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正视“东方主义”　改变傲慢与偏见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怕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中评社香港5月1日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东方主义与美国的傲慢和偏见》，作者认为：以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有负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一种将“东方”所做的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负面思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怕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也看清了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想要改变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并不容易，只有采取对美国以牙还牙的舆论战，才是大国间真正的较量。虽然，这种外交舆论战不可能因为疫情的结束，就改变美国人的偏见，但是中国能够在全球公共领域正视西方普遍存在的东方主义，也许更能替东方人，特别是华人争一口气，这才是中国崛起所该改变的国际规则。文章内容如下：
　　
　　一、序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延烧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这篇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歧视色彩的报道，激起了中国强烈的愤怒。北京为了反击这类种族主义式的言论，宣布吊销该报3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就此发表声明，指控中方的行为是“限制言论自由”，美国政府官员也召开会议决议，开始缩减驻美中国记者的人数。

　　从今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应对疫情的方式，不断地出现一些批评声音，但这些批评意见许多都不是带有善意的态度，反而是充满着“东方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有意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人类公敌”。这些具有侮辱含义的词汇形容正在抗击疫情的中国，不仅被认为是冒犯中国的尊严，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难怪要激起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击。

　　已经超过200年殖民主义偏见的“东方主义”，不管中国弱与强，随时都可能在西方国家发作。2018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没事挑事，就是要跟中国大打贸易战，这虽然是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企图先发制人压抑中国的“超英赶美”，但是骨子里还是“东方主义”在作祟。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一来，不只美国总统要发作，连美国的媒体与一般大众，也频频对中国出现不友善的作为，对中国使用病态语言、拒绝中国人民入境的风潮，也从美国遍及到全球，让中国不仅对内要打一场疫情的“人民战争”，对外也要腾出另一只手来进行公共外交的战役。

　　当西方国家带着“东方主义”偏见批评中国之时，跟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民进党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就是要跟着美国的偏见，对大陆极尽挑衅之能事。这种充满抗中意识的偏见，去年原本只是一种选战策略，今年被渗入“东方主义”的内涵之后，民进党人似乎已经变成像是一种“香蕉”，也就是“黄皮白肉”，外表的黄皮肤，却遮不住内心里恨不得是生为白种人的想望，亲美亲到骨子里去，几乎已经到了“宁做美国狗，也不做中国人”的想法。

　　事实上，许多有色人种国家人们脑中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肤色越白越漂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者费尼克斯（Aisha　Phoenix）对因肤色而遭受歧视的现象做过专门的研究。她解释说：“很久以前很多地方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肤色深浅同富裕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意味着肤色白的人不需要下地干活。”后来在经历过欧洲殖民以及奴隶贩卖之后，白皮肤高人一等的观念，就更进一步被加强。

　　民进党人虽然是黄皮肤，但是为了追求台独的目的，相信只有美国人才能保护台独，所以才有“黄皮白肉”的偏见。例如，美国联邦众议院在台北时间3月5日，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台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以后，蔡英文当天在接见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时，立即表示感谢美方的实际支持，并期望美国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增强台美经贸关系。

　　从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友台法案，不仅提高民进党政府亲美的热情，也相对提升台湾内部抗中的意识，这也是2020年大选中民进党反败为胜的最大利器。尤其是外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加温，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撒泼，民进党亲美抗中在台湾人民内心里更具有政治正确性，影响所及，连败选后的国民党人也急着想要加入“亲美脱中”的行列。

　　可以说，台湾在后殖民意识的发作下，外加融入东方主义的偏见，让台湾正在走向两岸“完美风暴”而不自知，未来两岸关系是否还有转机，现在悲观的人恐怕要比乐观的人多很多。本文就从东方主义的理论着手，分析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
　　二、什么是东方主义？

　　什么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依照维基百科最简单的解释，东方主义是西方国家对近、中及远东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研究的总和。它也可以是西方作家、设计师及艺术家对东方国家的模仿及描绘。以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有负面意思存在，在“西方”的知识、制度和政治、经济政策中，长期以来所积累的一种将“东方”所做的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和“他者化”的负面思维。

　　而“东方主义”最早是由萨伊德（Edward　W.　Said）在1978年所提出，他的本意是提出西方人对中东地区的东方文化的看法，主要是在欧洲中心主义支配的文学中所形成的，不是东方文化的真正面目。

　　萨伊德还认为，“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一种分配；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也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画。萨伊德在1993年更进一步揭示，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巩固过程中，文化是如何将“东方”渗入其中。

　　所以，“东方”是一个具有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含义的概念。作为地理概念，欧洲人是以地中海为参照，将位于地中海对岸的广大区域称为“东方”（拉丁文词源原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并由近及远，依次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作为历史概念，在古典—中世纪—近现代的欧洲历史进化中，作为交往对象和研究对象的东方也分别呈现出不同样貌。

　　20世纪以后，西方学术中心逐渐转向美国，“东方”的历史内涵又有新的变化。作为政治概念，“东方”指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这种政治含义本来有所淡化，但是近年时有抬头。作为经济概念，“东方”往往指近代以来较为落后的亚非国家，与之相对的则是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欧美的已开发国家。作为文化概念，“东方”三大文化圈（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佛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而与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圈对照并存。

　　总之，所谓“东方主义”，即是在文化、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受到制度、文字、学术、意象、教义、甚至是殖民的阶层体制与殖民的风格等等的支持，将这一部分表现与再现的一种论述模式。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看待东方的印象、风格、途径和框架，是一个基于对“东方”与“西方”二者之间做本体论与知识论区隔的思想风格，是西方人东方化东方过程中的总和。
　　而在萨依德《东方主义》一书中，他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述基本上有三个面向：

　　1、“东方”作为西方的异己者，作为一种相对照的意象、理念、人格与经验，它帮助了欧洲的自我界定与明示。也就是，东方主义蕴含着一系列关联意象的东方，是西方为自己打造的镜子，只是它是以相斥的意象对应出西方的自我，而非真实世界的镜子那样让人看到原初的自己。

　　而西方人也在描述东方的同时确认了西方的本质。西方人看待“东方”的方式总是隔着一层价值判断，例如有关于两个集团之间本质性差异的区别。因此，西方人必须使用一系列类型化的形容，以便阐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而这些形容经常被视为是本质性的、不可逆的，一切有关东方的事实都被认为应该要符合这些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东方被简单化、公式化了。可以说，西方人是按照自己的预设和刻板印象来理解东方。

　　2、作为西方东方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所有的基本性格及其变迁、传承与散布，决定了东方主义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形貌。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在18世纪以后大大地发展起来，数不清的官办或民营的学术机构支持着它。在这漫长的过程之中，东方主义逐渐建构出属于独树一格的学术传统，一个基本的研究性格和观察取向贯穿了两百多年来所有的东方学者，有明显的承袭与传接。

　　萨依德认为，这些学术研究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也培养出无数专业的东方学者，只是这些研究无一能够逃脱东方主义所造成的偏差；而且相反的，往往正是他们的研究加深、巩固了这些偏见与谬误。总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在其知识权威的掩护下，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有关东方知识不可动摇的基本论述，制度性的再生产东方主义，两百年来鲜少受到质疑和挑战。

　　3、东方主义作为一个处置东方，它是透过陈述对东方的看法、提出有关的权威观点、描述东方、教授东方、安顿东方并统治东方等方式而存在的集团制度。简而言之，东方主义便是为了支配、在结构并施加权威于东方之上的一种西方形式。在这个较为具有历史性与物质性的面向中，我们可以看到被东方化了的东方如何反过来影响、控制、改变真实的东方。

　　在西方实际统治东方的殖民历史里，我们可以看见东方主义的存在与流变，它是如何与实际统治东方社会的操作相得益彰，其中一开始是东方主义主导了统治模式，而实际统治的经验则反过来强化东方主义。东方主义绝不是一系列僵固的观点与概念，它是在西方与东方接触的过程中，获得局部的强化或是部分的更新，这套知识系统，它主要的预设思维从未受到真正的挑战。

　　但不可忽略的是，欧洲东方学兴起的时间点，正好是西方帝国主义发达起来的时候，东方主义始终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向外扩延，可以说，东方主义是应和着帝国主义的兴起而勃兴的。
　　另外，东方主义的另一个比较受批判的是，西方在述说东方的同时，东方总是沉默的；这并不是因为西方学术昌明、或是他们的理论高明无可反驳，而是因为在西方与东方的权力关系中，西方总是处于绝对的强势，来自西方的知识也挟其全面的权威感，在东方定义了东方，即使那是关于东方的论述，也总要被西方所定义。

　　因此，总结东方主义的意涵，其实就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东方是被西方所定义出来的产物，它带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色彩的偏见，除非东方国家脱去东方的本质，否则再怎么变化，东方还是西方人眼中不平等的东方。

　　在这种现实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脱亚入欧”的政策，让日本在二次大战后可以跟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而韩国也在二次大战后企图摆脱“儒教”思想，大量引入西方基督教信仰，让韩国变成是东方唯一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这也就取得美国的信任，长期以来，韩国就一直有美军的驻扎与保护。

　　有了日本和韩国受到美国永久保护的例子，台湾的民进党过去以来一直推动“去中国化”，何尝又不是想学日、韩，也期望来个“脱中入美”，以便在寻求独立之后，可以取得美国保护的正当性。所以，日本、韩国、台独是否为东方国家，本质上并非是这些国家和势力所自行界定，而是由美国来界定他们的属性，这也是民进党会越来越亲美的主因。

　　三、美国的偏见与中国的反击

　　中国处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一个转捩点，即是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这种不寻常的处置方式，随即引起国际社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一天，世卫组织（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称尚未决定是否将新冠肺炎疫情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因为这关系到各国对中国疫情所采取的反应，不可贸然下决定。不过在此期间，朝鲜已经暂时禁止中国人入境，蒙古、菲律宾、哈萨克等邻国收紧对中国旅客的签证和入境城市，美国、日本、新加坡更率先派出班机开始撤侨。

　　1月30日，谭德塞再次露面，确认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声明不建议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此时，已经有18个国家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但是，不管世卫组织如何建议，这种定性几乎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连锁反应。

　　美国把对中国旅行的警告提升到“红色”，即不要前往。1月　31日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禁止14日内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入境，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都只能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三个机场降落，大量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前往中国。俄罗斯也在这一天关闭远东地区和中国接壤的边境线，并暂时禁止中国人入境。
　　随后几天，澳洲、纽西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国家都纷纷采取了相似的禁入措施。与中国人员来往密切的国家中，日本、韩国采取较为温和的措施，仅限制14天内去过湖北的外国人入境，只有加拿大没有宣布任何禁入政策。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动态讯息，直到2月11日已经有128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针对中国疫情的管制措施，除了直接禁止入境外，还有关闭航班、限制签证、14天强制隔离等政策。

　　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全力抗击疫情之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已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特别是美国，在世卫组织还没列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前，美国就率先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是“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更最早祭出对从中国大陆返美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

　　尽管如此，但是当民主党人批评特朗普对疫情　反应迟钝时，他还指责有人歪曲夸大了病毒的规模。特朗普表示，每年美国死于流感的人数在2.5万到6.9万之间，“惊呆了我”，相比之下，只有2700人死于新冠肺炎。他还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于流感。

　　特朗普的反应显见美国政府轻忽疫情的态度，一直到3月中美国新冠肺炎快速扩延以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显得束手无策，导致美国股市也跟着惊慌失措，道琼指数在3月中的几天内接连大跌近万点，甚至跌到一开盘就触动熔断机制。

　　美国政治人物对疫情的轻忽之外，有些甚至还抱持幸灾乐祸的心态。例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就表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北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则视疫情为是，“对美国允许太多工厂迁到美国以外地方生产的严酷提醒”。尤其是在中国经历SARS、非洲猪瘟等疫情后，现在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这是企业必须考量的供应链风险。

　　另外，美国对中国疫情抱持偏见之处，还可以从病毒的命名看出，在世卫组织已经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之后，美国的官员还是以“武汉病毒”来称呼这个疫情。包括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官员仍在使用“武汉病毒”。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参议院会议中更是频繁使用这个词，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戈萨尔（Paul　Gosar）在宣布他和几名幕僚，曾在保守的政治行动大会上接触一名检测阳性的与会者时，所用的也是“武汉病毒”。
　　事实上，世卫组织定名为Covid－19，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对起源地武汉刻意的污名化，但是这个关于冠状病毒的推荐术语，并没有扩展至政界的各个角落。反而是广泛使用“武汉病毒”的美国政客，在网上引发一阵批评，称他们是排外和种族主义者，将一个最初在中国武汉发现的病毒与地域捆绑起来，导致对华人的持续污名化。

　　加州民主党人刘云平（Ted　Lieu）就在推特上说，这样的用词正是导致病毒在美国传播的“那种短视心态的表现”。其实，关于种族主义、冠状病毒与党派政治的争论越来越丑陋，这正是2015年发布更严格的命名原则以来，卫生官员一直试图避免的那种地缘政治争吵之因。但是，美国的政客却没有收敛这种偏见，只要对中国不利的事物，他们就偏爱用具有偏见的称呼来刷存在感。

　　尤其是在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承认，在美国确实有一些流感死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这是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针对美国的新型冠状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众议员哈雷·罗达（Harley　Rouda）问雷德菲尔德，在没有检测试剂的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些容易感染流感的人，也许在其实际感染了什么这件事上，被错误地归类了？是否很有可能，他们实际感染的是COVID－19（新冠肺炎）。

　　雷德菲尔德在听证会上亲口证实了美国可能才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地，如果新冠肺炎真的是起源于美国，那么武汉人就不用替美国人背黑锅了。

　　因此，在疫情稍歇之后，中国外交部开始反击，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中批评：“个别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迫不及待地藉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进行污名化，中方谴责这种卑劣的做法。”而在另一场记者会上他又说：“国际社会自有公论。蓬佩奥诋毁中国抗击疫情努力的企图不会得逞。”

　　而中国外交部对《华尔街日报》使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标题，则采取了更严厉的做法，驱逐了该报北京分社的3名记者。特朗普政府为了报复，也对中国5家主要官媒（包括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人数进行限制。这反过来再次激起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美国虚伪，并暗示中国将采取更多针锋相对的行动。她在推特上写道：“现在美国开玩了，咱们就玩一场吧。”

　　华春莹使用的是推特，被认为这是中国公共外交攻势的一种新形式，这个去年在中国已经成形的外交攻势，华春莹继续使用它来回击批评人士，看来已经摆出不服输的姿态。可见，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怕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也看清了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想要改变美国对中国人的偏见并不容易，只有采取对美国以牙还牙的舆论战，才是大国间真正的较量。

　　虽然，这种外交舆论战不可能因为疫情的结束，就改变美国人的偏见，但是中国能够在全球公共领域正视西方普遍存在的东方主义，也许更能替东方人，特别是华人争一口气，这才是中国崛起所该改变的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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