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中：五四运动的故事

　　中评社台北5月4日电（作者 张亚中）1919年的5月4日，一群北大学生冲出了校园，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口号，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火烧了赵家楼，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898年，德国藉口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强占胶州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日本顺势向德国宣战，9月初占领青岛。

　　北洋政府并非无能之辈，现有历史档案显示，一战一开打，1914年10月13日，北洋政府已要求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研究如何利用战后的情势收回山东。

　　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公理战胜强权”，后来又提出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建议”，这对于当时被强权欺负的弱势中国来说，这是久旱逢甘霖的期盼，在外交政策上决定追随美国、依靠美国，希望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美国人能够捍卫公理、支持中国。

　　1918年，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举国欢腾，当时的舆论甚至要求北洋政府的外交家们，能到巴黎和会把朝鲜、越南、琉球、甚而台湾、香港、澳门，全部要回来，但是当时的外交官头脑清楚，认为以“战胜国”的身份，能够废除伤害中国主权的《辛丑条约》，才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山东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当时的作法是，一方面拉着日本人，希望日本支持废除《辛丑条约》，山东问题以后再说；另一方面拉着美国人，希望美国支持废除《辛丑条约》。

　　陆征祥出席巴黎和会前夕突然变卦，原本要在经过日本时，拜会日本高层政要及天皇，寻求支持，但是后来却低调访日，短暂停留后快速赴美。陆征祥高调访美，双方协同了外交立场，然后乘坐美国政府的专船赴巴黎开会。

　　1918年12月2日起，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就突然从“联美联日”变成了“联美制日”。依照日本人后来的说法，新崛起的美国在东亚需要一个战略伙伴，是美国要求中国选边站，而中国外交也选择了美国。事后来看，当五四青年要求反日时，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们早已定下“联美制日”此一战略方针。

　　1919年的1月11号，中国代表团抵达了巴黎，其中三位主其事的重要外交官可不是泛泛之辈，而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博士的外交才子顾维钧与当时驻英国公使施肇基。他们不是酒囊饭袋，如果他们搞不定的事情，大概靠学生示威游行也难搞定。

　　一战的时候，列强，特别是英国，就向段祺瑞保证过，只要参战，打德国人，将来帮中国恢复大国地位。可是到了巴黎和会现场，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们看到：第一、中国问题根本不重要；第二、中国代表团的位置和地位，非常的低。英法美日义等五国，可有五名代表进场，连巴西都有三名代表，而中国进会场的只允许两名代表，在列强眼中，中国只是第三流的国家。这个现实，让代表团了解到，美国与英国等列强也只是说说而已，降低了期望值，不敢再希望废除《辛丑条约》事，将重点聚集在了山东问题。

　　1月27号讨论到山东问题，日本说：这还要讨论吗？大家不是都已经说好了，把德国权益转交给我吗？此时，美国威尔逊总统还是帮了个小忙，说，山东是中国的，既然中国代表团也来了和会，也让他们参加一下吧。日本人也觉得没什么，就同意了。

　　做为一位优秀的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在现场做了高水准的演出，引经据典地用国际法说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归还给中国。（理由此处暂不处理）。日本人哑口无言，当时的舆论也认为顾维钧像猫耍耗子一样，把日本人耍在当场。中国代表团在法理上打了胜仗。

　　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讲理讲不过中国，另开战局，找到美国下手。

　　日本人说，我们支持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与成立国际联盟（国联）的建议，但是能否在国联的宪章里面加上“全世界种族一律平等”的文字呢？

　　不要小看这一条，这一条恰恰是威尔逊与西方列强的死穴。威尔逊本人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在联邦政府内部还有种族歧视。其他如英国，法国，在全世界还有殖民地。日本人说，如果不想加这一条，那就看看西方列强如何处理山东问题好了。

　　巴黎和会第二次再谈到山东问题的时候，已经是4月份了。不过，在4月份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已经几乎没有机会再参与列强之间的正式谈判了。到了4月30日的时候，列强们已经基本上已敲定，所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归日本。

　　另一个问题来了，拿不回山东，巴黎和约签还是不签？从当时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这些职业外交家的分析理由如下：

　　如果签的话，有一个坏处，就是让日本在山东可能扎根，从此日本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祸根，以后很难制约日本。但如果不签呢？

　　第一、列强已同意，占领也已是事实，即使不签，日本也不会吐出这块肥肉。第二、此事是列强同意的，要求中国让步，如果日后日本做得太过火，中国也可要求列强发个话，表个态；如果不签，以后山东再有严重问题，也无法要求列强再介入。第三、如果不签字，可能中国无法加入“国联”，这样就不能在后来的国际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第四、不签字，就拿不到巴黎和会的可能好处，包括德国的战争赔款，德国取消对华的一些特权等等，而且很可能按《辛丑条约》规定还要继续给德国的赔款。

　　不过，理性的讨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4月30号发生的事情，等消息传回到中国，在5月4号就爆发了“五四运动”。

　　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吶喊中，没有一个人敢对巴黎和约负责。当时的总理钱能训不敢负责，推给国会决定。国会推给总统徐世昌，总统徐世昌乾脆递出辞职书，总理钱能训也递交辞职书，总理位子递补到财政总长龚心湛。龚心湛说只代理十天，但十天过去，没有人愿接。

　　巴黎和会最后的签字仪式，是在6月28日。签还是不签，政府必须做一个决定。6月26日之前，政府给巴黎打去的电报，一直是训令，说得签，但也得争，保留意见，实在争不过，就签了吧。为何？因为当时的政府认为，签署和约的利还是大于弊。但是6月26日，政府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大转弯，给巴黎代表团打了电报，说不能签这个字。由于当时从北京到巴黎电报需要至少三天，平均是四至五天，最后的情形可能是，代表团没有收到26日发出的电报，因此接受以往的训令，在28日签约，但日后政府又可回避责任说，26日已发出不要签约的电报。

　　但是在巴黎的代表团在28日签约前就一直在想，这实在不能签，五四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一旦签了之后，将来必然背上千秋万世的骂名。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虽然站在了战胜国的行列当中，但是当战胜国和德国签字画押的时候，文件上可没有中国人的签字，中国当然也就分不到战胜国的利益。日本在山东强占德国权利的事实，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里不再讨论签或不签的利益得失，或当时即使再优秀的外交官也无法改变强权政治的事实，当内部人民“情绪”已经沸腾，再优秀的外交官也只能噤声，国家利益不再能理性的讨论。学生们有他们的热情，但后来的故事如何发展呢？

　　五四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被指认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也向曹汝霖招手，但曹汝霖坚决不受伪职，保住了晚节。而当时在五四运动期间，跑到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去点火烧房的北大学生梅思平，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日伪的组织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的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被以叛国罪枪毙。

　　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的警语：“弱国无外交”，在巴黎和会后，为照顾比利时籍夫人病情，辞职留在了欧洲，后来专心天主教会事务，1935年晋铎为神父。二战期间，帮助受纳粹迫害的比利时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为抗战胜利而祈祷。

　　(作者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孙文学校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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