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线上研讨会　聚焦疫情下的公共外交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周虎城 （中评社图片）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 张忠义 （中评社图片）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墨 （中评社图片）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成锡忠 （中评社图片）

阳光七星投资集团主席吴征 （中评社图片）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余熙（中评社图片）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贺文萍 （中评社资料图）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俊侠（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实习记者　李舒展）由察哈尔学会主办的“疫情下如何开展公共外交：经验与挑战“线上视频研讨会4月14日晚通过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本次会议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周虎城主持。与会学者认为：在疫情期间，公共外交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府要为公共外交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要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要区分清楚对华不当言论的来源，做到官对官、民对民，有针对性的处理。

　　在嘉宾发言环节，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张忠义介绍了韩国在防疫过程中的经验，他介绍到：韩国防疫有第三个阶段：第一，在本国疫情不严重而中国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主要任务是防止境外输入；第二，在本国疫情严重的情况下防止集团性感染；第三，在疫情得到控制的现在，韩国防疫的主要任务与中国一样主要是防止疫情的逆输入。韩国在疫情防防治措施上与中国理念一致，奉行早隔离、早治疗。韩国发热门诊288个，但是发热门诊与普通门诊有一定距离。在进入发热门诊之前，可以在甄别所进行甄别，同时韩国防疫将新技术融合进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采用大规模追踪和检测技术。

　　他表示，在疫情期间，察哈尔学会向韩国政府、国会、企业、学校等组织寄送了慰问信，积极组织对韩援助，得到了韩国政府的肯定和感谢。学会与相关机构进行交流，了解韩国防疫的需求并通过使馆反馈给中国政府，现在还在组织第二次捐赠，大约会有30万只口罩捐赠给韩国的地方政府、大学、教育机构。

　　“通过这次疫情，互相援助本身就是一次最好的公共外交活动。”张忠义说。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王墨展示了疫情下的中日公共外交，她指出，日本形势严重，确诊病例不断攀升，势必造成政治形势不乐观；民众对政府极度的不满，势必会造成日本本国权力斗争表面化。中日关系复杂，在疫情下的中日公共外交需要考虑历史特性并结合现有的国际关系。

　　她表示，两国公共外交需要挖掘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尤其是日本国民利益。中国要了解日本国民的需求，日本中产阶级众多，因此要促进中间阶层的公共交流，调整旧的中日公共外交形势，从政府主导变为民间交流主导。同时，要细化公共外交的阶层，从而建立新型公共外交关系，并且要特别注意两国信息传递的精准性。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成锡忠表示，中国抗疫防控措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接下来，疫情的影响可能发展到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因此在疫情期间的公共外交，要提高软实力，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建议，首先在疫情期间要为公共外交创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其次，要充分重视民间渠道，民间组织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最后，要区分清楚对华不当言论的来源，做到官对官、民对民，有针对性的处理。


　　阳光七星投资集团主席吴征在武汉封城的第三天建立了抗疫联盟，把全球技术引导中国抗疫过程当中。吴征认为，3月中下旬开始疫情情况严峻、中美关系前景严峻，中美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金融、政治外交关系等方面关系紧张。

　　“疫情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风浪将会越来越大，我们要未雨绸缪。”吴征说。

　　他表示，美国抗疫主动权在各州，因此联盟从各州切入，与19个州建立合作关系，对其进行物资援助。在疫情期间，拒绝发美国人的国难财，学会和联盟正积极促成中美公共卫生防疫经验交流。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余熙就自己在疫情期间基于工作的性质进行的疫情中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总结。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贺文萍介绍了中非在疫情中的公共外交活动，她表示，非洲疫情传播速度非常快，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没有报告病例并不是代表没有病例，更多的是没有检测手段和条件的原因，因此非洲的疫情情况令人堪忧、潜在风险极大。中国在非洲疫情下的公共外交层面，要注意抢占非洲舆论的市场，要在非洲的舆论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俊侠表示，在疫情期间做好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口罩外交，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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