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权：密切注视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的议程

　　中评社香港4月9日电／澳门新华澳报今天发表富权的文章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经有一百四十多万人感染及确诊，近十万人死亡，而且相关数据还在以倍数的速率增加，威胁者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因而已经将近一个月未有开会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于今日召开特别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

　　新冠肺炎流行以来，美国纽约是重灾区，成为又一个“武汉”，是全球疫情的第二个“震中”，连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也不能幸免，有多位工作人员染病，因而除了是停止游客入场参观之外，大部分的联合国职员与各国代表团的外交官都在家工作，避免被感染。有些活动尤其是聚集性的活动，基本停摆。而安理会也从三月十二日之后，一直没有开会。曾经有一些安理会成员国以安理会必须在三月二十六日将负责制裁朝鲜的联合国专家的任期延长一年，及将进驻东非索马里的维和部队任务延长一年为由，要求在三月二十六日举行会议。但由于有部分安理会的成员国要夹带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议程，尤其是常务理事国美国极力主张在相关会议及文件中必须指明病毒最先出现在中国，且有多国曾公开质疑中国“隐匿疫情”，因而遭到安理会三月份轮值主席中国的张军的反对，而且俄国、南非也持反对态度，因而这次会议未能开成。

　　张军卸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后，四月份的轮值主席，由多米尼加驻联合国大使出任。德国、比利时、多米尼加、爱沙尼亚、印尼、尼日利亚、圣文森及格瑞那丁、突尼西亚和越南等共九个非常任理事国便在四月一日联名致函四月份轮值主席多明尼加，要求尽速召开会议，商讨抗疫对策，立即获得多米尼加支持。这九个联名致函的理事国认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阻止安理会开会、瘫痪这个组织的行为，相当不负责任”云云。去年才与台湾当局“断交”但据说对北京尚未兑现援助承诺而不满的多米尼加，接受了此要求，并敲定在今（九）日举行安理会特别会议。由于疫情的原因，会议采取视频闭门会议的方式进行。其议程，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全球停火的呼吁、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对维和行动的影响以及人道主义活动等。古特雷斯还准备向安理会通报疫情局势。

　　由于参与今日特别会议的安理会成员国，不但包括今年一月起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台湾当局“友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还有不久前曾经公开感谢台湾当局援赠医疗物资的美国、德国及比利时等成员国，因而这些国家是否会在今日会议讨论全球疫情及国际因应作为的过程中“发难”，就值得注意。
　　文章说，本来在安理会某些成员国推动于三月二十六日开会时，就主张安理会应当通过一份声明，其中美国美国极力主张在相关会议及文件中必须指明病毒最先出现在中国，且有多国曾公开质疑中国“隐匿疫情”；而由爱沙尼亚草拟的声明稿中，也呼吁因应疫情要“完全的透明”等措辞，被认为这是附和美国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张军的反对。而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声明的发布需要安理会十五个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这次特别会议，除了是苏亚雷斯秘书长作报告之外，美国可能会提出，作为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问题，并以不向世界卫生组织捐助经费以至是拒绝缴交所分摊的会费作要挟。此外，美国是否会发起“追究”中国“隐瞒”的责任，也有待观察。

　　如同以往的类似会议，都有“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台湾“邦交国”，提出台湾问题那样，这次也将不会例外。实际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就将藉着抗疫的议题，提出“台湾经验”，并将会提出台湾当局参加今年及以后每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问题。

　　对于所谓“声明”，倒好办。一方面，张军大使正好趁此机会，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抗疫中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不惜作出巨大牺牲，以“封城”、“封省”等极端措施，为全世界争取到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又不顾自己的“伤痛”尚未完全治愈，而先人后己，积极援助各国。至于所谓一些物资“不合格”的问题，除了是某些戴着有色眼镜的政客和媒体“将树木当作森林”之外，其中也有这些国家循正当渠道进行采购而致。

　　而在“声明”的本身，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务理事国，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拥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否决权”，其实是个“好东西”。因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务理事国中，苏联/俄罗斯使用“否决权”最多，达到一百三十一次；美国次之，也有八十四次。但中国最少，连同一九七一年之前，台湾当局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共也只是十四次。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理行当然地成为常务起，到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只是使用过两次。尤其是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后到此时，一直没有使用否决权，可说是“惜‘否’如金”。可能是当时国家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且与美国的关系也较为畅顺之故。
　　一九九五年夏，李登辉访问美国并公开发表“台独”言论，时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的姜殿铭，曾问笔者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予以反制。笔者回答说，适宜在必要时，尤其是针对美国抵触联合国第二七五八号决议的涉台作为时，使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否决权，并用好用足用尽。后来，中国从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到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一共使用了十一次否决权，但基本上是与叙利亚、委内瑞拉、缅甸等事态有关，而没有针对美国等国家抵触联合国第二七五八号决议的作为行使否决权。如果在今日的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中，有成员国敢于提出抵触第二七五八号决议精神的所谓台湾当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中国就应当理所当然地投下否决票。反正，特朗普已经与中国“撕破脸”，中国没有必要再“投鼠忌器”。

　　去年七月，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务理事国时，蔡政府欢欣鼓舞，认为其将会在安理会中，为台湾当局争取利益，而当时的国际社会，也以“台湾‘外交’挖到金矿”来形容。此次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不但参与联名致函发起特别会议，还准备在会议中谈及“台湾抗疫经验”。再加上蔡英文刚宣布向美、欧、东亚国家及“友邦”提供医疗物资援助，获得对方公开表达感谢，在此氛围下，今日的会议可能会围绕着台湾的议题，“群魔乱舞”。

　　其实，台湾的防疫工作，在全球并非最好，反而澳门更好。而且，中国大陆也直接间接帮忙。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承认，在两岸制度性联络机制已经“停摆”的情况下，大陆从一月初起就通报疫情，而且几乎是“每天必报”。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刚爆发时，正逢台湾地区举行“总统”和“立委”大选，因而大陆停止签发个人游证件，及停止组织赴台旅行团，因而在台湾当时宣布禁止大陆居民入境台湾之前，就已经“阻断”了传染源病。这也正是台湾地区在抗疫的第一阶段性进行得较为顺利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在全球大流行的第二阶段之后，台湾当局迟迟没有对欧美各国进行“封关”，因而输入性个案大量涌现，并可能已经演化为社区感染的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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