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关论坛：信誉下降如何影响美国同盟

闫学通和周建仁老师在线上与观众展开研讨会。（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4月25日电（实习记者　黄鸿宇）清华国关新知论坛云端系列4月23日晚第三期在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战略信誉与美国同盟体系”。主讲嘉宾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周建仁在论坛上介绍了论文《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的主旨观点。该论文主要研究特朗普政府战略信誉的下降对不同的同盟不同影响的原因，从美国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和方式、同盟结构及同盟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构建了同盟弱化逻辑，并通过考察相关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对观点进行了验证。论坛上还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展开专题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孙学峰主持。

　　清华国关新知论坛创办于2012年12月，主要聚焦于分享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截至2019年底已举办60多期。因疫情原因，2020年3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决定搭建线上交流平台——清华国关新知论坛－云端系列，持续关注国际关系学术前沿和理论创新。

　　周建仁谈及其对《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的研究来源于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问题：霸权国领导力下降对多边和双边同盟影响有什么不同。他的初步思考是美国领导力下降时，从媒体报道可观察到多边同盟北约中反抗的声音比双边同盟要大。北约是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同盟，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美国领导力的下降应该对北约影响较小，而情况恰恰相反。这就产生了一个事实与权威理论相矛盾的困惑。在发现领导力概念宽泛不好界定后，他将变量改为相对好界定概念的战略信誉。问题自此改变为：为什么美国战略信誉的下降对北约的冲击大于对美日韩同盟的冲击。通过对战略信誉下明确定义：言行一致和前后一致的标准，他对美国不遵守承诺的行为、领域以及相关国家的回应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事实梳理，结果表明美国的信誉确实有明显的下降行为，同盟确实发生了弱化，基于考察可以确定研究问题基本成立。

　　而怎么回答这个研究问题？最初，周建仁从同盟结构入手进行解释，认为同盟结构影响同盟采取反制的方式。双边同盟只能依赖自己，且与盟主实力不对称，因此反制能力较弱。多边同盟可以多对一联合反对盟主，实力不对称性较小，反制能力就较强。周建仁并没有将信誉下降作为一个变量，而是作为一个常量来考虑。在更加全面地考察后，他发现美国对不同盟友的信誉下降领域是不一样的，例如对欧洲是安全和经济领域都不靠谱，对亚太地区是经济上不靠谱，安全上靠谱。由此，他发现了第二个逻辑链：盟主信誉下降领域的不同会影响到盟友利益受损程度。高位政治领域受损大，低位政治领域受损小。

　　在进一步思考后，周建仁又增加了第三部分逻辑链：同盟结构会影响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从而影响到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动机。当同盟对盟国来说生死攸关不可取代，维持同盟有较大收益时，承担更大的成本虽然会使同盟收益变低但仍然会有较大的正收益，国家会容忍这种成本，采取妥协安抚行动。当一个同盟对国家并非生死攸关时，国家在承担更多成本后，同盟的效益可能会降低到零或负效益，所以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比较低，为了挽回损失，国家会采取对抗性补救措施，同盟弱化程度就比较高。当同盟是双边时，同盟对盟国生死攸关，一旦解体只能自助寻求安全，显然是做不到的。且双边同盟实力不对称程度更高，因此双边同盟对同盟依赖程度高。而在多边同盟中，即使同盟解体，也可以抱团取暖组成一个缩小版的同盟，且联合起来后和盟主的实力不对称程度更低，次优的替代方案的存在使得盟国对同盟安全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对盟主不守信用带来的反制也就更强，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更高。后来周建仁又发现，同盟结构除了会影响同盟的反制方式外，还会影响同盟采取反制方式的动机。群体性行动有更多的成员支持。合法性越高，反制的动机就越强。其次，群体性行动还会带来心理上的风险效应，也就是小群体效应。已有的小群体决策研究表明，小群体往往会做出比单独决策时更有风险的决策，而多边同盟中遭受盟主伤害的国家在讨论应对方式时，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群体。反制盟主本身是一种冒险政策，反制越激烈，风险性越强，因此多边同盟中的盟国更倾向于做出反制盟主的风险性决策。

　　在思考战略信誉下降的影响时，周建仁最先只关注到了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差异，而没有意识到下降的方式是否有针对性。若盟主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是客观的，无特定针对对象，盟国都会有一种绝对的被剥夺感。若是盟主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是主观的，即针对特定盟国，被针对盟国不但有绝对被剥夺感，还有相对被剥夺感，被针对盟国利益损失会更加强烈。美国在低位政治领域既损害北约也损害日韩，而在高位政治领域只损害北约，这样会加深北约的被剥夺感。因此他在第四步又增加了一个逻辑链：战略信誉下降方式不同，会导致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盟国的反制动机不同。

　　周建仁最后一步增加的逻辑链为：同盟结构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高，意味着盟主对盟国的伤害能力高，利益受损程度大，反制的动机更强。安全依赖程度对于反制动机的影响是混合的，既有为了避免带来更大损失的妥协效应，也有因为实际遭受的利益受损程度高带来的对抗效应。哪个效应起作用需要看条件。当盟主自损战略信誉仅仅作为施压手段时，损失是可逆的，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将更可能采取妥协手段来避免更大损失。如果盟主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是盟主最终的决定，且不可逆，盟国自然没有采取妥协的动机，且安全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受损大，采取反制的动机自然就大。因为特朗普的信誉自损行为更多的是施压手段，因此对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来说，妥协效应更可能起作用。

　　在得出逻辑结构的过程中，周建仁主要是依靠自己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同时还进行了跨学科领域的借鉴：例如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和社会心理学小群体理论。在学科内则借鉴了霍夫曼高位政治和低位政治理论，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问题。该因果逻辑机制填补了同盟弱化理论逻辑的空白，有着较高的知识贡献率。且理论研究对象为战略信誉和同盟政治，与现实利害关系密切相关，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因此该理论有较高的学术贡献价值。

　　阎学通教授在评论时谈到，周老师是我国研究同盟理论的学者当中，对同盟机制研究研究最好的。其他同仁更多地是对同盟进行历史性研究，做同盟机制研究的较少。阎学通对周建仁的论文有三点评价：第一，这个研究问题是有难度、有价值的。这个问题难在研究程度变化，而不是性质变化。在国际关系中，研究程度变化的难度远远高于研究性质变化，因为性质变化是容易被判断和观察到的。而研究程度变化，首先得设定一个使得同行信服的标准，再根据标准去进行衡量、区分。人们已经发现同盟的形成、持续与解体背后都有不同的机制。这个研究问题研究了同盟弱化背后的机制，也可以为我们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同盟强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同样值得研究。第二，周建仁通过不断增加变量来加强逻辑解释，并且使得变量之间能互相解释，这使得问题能解释得更加全面。闫学通教授提到他在做东亚安全和平研究时，发现核威慑一个变量不能解决问题，又加了区域安全合作和南北和平条约两个变量，但这三个变量是并列变量，并没有什么关系。周建仁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在于，在逻辑自洽的前提下，增加解释变量的同时解释了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周建仁在解释同盟机制时带入了同盟盟主的权威性概念。权威往往被认为是虚的东西，而周建仁提出了衡量方法，即违约的次数和违约问题的性质，这就用可操作的方法解释了战略信誉和盟主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周建仁这次做的研究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逻辑链的形成过程特别有意义，值得大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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