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对谈：李巍析特朗普经济政策与中美经贸
中评社北京2月11日电（作者 文晶）2025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卷土重来，正式任职美国第47任总统，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发表就职演讲。1月21日，中评社特约嘉宾、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国论坛媒体传播主任文晶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李巍教授就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以及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进行交流，以下为对话全文：
文晶：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李巍教授与我们共同讨论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您是否观看了特朗普就职典礼，有何观感与我们分享？
李巍：我并未在第一时间在线观看就职典礼，一方面，我目前在国外休假，时差让我难以同步关注；另一方面，我现在也有意识地与美国的热点政治保持一点距离。长期以来，我们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时，注意力很容易被当下的热点牵着走。有时过于深陷其中，反而难以看清重大事件和重大趋势的全貌。不过，今天早上我还是仔细阅读了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也回看了一些现场的画面，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新闻评论，我也还在消化和思考之中。
文晶：您提到的从长期和宏观角度研究美国政治，以及从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政治人物的重新回归看美国，有着独特的视角。我也认为，如果将这些现象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或许会有更多启发和收获。因此，我非常想听听您对特朗普就职演说的观察和分析。
文晶：感谢李教授的分享。在此次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演说中，有哪些议题让您印象深刻？他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议题，第一个是关于美国边境安全的考虑，特朗普提出了重新收紧边境的要求，显示出他对边境安全的高度关注；第二个是巴拿马运河，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要拿回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这一主张极具争议性；第三个是特朗普提出的能源问题，之前美国主要依赖中东进口石油能源，现在特朗普在竞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要在本土开采油气，让美国重新富裕；第四个是特朗普认为美国目前通货膨胀严重，表示“要调动手下的大将”，采取铁腕手段降低美国物价，以上4个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议题是哪些？
李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与文老师的观点一致，移民问题是特朗普政府的头号议题，我认为特朗普抓住了美国当前的要害问题。移民问题在美国已经引发了民众的巨大忧虑，这是导致哈里斯败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撰写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然而，很多人并不瞭解的是，他所描绘的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源自他对本国种族问题不断发酵的忧虑。因此，在撰写《文明的冲突》之后，亨廷顿撰写了他学术生涯中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这本书一度遭到“白左”的猛烈批判，认为其离经叛道挑战了“美国政治正确性”。他指出，由于大量移民和少数族裔人数的不断增加，美国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逐渐变得越来越少，进而威胁美国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在美国，移民问题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被视为政治禁忌，民主党用“多元化”等伟光正的空洞大词来掩盖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诸多后果，并且无所作为。然而，特朗普敢于打破这种禁忌，并在第一任期内敢于采取实际行动，因此他这次又优先提出了移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的孩子。
第三个问题是通胀和经济问题，我非常赞同文老师的观点。通胀是这次选举把民主党拉下马的核心原因。我想补充最后一点，也就是性别认同问题，这在美国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从今往后只有两个性别：男性和女性。这是对所谓民主党人掀起的“觉醒运动”的一次拨乱反正。
文晶：感谢！刚才我们从整体上讨论了特朗普就职演说中涉及的重要议题。在研究美国政治时，我们通常会尝试从总统的就职演说中预判其未来4年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些重要举措。那么，您认为特朗普2.0的外交策略相较于特朗普1.0有哪些重要的调整？
李巍：我认为特朗普2.0相较于1.0在外交策略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方向性调整。我个人感觉特朗普是一个极具坚定信念的人，这个信念源于他对个人理念的忠诚。我们曾对美国历任总统进行研究，发现特朗普是其中言出必行的典型代表。通过定量统计，发现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承诺兑现率高于民主党总统。因此，要理解特朗普2.0，就需要回顾他的1.0版本。然而，另一方面，特朗普2.0版本的执政基础与1.0版本存在显着差异，这也是我们对2.0版本产生担忧和恐惧的原因。在1.0版本中，特朗普是一位相对弱势的总统，这种弱势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缺乏经验，二是内阁不稳定，职业官僚也就是他所说的“深层国家”对他形成了强力制约，三是由于他的普选票少于选举人票，合法性不足，导致其执政根基并不稳固。我们注意到，1.0版本的特朗普基本没有取得重大成就，他遭遇了诸多阻碍。这也是特朗普1.0执政时期的遗憾——许多计划未能落实。他在1.0版本所发挥的破坏性效应远大于建设性效应。
当前美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塑造特朗普的强势形象。再加上特朗普独断专行且高度自信的个性，我认为特朗普2.0的外交政策方向将基本延续1.0版本，但在执行力度和速度上将远远超过1.0版本。这也是为什么在他尚未正式上任时，全世界就已经能感受到他巨大的冲击力。
文晶：李教授刚才提到了特朗普的2.0与1.0的连续性，我非常认同。我想再补充一点我的看法，特朗普2.0和1.0的一个重要区别于他在2.0时代只能工作4年，不会再去谋求连任。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完整且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正如您所说，他已经在1.0时代积攒了4年的执政经验。他此前作为一位政治素人入主白宫，凭借其独特的政治风格和策略引发了诸多争议。如今，特朗普带着四年的执政经验再度回归。此次他所组建的内阁与1.0时代相比，也呈现出显着差异。我认为在2.0时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比1.0时更加坚定。
李巍：我非常赞成你刚才提到的观点，这次他没有连任的包袱和压力。他只有4年任期，因此会更加雷厉风行，且无所顾忌。
文晶：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刚才提到他的政策与内阁组成有很大关系，目前特朗普已经确认了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的人选，国内媒体解读为这是一个“反华”的内阁。卢比奥的强硬作风让我们印象深刻，您认为他会延续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态度还是需要考虑与中国配合解决国际议题，例如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会寻求某种合作的共识。在这种矛盾背景下，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会采取怎样的行事风格？他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定位——是继续强硬对抗，还是在必要时寻求务实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会走向彻底的缓和。他邀请习主席通电话、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似乎是释放出了一些友好信息。但我认为中国不能因此就高枕无忧，目前的缓和迹象具有一定迷惑性。特朗普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他之所以释放友善的信息，是因为他明白美国不能四面出击，目前美国要解决的紧迫问题非常多，比如俄乌冲突、中东问题等，而中美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议题。因此，我认为如果特朗普会采取一些较为柔和的手段来应对中国，但这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特朗普目前展现的姿态似乎有一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需要做好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周旋的充足准备。
文晶：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在战略上仍然需要重视它。进一步来说，我们在战略和战术上对自己的认知非常重要，例如如何与特朗普的内阁打交道。这次我们看到国家副主席韩正与美国副总统万斯见面，我认为双方都希望中美之间能够搭建起一个顺畅的沟通框架，促进双方的直接接触。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表示他会采取强力措施，促使美国解决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尤其是物价飞涨的问题。您认为他的说法能兑现多少？看好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前景吗？
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提出了两个解决通胀问题的手段。首先，他主张削减政府开支，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任内出现通胀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过度支出，并为此提出成立政府效率部，解决美国政府的冗员和浪费问题。我认同特朗普的这一观点，民主党政府花钱大手大脚，部分源于其主张“大政府”理念，强调通过社会保障计划为民众提供广泛支持。此外，为应对疫情，政府向民众发放了大量补贴，而拜登政府旨在复兴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同样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这些举措导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多，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
特朗普提出的第二个解决办法是降低美国企业的能源价格。这一方案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但也极具挑战性。他计划通过大规模开发美国的化石能源资源，将美国重新打造成能源生产大国，并以此降低能源价格，进而抑制物价上涨。然而，这一策略可能是传统能源利益集团驱动的产物，与当前国际社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其实施难度不容小觑。
所以我们发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中存在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可能在于他的内阁成员或幕僚团队整体的经济学水平并不高，当然更主要地还在于他本人，特朗普不是一个老道的国务家，而是一直在凭个人直觉做出选择，他超出常人的政治直觉有利于他在选举中获胜，但未必有利于他的治国理政。总体而言，我不相信特朗普能够在经济问题上有效解决美国国内的诸多挑战，他甚至可能会把美国经济搞得更加搞糟。
文晶：李老师刚才提到的内容与我之前的预期有所不同。我之所以保持乐观，是因为特朗普是个商人。既然他当时作为商人能够将“特朗普帝国”打造得如此成功，并且成为美国总统，我认为他在治理国家经济方面可能有能力取得传统政客们无法达成的成绩。
李巍：我认为你的猜测也有一定道理，毕竟特朗普本人是一个商人，不过他并非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如果我们看特朗普的传记，能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赌徒。在美国，如果你想评价一个商人的成功与否，可以参考他在华尔街的地位。很多华尔街真正非常成功的大佬们其实不太看得起特朗普，特朗普在商业领域的成就根本不算什么。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甚至说整个华尔街的精英都反对他藐视他。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此外，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经济最好的时期并不是商人执政的时候，美国经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并不是商人，但他任内的美国经济整体强劲。因此，要发展美国经济，不仅需要总统本人具备良好的经济头脑，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任命一批专业的经济官僚。目前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解决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包括特朗普正在推动的虚拟货币的发展，我认为特朗普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尽管他赚取了大笔资金，但是对美国金融体系和信用体系构成了持久的伤害，很可能会留下一地鸡毛。
文晶：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内经济确实很繁荣。从历史来看，民主党在经济领域往往比共和党更有经验和成就，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特朗普的商人身份，就假定他的经济政策会有独特的成就。另外，马斯克在特朗普2.0时代，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关于特朗普成立的政府效率部未来的愿景，以及他与马斯克关系的发展会到哪一步，我想听听您专业的分析。尤其是这两个看似“甜蜜”的搭档，未来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李巍：前段时间我专门研读了拜登的离任演说。通常而言，总统离任期间有时候会讲一些较为坦诚的话。我认为，这次拜登的离任演说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美国要警惕“科技-工业复合体”。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仿照的艾森豪威尔，他在离任时提醒美国要注意“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些军事工业复合体挟持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冷战的背景恰恰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这次拜登提出要警惕美国的公共政策被科技精英“俘获”，这很有趣。正如文老师刚才提到的，马斯克和特朗普组合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它代表着硅谷与华盛顿的“联姻”。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关系，因为美国存在一个强大的金融复合体，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都受到华尔街间接控制。以前我们认为，这些科技精英会很有“骨气”，他们作为高科技知识分子，掌握着前沿技术，可能不会青睐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但如今，这次硅谷的科技精英集体“倒戈”特朗普，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个新的趋势，科技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可能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
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两人在理念上颇为契合。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在普通人群中将会是那种非常不人讨喜欢的类型。马斯克的人际关系处得非常糟糕，鲜有人真正喜欢他，而特朗普在私下更是如此。这两个人走到一起，或许会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是这两个人都缺乏对某些事物的敬畏之心。我和我的学生一直在追踪研究马斯克，我们非常尊重他的科技天赋，对技术和商业有非凡的直觉。然而马斯克本身对某些价值规则并不尊重，因此他们的组合可能会对社会带来很大伤害。他们两个走到一起，或许是因为他们共同信仰某些理念，所以他们会颠覆一些既有的社会秩序。
文晶：特朗普认为，近年来美国的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许多制造业岗位和产业逐渐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凭借其成本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也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回流亚洲。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强调，美国将再次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这为重振制造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底气。那么，您认为在未来四年内，美国能否在制造业重振方面达成预期目标？
李巍：我认为，从奥巴马时期起，美国历任政府就开始着手重振制造业，但这一过程充满挑战。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移民问题共同构成了当今美国社会结构的两大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美国在21世纪将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甚至危机。
移民问题不用多说，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正逐渐成为少数群体。而制造业的衰落则是导致美国社会分化加剧的根本原因，它直接引发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在过去200年中，美国一直以中产阶级社会为傲，而一个健康的选举制度也必须建立在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如今，美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失去了制造业的先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都陷入了停滞状态。这进一步凸显了制造业复兴的紧迫性。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正好是中国加入WTO的十年，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制造业快速崛起的关键阶段。然而，美国的一些战略精英认为，中国加入WTO是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制造业迅速扩张，而美国的制造业则逐渐走向衰落。201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在这一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这一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标志着全球制造业格局的重大转变。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试图通过征收关税来解决制造业问题，但效果有限。拜登政府也提出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政策，试图系统性地解决制造业问题，例如推动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回流，以及发展新能源产业。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留给拜登的时间较短，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转变。制造业回流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更多时间和持续的努力，历史并未给他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一任务，就将接力棒交到了特朗普的手中。然而，目前我们还难以看清特朗普将如何解决制造业问题。除了加征关税之外，他还没有提出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显然，美国要重新拯救制造业面临巨大困难，主要源于两大问题：一是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已经全面溃败，波音公司就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最典型缩影；二是美国的制造业文化已被破坏，美国人对从事制造业当产业工人的意愿较低。莱特希泽在他的书中就曾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因为生产而变得伟大，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消费而变得伟大。”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然而，现实情况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些举措，如发展加密货币，似乎更倾向于赚快钱，而非专注于制造业的长期发展。如何让美国人重新习惯于发展制造业、赚取“慢钱”，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暂不下结论，先观察特朗普能否提出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文晶：在这次演说中特朗普非常清晰地提出了扩大能源生产的想法，接下来会对全球能源市场油价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李巍：2019年正值中美关系面临最多挑战的一年。我曾前往德克萨斯州进行实地调研，为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做准备。当时，新冠疫情尚未爆发，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疫情对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因此，基于当时的形势判断，我们基本认为特朗普有望连任。在他连任的假设下，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接近达成的关键时刻。所以我们预测，双方将成功签署该协议，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以扭转中美贸易的失衡局面。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有强烈意愿从美国大规模进口页岩气和页岩油。我们认为，这一进口计划的前景十分广阔。而美国传统能源开发的重心之一正是德克萨斯州，这也是我们选择在此进行调研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我认为特朗普可能走上了错误的方向。这里有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即“资源诅咒”。我们观察到，全球所有能源枢纽，尤其是依赖传统能源的地区，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上都面临着诸多挑战。正是基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概念。特朗普大规模发展传统能源，这一路径并不涉及太多技术进步，甚至可能使美国陷入对传统能源的过度依赖，从而在能源战略上迷失方向。我认为，特朗普需要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因为从长期来看，他的能源战略可能导致美国面临巨大的战略失误。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希望特朗普继续大规模开发传统能源。
文晶：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提到美国将撤销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正如您刚才所说，美国需要回归传统制造业，即在能源领域对清洁能源的开发持更加保守的态度。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李巍：美国结束“绿色新政”可能在短期内给中国一些压力，但中国需要不为所动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将进一步推进绿色议程，一方面需要改善生态环境，国内大规模的工业化正在带来巨大的环境危机。我们确实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新政”。另一方面绿色经济或者新能源经济带来了技术的巨大发展。传统能源不再具有太多技术革新空间，新能源带来技术进步。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采取与美国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甚至要抓紧拉开与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差距。
李巍：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技术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尽管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优势，但在某些产业领域，中国已经发展出比美国更具代表性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我想讲一讲中东，我认为阿联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外，您出访中东很多次，可能比我更瞭解这一情况。阿联酋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然而，近年来，阿联酋政府大力投资清洁能源，包括光伏和太阳能发电等领域。在我看来，像阿联酋这样富含油气资源的国家，都已经意识到摆脱对传统能源依赖的重要性，并且积极投入资金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我非常赞赏阿联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如今，阿联酋已成为中东地区的一颗耀眼明星，这与当地政府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密切相关。这是我的一点浅见。
文晶：您刚才提到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都是传统能源大国。尽管它们拥有丰富的石油和能源储备，但它们仍在积极开发新能源。其实，沙特的自然环境使得这种转型非常困难和痛苦，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例如，在利雅得，即使在不是很热的季节，在公交车站等车也会感觉煎熬。当时我在利雅得注意到，公交车站几乎没有人。我们参观了沙特的公交集团，那里的公交车非常豪华，令人难以想象。即便如此，许多人仍不愿选择乘坐公共交通，通过新能源方式实现绿色出行。虽然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沙特政府仍在努力推动改革。
您刚才提到美国的能源储备储量很高，无论是技术还是资源条件，都有条件支持新能源发展，他反而要回到传统能源时代，这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也许短期内美国很多经济数字看起来很好看，但我个人认为长期来看并非明智之举。
李巍：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观点，我们对特朗普的判断应该一分为二：我们要看到特朗普的一些方向是正确的，包括发展制造业、抑制华尔街金融力量、鼓励高科技发展、削减政府规模等等。然而在某些领域，我认为特朗普的有些思想未必能够将美国带到正确方向，特朗普执政四年遭遇巨大失败的风险依然不可低估，因此我们不应该神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