、蔡英文本就擅长于制造话题、引导议题、谎言叙事。在蔡韩对决中，蔡在锁定“主权”选举主轴后，即以“芒果乾”口号、“辣台妹”角色外加小清新形象，加之绿媒扭曲事实重构事实的操作，建构起了同温层话题的逻辑链条，客观上起了助选情、吸选票的作用。蔡英文民进党心里明白，制造或利用“蝴蝶效应”，更能摆脱奥步的坏形象，成本更低而效果却更好，更能借力使劲。
　　这场选举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在影响、诱导民意方面还是有一些显着效果的，如何利用对选举期间的民意塑造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对这次选举有较大影响和产生明显效果的是“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不是“钟摆效应”和“骨牌效应”，也没有发生“黑天鹅效应”。有人在这次选后还用“钟摆效应”形容、分析选举结果，是很不准确的。在研究方法上，这仍然局限于传统分析框架与方法，“钟摆效应”、“黑天鹅效应”等属于线性思维，而“蝴蝶效应”、“灰犀牛效应”则需要研究者以立体思维、复合思维、联动思维为主，分析框架肯定带有后现代的特征。料想今后，用话题能力加新技术工具培育形成同温层，将在各种类型的选举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新型选举战术。这就取决于话题设置能力和技术支撑，是思想与技术的即时性结合。

　　五、“韩流”表明岛内社会存在着政治对冲现象

　　尽管选举结果反映了“绿大蓝小、绿长蓝消”的结构特征和政局走势，但还需要注意到的是，本次选举中确实有“韩流”的存在，毕竟韩国瑜在蓝营整合并未发生最终效果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552万票，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因为它代表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和另一种社会现实。

　　选举后期冲刺阶段，韩国瑜造势的那些场子可以说是人多势众，用发生革命、盛大节日来形容也并不过分，一时间媒体使用最多的字眼是“挤爆”和“外溢”，确实有一种“挤爆—外溢”的现场效应，这一度让某些人坚定预判韩国瑜可能取胜。不难发现，从选举声势和场面看，确实是蔡的民调高、韩的场子热。这种看似很矛盾、很诡异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在台湾政治中发生着一种“对冲效应”，在政治地层深处积聚着一股对冲的力量。从选举布局来说，有先前的“三角督”，后来有个韩蔡宋“小三角”；但“韩流”的再现，呈现出的是一幅各自能顶半边天、看似五五波的图景，谁都明白最终选举冲刺还是韩蔡的两极对决。韩蔡对决的实质含义就是岛内政治中的对冲效应已经台面化了，代表着依靠蓝绿对决还是依靠庶民革命两种政治路线，以及意识形态挂帅与经济民生挂帅的两条选举路线。从一开始，这种对冲就预示着这将是一场与以往历次选举分量不同、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选举，因为其前景将会出现令人奇怪的两个矛盾着的情况，即：若蔡胜选必是蓝绿对决的结果，蔡英文的竞选策略就明显表明她完全依赖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若是韩胜选必是庶民运动的胜利，是反蔡联盟的胜利，是“韩流”的胜利；这同时意味着不是韩在蓝绿对决中获胜，当然也不单纯是国民党和蓝营的获胜。反蔡联盟、庶民运动超越蓝绿政治，是对蔡英文民进党各种不满的集中、集聚和强力反弹，是民怨的总体爆发。选前，在韩国瑜阵营有个词很流行，叫“翻转”。韩本来是具备这种翻转的条件，如果翻转成功将是结构性翻转；韩最终也确实激发出了蓝营与“韩粉”的552万票，在蓝营动员力方面可以说达到极限（其他蓝营政治人物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韩国瑜竞选团队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下架蔡英文”、“翻转台湾”。他发动了很有声势的庶民运动，把厌恶和反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人都发动、团结起来。但经过激烈较量和大型造势，这种翻转没有成功，它聚集了足够的人气，却没能赢得够数的选票。然而，无论如何，“韩流”蕴藏着的政治对冲因素、以及这种对冲中浮现的社会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对今后政局走向仍然有影响。
　　这主要在于：第一，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到这次“二合一”选举，“韩流”的两次出现绝非偶然。从这次韩国瑜的场子看，“韩流”掀起的对冲程度也并不低，选举态势已非五五波，但又看似五五波。几场大规模造势活动对蔡英文选情产生了实质威胁，使民进党继续执政之路遇到劲敌。“韩流”之所以能掀起政治对冲的巨大漩涡，在相当意义上，是韩国瑜阵营确实利用了一直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韩流”所产生的对冲效应，反映了岛内社会普遍存在（不是个别存在）的矛盾、裂痕、伤痛是真实的，如阶级、世代、地域、南北、族群、政党、蓝绿、认同等，还有庶民与精英、经济与政治、两岸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多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交叉互动、迭加博弈，使台湾社会处在问题丛生、前途茫然的状态。每一次选举都是矛盾集中爆发与直接对撞的过程，都会经历一次社会撕裂的巨大阵痛。韩国瑜以所谓“劳苦大众”、“庶民阶层”代言人自居，一句“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也吸引了众多民众；这向台湾社会强烈暗示，“韩流”并不是韩国瑜个人的运动，而是一场社会运动。反蔡联盟、庶民运动是突破蓝绿界限的，是各种民怨、不满的大集合，它显示出的一定气势，有反映人心向背的一面，有反映人心思变的一面。当然，“韩流”的对冲没能导致蔡英文落选，在对冲力度上也没能最终冲破蓝绿政治结构，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存在、政治现实，也是另一种政治结构。今后，它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缺乏号召人物、缺乏组织条件（是否还有号召人物、组织条件），还有能否与其他社会势力结合，如搭建蓝白组合。

　　第二，“韩流”恰恰反映了台湾政治中确实存在政治泛化的背景。显然，政治泛化是“韩流”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泛化力量对蓝绿政治的突破与超越给“韩流”提供了得以发展成势的历史机会。韩国瑜没能最终取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明显的是缺少经济蓝知识蓝精英蓝的稳定支持，未能获得年轻选民的认同，国民党整体的不团结（包括党内初选开局不利），以及赵少康喊话的弃保效应并未发生（来得太晚，都是快闪，也不可能发生）等等。但是，“韩流”本身是跨蓝绿的，除了蓝营支持者外，“韩粉”中很多是中下层民众，也就是庶民。韩在趋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能够得到中老年群体的力挺，也是难得的。甚至可以说，韩国瑜除了在国民党和蓝营基本盘获得支持外，肯定在泛化力量范围内赢得了支持者。反蔡联盟是突破蓝绿界限的，是各种民怨、不满的大集合，虽有临时性质，但还是可能在各类选举和日常政治运作中起作用的。这就说明，今后“韩流”（如果还有）仅仅依靠国民党的支持或蓝营的支持是不够的，它需要在泛化的群体中找到更多支持者，在政治泛化中的其他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那里找到盟友。

　　第三，这自然提示人们，蔡英文胜选赢得了好看的面子，却并未解决台湾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化解民间的疾苦和怨气，甚至很多问题见不到解决前景。长期孕育在台湾社会内里的阶级、世代、地域、政党、族群等诸多矛盾，近年来不断发酵激化，是台湾社会真正的“灰犀牛”，在蔡英文连任后仍可预期无法一一解决。蔡高唱的“主权”、“安全”、“价值观”，容易在选举时发挥吸票作用，但不能当饭吃，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台湾报纸在选后即发表评论说，“天然独”终将在“闷经济”的苦果中觉醒。⑩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诸多社会矛盾，若有哪个矛盾激化并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就会激起久已存在的政治对冲效应，从而影响到台湾政局的走向。

　　结语

　　本文意在强调，台湾政治并不是铁板一块，要全面辩证地看，不能孤立片面地看。“绿大蓝小”的结构、政治极化与政治泛化的并存、“韩流”（或“X流”）引领的政治对冲效应，都是显着存在的事实，也已成为台湾政治的几大主要特征。在这次选举中，它们表现尤为突出、集中呈现，但其演化发展并不仅仅限于此；也就是说，今后这些仍然是台湾政治中要继续延伸的主要脉络，它们既分别存在又相互联系、既交错发展又复合博弈，这将使台湾政治呈现出波浪式发展的全景。与此同时，并不排除伴随着新的“蝴蝶效应”和“灰犀牛效应”适时显现。就此而言，并不要以为一次选举结果就框定了今后的政局走向，不仅要看到蔡英文狂胜的一面，也要看到政治泛化已经撕开了蓝绿极化的口子，还要看到与其如影随形的政治对冲效应。在选后回归经济面、民生面、公共生活后，社会矛盾如何发酵，政治泛化就可能如何跟进扩张，政治对冲效应就可能再掀狂澜。在此情形下，蓝绿政治版图的挪移，极化与泛化的复杂较量，经济与政治来回拉扯，民意流变的续章，都值得继续观察。特别是，遇到新的激励性和扩张性条件时，政治泛化与政治对冲效应更可能迭加骤现，因为其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政治与社会结构，而不是偶见的现象。

　　正所谓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今后台湾政治的关键看处，是在诸多相互纠缠的因素下能否出现最勇逆行者和最强翻转者。
　　注释：

　　①这次选举中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各类民调、地下赌盘、网络声量、造势场子等指标彼此间十分矛盾，透露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信息；对地方派系、宗教团体等因素的估计也比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更复杂，如王金平和他背后的地方派系到底支持谁；而有宗教背景的妙天（国政联盟）在韩蔡之间的态度游移变化也颇令人惊诧。

　　②相关分析文章、专题采访在中评网发表最多也最集中，可参见中评网2020年1月11日以来的相关分析。

　　③见新华社2020年1月12日根据台湾报纸的综合报道。

　　④在分析美国国内政治时，不少学者都用“政治极化”形容其特征，包括对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的政治结构和选民结构进行分析。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何晓跃：《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与生成逻辑》，《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李海默：《对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一种新看法》，澎湃新闻2018年12月30日；在这方面较为权威的著述可见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里纳(MorrisP.Fiorina)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不稳定的多数派》一书，系统解析了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及意义，在美国政界、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见MorrisP.Fiorina:UnstableMajorities，HooverInstitutionPress，2018.

　　⑤“蝴蝶效应”原本属于气象学范畴，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N.Lorenz）最早提出的概念。1963年他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后此概念广泛用于解释经济、社会、语言等领域的相关现象。

　　⑥（美）蜜雪儿·渥克着：《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2页、第48页。渥克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警示人们，为什么一些大概率、影响大的事件却常常被无视，而导致严重后果？她试图告诉人们注意和防范那些明显的、大概率的危机事件，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它要揭示的是：危机正向我们走来，但我们什么都没做；同时它又让我们明白：我们有能力解决危机。

　　⑦渥克详细描述并分析了灰犀牛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混日子（得过且过，拖延症）、判断（但犹豫不决，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惊恐、行动或崩溃。见《灰犀牛》，第31-36页。

　　⑧2019年11月中旬，黄光国教授来北京大学参加第五届中华文化论坛前见面讨论时所说的观点。

　　⑨这次选举的一个特点是，青年世代似乎对造势的场子兴趣不大，他们的投票取向也不受场子冷热的影响，倒是受网络、新媒体、自媒体及网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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