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智库论坛：束沐论两岸新深水区
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记者 郁光南）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中评智库基金会9月27日下午在香港共同举办思想者论坛，主题为“从香港看两岸关系新变局”。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束沐回顾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经验与近年来两岸关系形势变化，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深水区问题”的提出了新思考。
束沐认为，在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深水区问题”是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两岸关系一些涉及敏感政治领域、台湾当局身份名义与制度安排、且短期内不易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两岸关系发展阶段的变化，所谓“深水区问题”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简言之，当前两岸关系的“深水区问题”，已经与2008年至2016年和平发展时期截然不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
与时俱进地思辨两岸关系“深水区”问题
他认为，传统两岸关系中的“深水区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涉及两岸政治谈判时双方身份的问题，但事实上自2014年国台办－陆委会联系机制建立、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晤举行后，只要秉持一中原则，该问题实际已经基本解决；二是涉及“中华民国”的问题，即台湾地区现有“国家性”政治符号，在统一前或统一后，如何对待、是否保留、能否转化的问题；三是涉及台湾地区参与国际活动的适当身份的问题，这在2008至2016年已有暂时性安排；四是涉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该问题始终未有实质性突破。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上述四个“深水区问题”已今非昔比，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陆强台弱”实力格局进一步深化，台方幻想的“平起平坐、对等协商”愈加脱离实际；二是民进党当局连续执政、倚美抗中，两岸平等协商基础荡然无存；三是大陆对台思维创新发展，“依法管辖、直接治理”进入政策议程。因此，上述四个“深水区问题”发生了以下变化：对于政治谈判名义问题，台湾当局放弃平等协商地位；对于“中华民国”问题，蔡英文操弄“中华民国台湾”概念、赖清德将“中华民国宪法”扭曲为“台湾主权”；对于台参加国际活动问题，大陆坚决压缩“台独”空间、展开涉外反“独”斗争；对于军事互信问题，解放军掌握台海战略慑压与反介入能力，“军事惩戒”摆上台面。
立足港澳经验与治理思维思考“深水区”新问题
束沐表示，在传统“深水区问题”变化、变质的背景下，如何适应新形势、着眼于今后国家完全统一与统一后台湾地区长治久安，寻找和研究符合当前时代特色的新“深水区问题”？继而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研究发展，进一步推动涉台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就成为事关全局的重要课题。他认为，概括来讲，目前两岸关系的“新深水区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如何建构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推动台湾民主化的核心史观和系列论述，是事关统一后台湾政治体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意识形态工程，也是难度大、敏感度高、牵涉范围广的首要“深水区问题”。
他说，众所周知，现有的“台湾民主化”典型论述有两大脉络，一条是“台独”本土主义论述，一条是国民党“去威权化”论述，前者是分离主义论述，后者是带有反动色彩的资产阶级乃至颜色革命论述。中国共产党现有对台论述与“台湾民主化”的交叉点主要有三个：一是二二八起义，二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反蒋斗争，三是近30年来“尊重”台湾民众（民意）选择。但上述三点交叉论述中，前两点被岛内“台独”史观扭曲，第三点容易进入“主流民意误区”、导致“被牵着鼻子走”，而且不利于统一及统一后治理。
因此，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用新视角、新话语来建构中国共产党历来关心和支持台湾同胞当家做主的民主化论述，具体有三个着力点：一是突出“反外部干预（挟持）”，即1949年至今台湾“民主化”畸形发展、听命于外部势力，台湾人民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二是突出“党外时期角色”，即理直气壮讲清楚中共在台“解严前”对岛内党外运动的声援和支持，与民进党争夺话语权；三是突出“统一后新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广泛与台各界人士、爱国统一团体探讨统一后台湾民主制度基本框架和原则，哪些可以存续、哪些需要完善、哪些应当增补、哪些必须废除。
他说，“一国两制”理论的缔造者是在国家完全统一前或港澳问题解决之前进行思考和设计的，故在传统论述中，“一国两制”是在“一国”前提下，维持港澳台原有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但以回归后“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经验为例，正是因为香港社会对内地生活方式的排斥、抗拒以及政治化操作“两地矛盾”，再加上原有制度和法规的漏洞，才导致“反中乱港”势力形成一定社会基础。不过，随着国安法令香港浴火重生、根除挑拨两地矛盾的隐患，以及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软硬件对接、衔接机制的完善，香港民众转而“拥抱”内地、崇尚内地生活方式，“港人北上”绝非简单的成本考量，而是对内地高科技、高智能、高性价比的“高质量生活方式”的热爱与期待。
他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引领祖国大陆（内地）生活方式迭代升级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深化融合发展的脉络下，所谓“生活方式不变”的论述需要进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优化，应该可以修正表述为：在保留和尊重原有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共同追求、发展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一国两制”找到了最后一块理论拼图，也为今后港澳台治理打开了新的思路。因此，首先要通过闽台示范区建设，加强厦门、福州在生活方式上对金门、马祖的吸引，加强相关配套论述的建构。
第三，由于长期以来涉港、涉台跨领域、跨学科研究力量有限，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丰富经验，如何有机融入现有对台话语体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论述体系，目前也是“空白”较多的理论性课题。
他说，在第三份《对台白皮书》中，特意对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形势变化及对台意义做出原则性阐述，包括“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白皮书中提出“一些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性质和国家认同问题认识出现偏差，对祖国统一心存疑惧”，也与香港问题有所关联。
因此他认为，这方面的“深水区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只不过是重新回到“行政主导”的应有秩序，而“行政主导”本来就是回归前香港政治常态，但台湾近30年来搞的是“三权分立”、非“行政主导”，故两者之间在论述上如何衔接；二是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香港宣誓制度、资格审查制度，可以对统一后台湾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示范作用，但能否恰当适度运用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基本法》双普选远景目标”的复合性论述，仍然对做台湾人心工作、改变台湾社会对统一以及“一国两制”刻板认知有所助益；三是香港经历“修例风波”后更显中央全面领导并强化军事、警察、国安权力的极端必要性，但相关涉台论述仍处于缺位状态。
束沐指出，以香港回归经验为例，中央就“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丰富、周密的过程。从最开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后来明确提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享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区不存在剩余权力”以修正原有“井水不犯河水”提法，再到现在旗帜鲜明提出“爱国者治港”原则。他说，相信所有亲历香港回归以来由乱到治的有识之士们，都会深有感触。同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月2日首次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后，有关台湾方案的基本原则，也成为涉台学界深入探讨的话题之一。结合对新时代台湾问题“深水区”新问题的思考，再汲取“一国两制”港澳经验，他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原则提出四点思考方向：
一是全面管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地区治理兜底责任的“极限”问题。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享有全面管治权，赋予台湾地区政府自治权，对台湾地区一切管治事务负有终极责任。这保证了统一后无论岛内发生何种情况、出现何种问题，中央政府都是维护“一国两制”在台湾实施的最后一道守门人、责任人。
二是国安法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社会能否稳定运转的“底线”问题。即便在统一前台湾当局也在实行“国安法”，故国家统一后，只要将台湾现行“国安法”中抵触国家统一宪制责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删除，并对标统一后中国宪法精神，原法可沿用，中央政府可派出国安事务（政治、技术）顾问，监督国安法治在台实行。
四是民主政治。这是关乎统一后台湾政治能否多元有序的“象限”问题。一方面，统一后应保留并整合民代选举制度，缩小并增加立委选区、增加区域立委席次，裁撤县市议会，扩大不分区立委席次并贯彻中央管治权与国家意志；另一方面，统一后台湾各级选委会赋予资格审查职能，无论蓝绿白，只要宣誓反对“台独”和外国干预、拥护国家统一和“一国两制”，就有资格参与选举、当家做主。
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中评智库基金会9月27日下午在香港共同举办思想者论坛，主题为“从香港看两岸关系新变局”。论坛由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李风主持；评论员有：中华新时代智库基金会理事长李大壮、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香港中观研究所所长刘澜昌、前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庄、中评智库基金会秘书长罗祥喜、副秘书长束沐。
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记者 郁光南）香港亚太战略安全研究所、中评智库基金会9月27日下午在香港共同举办思想者论坛，主题为“从香港看两岸关系新变局”。中评智库基金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束沐回顾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经验与近年来两岸关系形势变化，对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深水区问题”的提出了新思考。
束沐认为，在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深水区问题”是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两岸关系一些涉及敏感政治领域、台湾当局身份名义与制度安排、且短期内不易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两岸关系发展阶段的变化，所谓“深水区问题”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简言之，当前两岸关系的“深水区问题”，已经与2008年至2016年和平发展时期截然不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
与时俱进地思辨两岸关系“深水区”问题
他认为，传统两岸关系中的“深水区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涉及两岸政治谈判时双方身份的问题，但事实上自2014年国台办－陆委会联系机制建立、2015年两岸领导人会晤举行后，只要秉持一中原则，该问题实际已经基本解决；二是涉及“中华民国”的问题，即台湾地区现有“国家性”政治符号，在统一前或统一后，如何对待、是否保留、能否转化的问题；三是涉及台湾地区参与国际活动的适当身份的问题，这在2008至2016年已有暂时性安排；四是涉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该问题始终未有实质性突破。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上述四个“深水区问题”已今非昔比，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陆强台弱”实力格局进一步深化，台方幻想的“平起平坐、对等协商”愈加脱离实际；二是民进党当局连续执政、倚美抗中，两岸平等协商基础荡然无存；三是大陆对台思维创新发展，“依法管辖、直接治理”进入政策议程。因此，上述四个“深水区问题”发生了以下变化：对于政治谈判名义问题，台湾当局放弃平等协商地位；对于“中华民国”问题，蔡英文操弄“中华民国台湾”概念、赖清德将“中华民国宪法”扭曲为“台湾主权”；对于台参加国际活动问题，大陆坚决压缩“台独”空间、展开涉外反“独”斗争；对于军事互信问题，解放军掌握台海战略慑压与反介入能力，“军事惩戒”摆上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