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岸融合发展情感基础：“首来族”台青实证分析
中评社╱题：“论两岸融合发展情感基础：‘首来族’台青实证分析” 作者：张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通过对2024年暑期台湾青年营队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台青对两岸融合发展的情感基础的生成机制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台青的情感基础具有三个特征：对发展性与未来性的期待、对真实互动的渴望，以及对物质与精神获得感的强烈需求。这些特征通过来大陆之后的实践得以具体展现，幷以此强化了台青在大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分析显示，台青的情感体验体现了其对大陆社会的逐步调适，幷展现情感基础在个体与社会层面的意义。本文提出以物质支持与精神满足双轮驱动为核心，优化政策路径，强化台青情感基础的实践转化，助力两岸融合深化与台青长远发展。
一、引言：寻找心灵契合的情感基础
在两岸长期互动中，台湾青年（以下简称“台青”）始终是一个关键群体。他们既是岛内政治与社会世代更替的重要承载者，又是决定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正因如此，大陆的台青政策明确提出，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下，通过制度完善与政策优化，深化融合进程，最终实现相互理解与心灵契合。
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优化台青政策的最终目标幷非只是物质层面的改善，而是追求共同性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因此融合发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增进，本质上涉及情感范畴。①在这个范畴下，不光需要心理上的共鸣，更需要通过丰富的情感体验建立内心深处的联结。②情感作为一种非物质纽带，在台青参与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尤为重要。近些年，以情感为切入点的台青研究逐渐增多，③④包括情感在政策与实践中的转化路径，⑤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⑥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情感作为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背后：构成台青的情感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来到大陆之后，台青又有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大陆又能够提供哪些情感价值？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如何实现心灵契合，也直接影响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本文选择从结构性视角入手，探讨台湾“80后”、“90后”，特别是“00后”世代的情感基础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微观层面，本文以2024年暑期两个以“首来族”为主的台青营队为案例，通过448名成员的全覆盖问卷调查，以及北京、上海、杭州、福州23位台青的深度访谈，重点解析台青来到大陆后在不同领域的情感体验，以及大陆可能提供的情感支持。基于这些实证资料，进一步探讨未来台青融合发展可选择的政策目标与具体实施方案。
二、解析台青的情感基础：认同政治、全球化与“厌世代”
情感幷非单纯的个人体验，而是根植于社会、经济与文化情境中的动态构成。⑦正如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所言，情感既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反应，也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反映，其表现形式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重塑。⑧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其情感基础的构建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受个人经历和家庭教育的影响，更深刻嵌套在当代台湾认同政治、多元文化与经济分化的复杂交织中。
(一)认同政治描绘出台青强烈的情感底色
情感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始终密不可分。政治不仅塑造情感，还通过群体行为和集体认同，深刻影响着政治过程的走向。在台湾的认同政治框架中，青年世代表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研究表明，台湾年轻世代的族群认同深受“民主化”以来的教育与历史叙事影响，近年来一些研究宣称的“天然独”现象，折射出的是台青在两岸关系议题中超越经济理性的一种情感化逻辑的体现，⑨而情感恰恰是“社会人”区别于“理性人”的核心属性。⑩
过去三十年，台湾民众的认同趋势，从“我是中国人”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双重认同，再到“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变化，⑪情感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这种变化幷非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符号化的历史记忆、公共宣传和政治话语等情境被情感化地传递和接受。台湾青年的认同逻辑因此体现出一种以本土为中心的文化归属感，在面对两岸关系时，更多呈现为一种防御性而非开放性的情感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属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台湾青年在情感上受到本土认同政治及其叙事的深刻影响，但其情感底色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研究显示，以“省籍矛盾”与“历史悲情”为核心的“老台湾人”的集体记忆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本土成就感和未来展望的积极情感。⑫这种从诉诸“悲情”到寻找“荣耀”的转变，反映了台青也在学习逐步放弃受害者心态，转而强调对现代化发展成果的认同与自豪。这一情感底色的变化不仅为他们提供了重新定义其身份角色的可能，也为台青在两岸互动中选择新的情感路径提供了想象空间。
(二)“本土化的全球化”塑造了台青矛盾的情感视野
台青情感视野的形成深受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的影响。成长于全球化高速发展时代的台青，对国际化的期待和对自身在全球体系中位置的认识，交织成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亚细亚的孤儿”的隐喻仍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情感结构。⑬这一隐喻不仅承载了集体记忆中的“孤立感”，也折射出对自身现实处境的复杂情绪。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充满悲情的集体叙事，产生了渴望被“凝视”的潜意识，形成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期待，正是在这种情感冲动之下，使他们寻找一切可以在科技、文创、体育等领域转换为“能见度”的成就，幷沉浸在对“台湾之光”的集体欢腾中。⑭
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大陆时，这一矛盾的情感尤为显着。大陆的快速崛起及其在全球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使其成为台青走向国际时难以回避的对象。一方面，他们亲眼目睹大陆在对外开放中取得的成就，表现出既被吸引又保持观望的态度；另一方面，岛内的“信息茧房”强化了他们对大陆的疏离感和不安情绪。这种双重情感，在现实中具体表现为台青既希望通过大陆的资源和市场机会扩大自身国际机遇，但又在本土叙事框架中，将大陆视为需要防范的“他者”。这就导致了当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时出现时，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通过强化本土文化身份来抵抗外部认同危机，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又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与文化整合，展现出对现实利益的务实态度。
(三)“厌世代”的阶层困境催生了台青反叛的情感冲动
当代台湾青年在面对岛内的阶层固化时，呈现出的是心有不甘。过去三十年，台湾高等教育的扩张幷未有效促进阶层流动，反而通过教育的水平分流与差异化加剧了阶层不平等。⑮这一结果尤其对中下阶级的台湾青年影响深远，使他们更易被困在低收入轨道中，难以突破既有的阶层，而这正是由“崩世代”向“厌世代”转型的开始。“崩世代”这一概念，源于对全球化冲击下台湾社会现状的描述，它形容的是年轻人在面对低薪、工作贫穷以及生活成本高企时所产生的无力感。⑯然而，台青的无力感幷未导致他们对现实的消极接受，而是进化为一种对现状本身的反叛与抵制，幷进一步构成了“厌世代”情感的核心。⑰
台青这种带有反叛性的情感冲动，实际上具有很高的道德性，对于台湾的政党而言，恰如一把双刃剑。政党可以藉助青年群体的情感能量，将社会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运动成功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青年对制度性不公的愤怒，往往成为特定政党批判执政者或既有权力结构的武器，通过聚焦于不平等、低薪等议题，政党可以为其动员提供情感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正因为青年的情感冲动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这种力量在政党占据结构性位置时，反过来也可能成为讨伐政党的利器。无论是因政策失当还是缺乏真正的社会改革承诺，当执政党被青年视为现状的延续者或既得利益者时，青年那种指向未来的激进性会迅速转化为对政党的失望与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可以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也更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社会中既有的政治分裂与代际矛盾。
三、跨越认同边界：台青在大陆的情感体验
通过上文解析可清楚看到，当代台湾青年携带着复杂而多元的情感背景，认同政治、全球化与“厌世代”的阶层困境，构成了他们的情感基础。而这一基础也势必影响到他们来到大陆时的心理表现与情感体验。
为进一步探讨这种情感特征是如何具体作用于来到大陆的台青，笔者于2024年暑期对两批前来上海的台湾青年营队（共计448名成员）开展了全覆盖式的问卷调查。为准确瞭解台湾基层青年的真实想法，问卷对象覆盖范围具有针对性，75%的参加者来自台湾中、南、东部非精英学校，其中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台称原住民）青年。这些青年中，绝大多数为首次到大陆的“城市首来族”，他们的观察与体验为分析台青在情感层面的具体需求提供了珍贵的一手数据（表1）。通过两个目标导向不同的营队间进行交叉比对，研究进一步归纳了融合发展中的台青在情感层面上的关注点和心理表现。
［表1：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通过问卷中性别构成、教育背景等要素分析，可以进一步勾勒出这些来到大陆的台青的轮廓特征。数据显示，A营队（竞赛实习为主）与B营队（参观旅行为主）的参与者构成虽有部分差异，但均属于岛内社会结构中相对不具备优势的基层青年群体。首先，两批营队的参与者大多来自台湾中、南、东部的非精英学校，其中近三成为少数民族青年，这一背景凸显出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青年群体对外部社会的探索需求。“城市首来族”占比在A营队和B营队中分别高达91%和87%，显示出他们对大陆的探索与体验意愿。其次，在性别与教育背景方面，A营队男性比例显着较高（63.79%），而B营队女性占多数（67.72%）。A营队成员以本科生为主，部分为高中生与研究生；B营队则呈现出更多样化的构成，尤其是高中生比例（20.89%）较高。这些差异与活动设计和内容导向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