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捷：从百年五四到五四百年

吴军捷

　　中评社香港5月4日电（作者 吴军捷）一百年前, 中国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 政治上从专制走向民主﹔思想文化上，开始产生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精神文明时, 五四发生了。因为有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在前， 才会在国难当头时发生“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启动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

　　五四呼唤中国的现代化，是通过人的革新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造。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科学就是从客观事物中寻求其规律，实事求是。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技知识，而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而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运思方式。由于是以青年为主体的五四, 被定为代表国家希望的青年节。

　　今天纪念五四 ，就是仍要继续用科学的思维处理传统和发展。当年,胡适提出了要“充分世界化”。它与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胡适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伟人”，但不是“万世师表”。陈独秀说：“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 大家反对的, 是到宋明理学时, 虽将先秦和汉代儒学发展为统天人合内外的精致之学，将儒学推向了高峰。但又以强调内心修养为由，主张正心去欲，不求读太多的书，这就使知识份子的学问越来越少。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整个传统在外来侵略下一败涂地，几至亡国，谁应负责? 五四新文化精英把原因归到传统文化,把儒家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推翻了。

　　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把天、地、人、心这四种东西关系理顺, 解决怎么才能最有价值、最合理、最幸福地生存，以引导社会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去维持社会发展的合理秩序。
　　　
　　中国古人主张效法天地，和谐相处。天高高在上，是要尊敬的，地是卑下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水都聚到江泽，海里边去；林都在山上，而沙漠戈壁都在一定地域里。有些地方是吉地，有些地方是凶地，人要去吉地，不去凶地。天象是日月星辰，电闪雷鸣。自然界不断变化,刚柔交互，八卦运动。由这个自然之象，提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为乾，女属坤。干是聪明有智慧的，它知道事物怎么由来, 有什么特点? 坤能做事情,女人能生孩子。干的特点是健动,它动，思考，就有智慧，知理。坤很简单，顺从，安静，就能成事。“易则易知”,“易知”就聪明，就有人跟随拥护。“简则易从”, 愿意跟着人家干，舍得出力气。“有功则可大”。儒家的“天人合一”，从天地讲到人生，人要生活，就要从天地自然这个规律, 是以“厚德载物”，乾坤双得，这是中国的理想人格。而中国文化要培养圣贤伟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与“和”是核心。其积极的价值是关注天地人生，提供生存智慧；消极的方面是缺乏理性，探索动力不足。

　　西方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 中国人特别是儒家都不重视,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我如何生活得更好。由于缺少纯粹逻辑思维，科学求真意识不强, 偏主观，崇尚人。因此重强权，官本位，等级制，人治，裙带关系，虚伪，“中庸铸造马虎性格”。而西方人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人人都有缺陷，都需要救赎，相信有一个真正的上帝，不敢也不愿意做坏事。基督教基于人的罪性理解而产生的批判精神、权力制衡观念。在近代构成了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基础, 文艺复兴后形成了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在对外扩张中打败了守旧的中国。中国虽有“洋务运动” 而未能自救, 民族精英们遂把目光集中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当时侧重两个方面: 其一是批判宋代以来只求内心修养，不读太多的书。或者着力去怀疑,考据古籍。朝廷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采用朱熹等对经典的解释为依据，文化专制使知识份子的学问越来越少。其二是大量引进西方各种新思潮，即民主，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观念。胡适主张全盘西化, 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当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仅是少数人，但知识份子普遍认为儒家思想已不能作中国文化的指导思导，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流派开始在中国盛行。

　　 五四以降一百年来，中国风云变幻,无数志士仁人付出生命和热血,上演了惊天地、泣神鬼的历史大剧，引领人民历尽艰辛,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五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长路,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任人宰割了。

　　风水轮流转, 遵循丛林法则的西方文明, 今天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时, 在解决国与国的冲突时,在国家的治理模式上都遇到了大麻烦。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给这些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今后, 我们走的可能是一条非中非西, 亦中亦西的全新之路。
　　　
　　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奇迹不是任何人用云端的理念塑造的,它是被过去四十年, 七十年, 一百年, 五千年时光所铸成的。

　　中华传统背后所反映的人性基础, 善恶观念, 处世哲学延续至今，今天的我们是由过去的他们所塑造。当我们回首中国现代化的启始时,不能不感悟到:五四既是历史,即是从五四开始的百年五四。更是一种开创，即是从今开始的五四百年，是用科学民主精神是迈步开拓的百年。因为站在两个百年之交，中国分明又处在一个历史关口：

　　按照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GDP规模会超过美国,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2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且不说一个已进入老年社会的最大的高收入国家应如何把握在世界上的角色,就只说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我们顺利完成这个进程的阻挠,其难度恐怕不逊于四十年的改革。

　　其次, 相当于人类水准的通用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能源格局的调整, 技术奇点，在二三十年内就可能降临, 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大部分人将成为无用之人, 这是必然的趋势,这对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是巨大的挑战。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我们惟有密切留意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变数, 因为这些变数很可能会生长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推动新的历史。我们必须极力从历史中寻求有用的经验,像五四先贤那样,用“最广博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情心和最高级的想像力”去探求变数背后的逻辑，幷与它同行,以便因势利导, 顺势而起，成就百年伟业。

　　没有人比年轻人更关心未来命运了。我们从来百年五四，进入到五四百年，更需要青年的推动。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太空有我们可能栖身的未知世界，月球上可能有人类的万年能源。万米深海下有无需太阳光合的生物, 可能有用之不竭的无尽宝藏，会不会因此改变人类的生存模式? 量子力学更可能颠覆我们的时空观,改变唯心唯物的哲学分野,使人类意识永生成为可能。人类的前景绚烂多彩,中国赶上了几千年难遇的好时光。而香港更幸运，这里是中西文明融合的典范之地, 保留着较多传统文化,一国两制和粤港澳大湾区更为香港青年开拓了极大的空间，当我们展望五四百年的时候,正像钱穆那样 “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然生出先贤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道德责任。

　　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香港、中国青年, 莫辜负了今日好时光!
　　　　　　
　　（作者吴军捷，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此文写于2019年五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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