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领导人选举的若干规律探讨
【摘要】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与两岸关系密切相关，选举结果深受复杂因素影响。从胜选角度观察，台湾“大选”大致有四条规律：一是候选人“维持现状”的意愿、能力与民众支持度正相关，候选人需在维护“台湾主体地位”和避免“兵凶战危”之间找到平衡点；二是确保本阵营基本盘是候选人留有胜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证券市场表现是执政党选情的晴雨表；四是美国不反对是胜选的重要条件。只要台湾选举政治的内外环境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些规律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台湾地区有11项公职人员选举，其中“总统”选举（“大选”）最受瞩目，也最为重要。受岛内政治生态、选举制度等内外因素影响，台湾“大选”产生了一些规律性现象，比如：民进党和国民党轮流上台，每八年轮替一次，连任者为同一人，等等。但是，导致选举结果的因素要比形成的现象复杂得多，包括但不限于：候选人的实力、政策主张、竞选策略，所在政党的实力、政绩，对手的实力、政策主张和竞选策略，对手所在政党的实力、政绩，岛内各政治势力的整合分化，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势力干预，突发事件等，且各因素在不同“大选”中所占权重不尽相同。比如，“九二共识”在2012年“大选”中扮演了决定胜败的关键角色，但在2016年“大选”中的正向加分作用明显减弱。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与两岸关系密切相关，受外部干预影响更大。从胜选角度观察，台湾“大选”可总结出四条规律：一是候选人“维持现状”的意愿、能力与民众支持度正相关，候选人需在维护“台湾主体地位”和避免“兵凶战危”之间找到平衡点；二是确保本阵营基本盘是候选人留有胜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证券市场表现是执政党选情的晴雨表；四是美国不反对是胜选的重要条件。
一、候选人展现的“维持现状”意愿、能力与民众支持度正相关
自1996年台湾地区实行“总统”直选以来，受李登辉和民进党等偏“独”政党的刻意设置和渲染影响，统“独”议题较长一段时间是蓝绿阵营选战的必争之地。近些年，在岛内“去中国化”运动和选举政治的共同塑造下，统“独”之争热潮渐退，“维持现状”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并不断强化，反过来对选举政治形成强大规制，并演化为“政治正确”的重要标准，这在2008年以后的重大选举中表现得日益充分。台湾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联合报》和《远见》等机构跟踪调查显示，2010年以来，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和“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稳定在50%以上，倾向“独立”的民意总体上有所增加，但一般在12%-25%之间，且多为“维持现状后再‘独立’”。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时，倾“独”民意会向“维持现状”回摆。
“维持现状”的主流化，很大程度是岛内民意对国家统一意愿减弱和“独立”倾向加剧的反映。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大陆综合实力持续增长并与台湾拉大差距，“两岸原有的平衡对峙转为不平衡对峙”，但大陆暂不具备和平统一台湾的充分条件，而台湾在“统一大陆”无望的情形下开始争取实质“独立”，因此，岛内民意呈现要求“维持现状”且倾向“独立”的比重大增①。特别是2005年祖国大陆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后，无论是台湾当局还是台湾社会谋求“独立”的信心不断流失，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台独”挑衅招致大陆启动非和平方式，不仅自身安全受损，而且现有生活方式可能被打破。《联合报》2023年上半年公布的民调显示，67%的民众认为目前台湾不具备宣布“独立”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台湾社会多认同两岸“互不隶属”，甚至认为“独立”的正当性大于统一，但多数民众并不愿意为“台独”而付出重大代价，倾向于以“维持现状”为名来维护台湾的“主体性”和既有生活方式。柯文哲即坦承，“以现阶段来说，维持现状不要说是唯一选择，恐怕是不得已的选择。”②
但要看到，岛内蓝绿阵营对“维持现状”的解释有所不同。国民党界定的现状，基本上以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范围为准，民进党界定的现状则明显偏向“台独”。综合分析，台湾社会所能共同接受的“维持现状”，大体以“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前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为前提，以不触发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为底线。台湾政治人物投入“大选”，其两岸政见往往会在维护“台湾主体地位”和避免“兵凶战危”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是民进党候选人，选前毫不例外地会将“台独”主张进行淡化包装。比如，陈水扁在2000年“大选”前接受美国《侨报》采访时称“台独”是一种“符号”，并表示“为了符号问题而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既属不智，也不符合两岸化解争议的积极目的”③；他还提出走“新中间路线”，要“以国家安全为主轴”，“跳脱传统的看统独，走第三条路”④。尽管陈水扁当选后陆续抛出“一边一国”等“台独”主张，但其“新中间路线”选举策略被绿营沿用和创新，蔡英文在2012年、2016年“大选”中，都有意回避“台独”问题，大谈维持“台湾现状与民主机制”是“台湾共识”，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等。在2020年选战中，民进党和蔡英文主打“反中保台”牌，实际上也是抓住了台湾社会“维持现状”的心理。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投入2024年选战后，为降低民众对其上台后推动“法理台独”的担心，宣称“务实台独”就是“根据事实，台湾有土地、人民、主权、政府，且定期改选政府来服务人民，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⑤。“两岸牌”向来是国民党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国民党候选人选前往往会在两岸论述上往回收，更加强调站稳“中华民国”立场，“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
在各阵营寻求平衡点的同时，选民选择谁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就是候选人及所在政党“维持现状”的意愿与能力。2008年，民进党的“谢苏配”以221多万的差距输给了国民党的“马萧配”，很大程度是受陈水扁走极端“台独”路线导致两岸关系走到战争边缘的连累。2012年选前，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马英九多项承诺跳票，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对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的信任度，明显高于蔡英文的“台湾共识”。民进党和蔡英文在2016年“大选”中以较大优势获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岸关系快速发展让台湾民众“被统一”压力增长，“九二共识”对国民党的加分作用大幅减弱。在2020年选战中，蔡英文聚焦于台湾“民主”、安全与香港等政治议题，“抗中保台”口号有效激发了岛内民众对韩国瑜上台可能会导致“台湾变香港”的“惧统”心理。据香港中评社研究，蔡英文在泛绿基本盘之外通过打“黑韩牌”和制造“亡国感”划出了一个超过250万规模的“反中同温层”，并转化为高投票率与高得票率⑥。由此可见，当前的台湾选民更倾向于从安全层面而不是统“独”层面来理解“维持现状”，换言之，即便知晓候选人“维持现状”主张只是策略性的或者倾向“独立”的，但只要判断其上台不至于引发台海冲突且能保证台湾“不被并吞”，则具加分效应。一旦某位候选人被主流舆论判定为上台将导致“台湾主体地位”流失，或者台湾安全将受到实质性威胁，则可能被民意抛弃。由是观之，台湾规律性的政党轮替，很大程度是台湾民意在维护“既有主权地位”和寻求安全感之间进行调适平衡的投射。
二、争取本阵营基本盘是候选人留有胜算的必要前提
台湾政治革新以来，台湾社会因统“独”差异逐步形成了蓝绿两大阵营对垒的基本结构。“一人一票”“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设计，强化了台湾政党政治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内核的特点，也形塑了岛内“选举至上”、“不问黑白、只问蓝绿”的政治生态。在争夺政治资源尤其是执政权的过程中，台湾选民倾向于以政治立场为分野，进而形成了捍卫本阵营基本价值理念、相对坚定支持本阵营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基本盘。尽管蓝绿势力大小有所起伏，但业界普遍认为，蓝营基本盘大于绿营，差距约为5%-10%。“太阳花”运动后，以柯文哲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快速崛起，随着民众党成立并积极参与政治选举，岛内政坛暂时出现蓝、绿、白三足鼎立的态势。若以2020年台湾大选政党票数为参考，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的基本盘分别为33.36%、33.97%、11.22%；若以2022年各党所获县市议员席次为参考，则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的基本盘分别为40.33%、30.44%、1.53%。总体来看，蓝绿基本盘两强对峙、“北蓝南绿”的基本结构仍然稳定，中间选民虽被认为已具相当规模，但白色阵营基本盘十分薄弱。
由于基本盘的分量和较强吸附力，维持和拓展自己的基本盘是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赢取选举的关键所在。从历年台湾重大选举来看，候选人如果不能成功整合本阵营的基本盘，则选战无一不以失利告终。受支持群体构成、政党文化等因素影响，民进党基本盘相对凝聚力更强，派系力量整合快，民众出来投票率高；而蓝营基本盘则凝聚力偏弱，派系分歧更难弥合。所以，历次选战经常会出现绿营基本盘虽小但候选人获得本阵营支持力量更大的情况。蓝营刚好相反，往往因为内斗内耗导致选战军心涣散，分票现象屡见不鲜。以2016年“大选”为例，“马、王”政争、马当局削减军公教退休金、“换柱”风波等导致蓝营基本盘百孔千疮，最终选举以66.6%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得票数比四年前的马英九少了308万票，而亲民党籍的宋楚瑜比上届得票数多了120万票，显示许多蓝营民众宁愿弃投或者投宋也不投朱。
强调基本价值、进行政治动员是岛内政党巩固基本盘的重要方式，但民进党更倾向于通过走民粹路线来固票、催票乃至破坏对手的基本盘，在势均力敌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甚至不择手段。陈水扁在执政末期策动“入联公投”绑“大选”，民进党于2012年选前之夜安排李登辉演讲，以及2019年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强行通过“反渗透法”等，都是民进党进行民粹化动员的“精心之作”。2004年选前的“三一九”枪击事件迄今迷雾重重，但舆论普遍认为该事件刺激了许多绿营民众出来投票。
也有论者认为，2005年之后的台湾各项选举，多次出现选举结果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大幅翻转的现象，这说明“决定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不再是蓝绿基本盘，而是中间选民，大量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转向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⑦。关于中间选民的作用需要辩证去看。其一，随着台湾政党政治尤其是蓝绿恶斗弊端的日益显现，“认人不认党”“只经不政”的中间选民确实有增多之势，但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候选人保住基本盘的基础之上；其二，台湾“大选”阵营对垒化、意识形态扩大化的特性，对中间选民“归队”“选边”具有强大的感染和磁吸效应，政党基本盘在“大选”期间往往会阶段性回补；其三，中间选民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但“大选”事关台湾未来四年的路线乃至前途命运问题，这会促使中间选民增加对统“独”、战和乃至中美博弈等政治安全议题的考虑；其四，民众党的成立为不满国、民两党价值的中间选民提供了新的选择，对柯文哲及民众党认同感较强的中间选民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化为白色阵营的基本盘。柯文哲在五六月间民调持续上升，不过，其基本盘远小于蓝绿阵营决定了其胜算不高，藉势做大基本盘和拓展政治资源或许是其参选2024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三、证券市场表现是执政党选情的晴雨表
台湾社会高度商业化资本化，普遍关注经济问题，“宏观的总体经济环境常被视为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⑧。近年来，台湾民众在参加选举活动时对经济民生、社会治理绩效的赋值有所增加，部分经济选民、理性选民倾向于将经济现实、经济预期与投票取向进行挂钩。但是，“当下的台湾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而非真正理性的经济社会”，一旦涉及政治、安全议题时，“民众的选择就不再简单地以经济民生作为唯一视角或决定投票行为的重要标准，而是变得复杂与多元”⑨。观察历次台湾“大选”，尽管候选人、政党、媒体和选民都强调经济民生的重要性，但经济议题从来没有真正成为选举的主轴。特别是2014年“反服贸”以来，在民进党的操弄下，台湾社会惧统、“反中”意识上升，2019年3月，台“中研院”社会所“中国效应专题研究小组”调查指出，台湾民众认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何者更重要的比例是58.3％对31.3％。
不过，政治挂帅的选举生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对“大选”不能产生重要影响。其一，各候选人需要认真对待与回答各类经济民生问题，出色的经济政见往往能抬升民众对其上台的预期。比如，陈水扁2000年选举中打出了“投票给阿扁，股市上万点”的口号，马英九2008年选前也开了“633”（经济年增长率达6％、失业率降到3％、年人均所得达3万美元）的支票，均有效激发了选民热情。其二，民众对当下经济的认知和收益情况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若选民认为台湾经济表现良好，或者执政党经济政策于己有利，则会倾向于投票给执政党候选人，反之则会结合未来预期等因素做出不利于执政党的选择，这也是执政党选前大力美化经济形势的主要动因。其三，执政党政策买票能产生区块式吸票效应。这在2020年“大选”前表现得尤其明显。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败选开始，民进党当局“便凭藉公权力及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大肆政策性买票，以短期的经济利益诱骗选民的支持”⑩。特别是选前数个月，接连采用减税、补贴、奖励等政策措施，对农民、渔民、青年、育儿者、单身、老年人、身障者以及旅游业者、客运业者、夜市商贩、家电业者、中小企雇主、股民等不同群体与阶层实施不同程度的利益投放，不仅对冲了韩国瑜的“两岸红利牌”、“庶民经济牌”，减弱了弱势群体、不景气行业人员对民进党施政不力的怨气，还争取了部分中间选民向绿营靠拢。
[表1：台湾股市基本情况（1999-2023）]
在诸多经济因素中，股市表现在选民对执政当局做出倾向性意见乃至投票决定时产生的影响相对更加直接。有岛内网络业者在分析“蔡英文执政满意度跟台股指数有什么关系”时指出，2017年至2022年“台股长期上万点”期间，“蔡英文满意度”与“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57（中度相关），若不计COVID-19疫情影响，两者相关系数达0.83(高度相关)，由此推论出：“台股越好，蔡英文的民调满意度就会跟着好；台股越糟，蔡英文的民调就好不了。”⑪分析历次“大选”结果与台湾股市表现也可发现，选前一年台湾股市的强弱对选情有着重要影响，若表现强势，则有利于执政党候选人，反之则利于对手。1999年，台股大涨31.6%，次年李登辉支持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上台；2003年，台股大涨32.3%，次年陈水扁连任；2007年，台股小涨8.7%，但陈水扁当局“台独”挑衅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最终民进党败选；2011年，台股大跌21.2%，寻求连任的马英九仅赢蔡英文不到80万票；2015年，台股以10.41％的跌幅在亚洲股市中排倒数第三，每位股民平均赔25.08万元新台币，次年民进党大胜，蔡英文上台；2018年，台股持续不振，至九合一选举前夕的10月26日，股指降到全年最低，平均每位股民损失约70万元新台币，结果民进党大败；但2019年，台股以23.3%的涨幅创下10年来纪录，每位股民大赚70多万新台币，次年蔡英文连任。
由此视之，台湾股情与选民的政治情绪乃至投票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选前一年的股市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执政党有无胜算的晴雨表。一般来说，股指涨幅越大，民众收益越多，则执政党连任的概率越大；股指掉得越厉害，赚钱效应越低，则执政党选情越低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炒股在岛内是“全民运动”，几乎每个家庭的收入都与股市息息相关。据统计，台湾2020年“大选”的选民人数为1931万，而股民人数2019年底为1057万人，到2021年底超过1200万，且20-30岁年龄段增长最快，这意味着股民与选民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其二，台湾社会重实利、善投机、炒短线，股市好坏直接影响股民对执政党的好感度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自然会在投票行为上有所反映。
四、美国不反对是胜选的重要条件
美国历来宣称基于“民主原则”不会介入台湾选举，对任何一个候选人和政党都“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或明或暗介入和干预每一届台湾“大选”。这是因为在“大选”中胜出的政党、个人是未来四年代表台湾与美国打交道的主要行为主体，美国期待通过干预台湾选举促使“意中人”当选或者“不中意的人”落选，从而维护和拓展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并保有“以台制华”战略的延续性。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就曾指出：“美国会检视任何一位候选人在相关政策上所追求的东西，是否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利益一致。”⑫言外之意是，台湾各候选人的两岸和对外政策必须符合美国维护亚太霸权的需要。在美国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倾向支持的台湾“大选”候选人大致有三个标准：必须坚决反对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也就是具有抗拒统一的意志与能力；在战略上“亲美”，能够配合执行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策略安排；两岸政策不冒进，未经美国授意，不得触发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
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时机、方式往往根据“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湾选情的主观分析”而定，“有选前介入也有选后介入，有明确介入也有模糊介入，有正式介入也有非正式介入”⑬等，但总体来看，选前介入多于选后介入，模糊介入多于明确介入，非正式介入多于正式介入，美国见机行事，得心应手。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自信，在于美国无论对台湾政坛还是对台湾社会都拥有趋于控制性的影响力。其一，国民党、民进党乃至后起的民众党等岛内各大中型政党都奉行“亲美”路线，且候选人选前有赴美寻求沟通和支持的传统；其二，台湾社会具有强烈的崇美倚美心理，习惯于以附庸者、被保护者的角色接受和听从美方的意见；其三，美国在岛内拥有诸多可以施加政治影响的平台和渠道。因此，美国介入台湾“大选”不仅手段多、成本低，而且见效快，稳定性强。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甚至断言，“美国支持谁，谁就当选，不支持谁，谁就落选，没有例外。”⑭
从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来看，除了个别突发性事件导致意外发生之外，台湾“大选”结果确实基本上符合美国的预期。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并派航母打击群反制中国大陆的军演威慑，直接促成了李登辉1996年当选；2000年“大选”前几天，美方松口表示“不反对陈水扁当选”，成为民进党上台执政的临门一脚；2008年“大选”前，美国高级官员不仅对陈水扁“入联公投”多次明确表达反对态度，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还在“大选”前一天为马英九绿卡问题“解套”，结果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以大比分输给了马英九；2011年9月蔡英文赴美“面试”时，白宫官员以匿名方式对外声称“她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所享有的稳定的两岸关系”，相当于判定蔡不是美国的“意中人”，次年选举蔡失利；在台湾2016年“大选”中，美方尽量展现“中立姿态”，在蔡英文和朱立伦分别访美时也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规格”，但从始至终没有对蔡英文表露不信任的倾向，蔡英文最终也如愿当选。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调整对华政策，全面开打“台湾牌”，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尤其是军事安全关系，支持蔡执政地位。与此同时，美通过民间渠道对韩国瑜阵营抛出五大“考题”，迫使韩取消选前访美行程；藉“王立强假间谍案”等炒作韩国瑜接受大陆政治捐助、大陆“用假新闻影响台湾选举”等，实际上表明了挺蔡弃韩的态度，最终蔡英文以高于对手近20%的得票率获得连任。只有2004年台湾“大选”是一个特例：陈水扁在首个任期先后抛出“一边一国论”、“公投绑大选”等挑衅性议题，引发美国政府的不安和多次正式警告。台湾“大选”前一段时间，时任美总统布什亲自对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最近从台湾传出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赞成。我们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⑮但由于“大选”前一天发生离奇的枪击案，陈水扁最终以0.228%的极微优势胜出。
由此视之，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促使“中意”的候选人当选，不合美国意图的人失利，与此同时，藉此增强和检验对台湾政坛和社会的影响力。美国介入和干预台湾“大选”的成效，反映了美国对台湾政治的控制及影响程度比较高。从台湾候选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支持一定会有加分作用，但一般情况下并非胜选的主要原因；美国有时候不持明显特定立场，但会通过相关表态规制各候选人政见向美国期待的方向靠拢；美国反对谁，谁就基本上选不上。
五、结语
以上四条规律是在台湾政治选举尤其是“大选”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凸显出来的，只要台湾选举政治的内外环境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些规律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要看到，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台湾“大选”的这些规律只是阶段性规律。一方面，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和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化，两岸和平统一越深入人心，台湾选民就越倾向于选出赞同两岸和平统一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另一方面，祖国统一进程推进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台湾各主要政党还是台湾选民都必须在“统”与“拒统”之间做出选择。当前，既要认识到“无论何党何派在台湾掌权，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⑯，也要跳出台湾地区选举的思维桎梏，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主导权，促使台海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持续向大陆倾斜，为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注释：
①朱磊：《国家统一的系统演化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中国国家统一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380页。
②《“要期待我明年一次就选上”，柯文哲：两岸维持现状恐是不得已的选择》，台湾“三立新闻网”，2023年4月18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282305
③《陈水扁不愿否定“台独”主张》，中国新闻网，2000年3月10日，https://www.chinanews.com/2000-3-10/26/21381.html
④孙亚夫、李鹏等：《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⑤《赖清德与政大学生座谈释疑务实“台独”主张》，台湾“中央社”，2023年5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05160433.aspx
⑥《社评：2020选举“基本盘”与“同温层”》，香港“中评社”，2020年1月28日，http://bj.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kindid=0&docid=105670610
⑦胡凌炜：《台湾中间选民投票行为与2020“大选”》，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9月号。
⑧社论：《执政党三连败的经济因素》，台湾《经济日报》2023年1月1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6901601
⑨王建民：《台湾选举到底“经济优先”还是“政治优先”？》，中国台湾网，2019年9月29日，http://www.taiwan.cn/plzhx/plyzl/201909/t20190929_12206027.html
⑩邓利娟：《经济因素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及思考》，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
⑪《蔡英文满意度跟台股高度相关？》，台湾“中时新闻网”，2023年1月2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127000013-260407?chdtv
⑫苏起：《两岸波涛二十年纪实》，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84页。
⑬王伟男：《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与规律》，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9月号。
⑭《游盈隆：2020“大选”美国因素重要性远超中国》，台湾“风传媒”，2019年12月11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090093
⑮《温家宝访美：布什明确反对“台独公投”》，CCTV台湾频道，2003年12月12日，https://www.cctv.com/program/mnhsj/20031212/101937.shtml
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新华社2022年8月10日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9月号，总第309期）
【摘要】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与两岸关系密切相关，选举结果深受复杂因素影响。从胜选角度观察，台湾“大选”大致有四条规律：一是候选人“维持现状”的意愿、能力与民众支持度正相关，候选人需在维护“台湾主体地位”和避免“兵凶战危”之间找到平衡点；二是确保本阵营基本盘是候选人留有胜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证券市场表现是执政党选情的晴雨表；四是美国不反对是胜选的重要条件。只要台湾选举政治的内外环境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些规律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台湾地区有11项公职人员选举，其中“总统”选举（“大选”）最受瞩目，也最为重要。受岛内政治生态、选举制度等内外因素影响，台湾“大选”产生了一些规律性现象，比如：民进党和国民党轮流上台，每八年轮替一次，连任者为同一人，等等。但是，导致选举结果的因素要比形成的现象复杂得多，包括但不限于：候选人的实力、政策主张、竞选策略，所在政党的实力、政绩，对手的实力、政策主张和竞选策略，对手所在政党的实力、政绩，岛内各政治势力的整合分化，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势力干预，突发事件等，且各因素在不同“大选”中所占权重不尽相同。比如，“九二共识”在2012年“大选”中扮演了决定胜败的关键角色，但在2016年“大选”中的正向加分作用明显减弱。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选举，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与两岸关系密切相关，受外部干预影响更大。从胜选角度观察，台湾“大选”可总结出四条规律：一是候选人“维持现状”的意愿、能力与民众支持度正相关，候选人需在维护“台湾主体地位”和避免“兵凶战危”之间找到平衡点；二是确保本阵营基本盘是候选人留有胜算的必要前提；三是证券市场表现是执政党选情的晴雨表；四是美国不反对是胜选的重要条件。
一、候选人展现的“维持现状”意愿、能力与民众支持度正相关
自1996年台湾地区实行“总统”直选以来，受李登辉和民进党等偏“独”政党的刻意设置和渲染影响，统“独”议题较长一段时间是蓝绿阵营选战的必争之地。近些年，在岛内“去中国化”运动和选举政治的共同塑造下，统“独”之争热潮渐退，“维持现状”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并不断强化，反过来对选举政治形成强大规制，并演化为“政治正确”的重要标准，这在2008年以后的重大选举中表现得日益充分。台湾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联合报》和《远见》等机构跟踪调查显示，2010年以来，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和“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稳定在50%以上，倾向“独立”的民意总体上有所增加，但一般在12%-25%之间，且多为“维持现状后再‘独立’”。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时，倾“独”民意会向“维持现状”回摆。
“维持现状”的主流化，很大程度是岛内民意对国家统一意愿减弱和“独立”倾向加剧的反映。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大陆综合实力持续增长并与台湾拉大差距，“两岸原有的平衡对峙转为不平衡对峙”，但大陆暂不具备和平统一台湾的充分条件，而台湾在“统一大陆”无望的情形下开始争取实质“独立”，因此，岛内民意呈现要求“维持现状”且倾向“独立”的比重大增①。特别是2005年祖国大陆颁布《反分裂国家法》后，无论是台湾当局还是台湾社会谋求“独立”的信心不断流失，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台独”挑衅招致大陆启动非和平方式，不仅自身安全受损，而且现有生活方式可能被打破。《联合报》2023年上半年公布的民调显示，67%的民众认为目前台湾不具备宣布“独立”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台湾社会多认同两岸“互不隶属”，甚至认为“独立”的正当性大于统一，但多数民众并不愿意为“台独”而付出重大代价，倾向于以“维持现状”为名来维护台湾的“主体性”和既有生活方式。柯文哲即坦承，“以现阶段来说，维持现状不要说是唯一选择，恐怕是不得已的选择。”②
但要看到，岛内蓝绿阵营对“维持现状”的解释有所不同。国民党界定的现状，基本上以马英九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范围为准，民进党界定的现状则明显偏向“台独”。综合分析，台湾社会所能共同接受的“维持现状”，大体以“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前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为前提，以不触发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为底线。台湾政治人物投入“大选”，其两岸政见往往会在维护“台湾主体地位”和避免“兵凶战危”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是民进党候选人，选前毫不例外地会将“台独”主张进行淡化包装。比如，陈水扁在2000年“大选”前接受美国《侨报》采访时称“台独”是一种“符号”，并表示“为了符号问题而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既属不智，也不符合两岸化解争议的积极目的”③；他还提出走“新中间路线”，要“以国家安全为主轴”，“跳脱传统的看统独，走第三条路”④。尽管陈水扁当选后陆续抛出“一边一国”等“台独”主张，但其“新中间路线”选举策略被绿营沿用和创新，蔡英文在2012年、2016年“大选”中，都有意回避“台独”问题，大谈维持“台湾现状与民主机制”是“台湾共识”，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等。在2020年选战中，民进党和蔡英文主打“反中保台”牌，实际上也是抓住了台湾社会“维持现状”的心理。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投入2024年选战后，为降低民众对其上台后推动“法理台独”的担心，宣称“务实台独”就是“根据事实，台湾有土地、人民、主权、政府，且定期改选政府来服务人民，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⑤。“两岸牌”向来是国民党的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国民党候选人选前往往会在两岸论述上往回收，更加强调站稳“中华民国”立场，“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
在各阵营寻求平衡点的同时，选民选择谁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就是候选人及所在政党“维持现状”的意愿与能力。2008年，民进党的“谢苏配”以221多万的差距输给了国民党的“马萧配”，很大程度是受陈水扁走极端“台独”路线导致两岸关系走到战争边缘的连累。2012年选前，尽管台湾经济不景气，马英九多项承诺跳票，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民众对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的信任度，明显高于蔡英文的“台湾共识”。民进党和蔡英文在2016年“大选”中以较大优势获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岸关系快速发展让台湾民众“被统一”压力增长，“九二共识”对国民党的加分作用大幅减弱。在2020年选战中，蔡英文聚焦于台湾“民主”、安全与香港等政治议题，“抗中保台”口号有效激发了岛内民众对韩国瑜上台可能会导致“台湾变香港”的“惧统”心理。据香港中评社研究，蔡英文在泛绿基本盘之外通过打“黑韩牌”和制造“亡国感”划出了一个超过250万规模的“反中同温层”，并转化为高投票率与高得票率⑥。由此可见，当前的台湾选民更倾向于从安全层面而不是统“独”层面来理解“维持现状”，换言之，即便知晓候选人“维持现状”主张只是策略性的或者倾向“独立”的，但只要判断其上台不至于引发台海冲突且能保证台湾“不被并吞”，则具加分效应。一旦某位候选人被主流舆论判定为上台将导致“台湾主体地位”流失，或者台湾安全将受到实质性威胁，则可能被民意抛弃。由是观之，台湾规律性的政党轮替，很大程度是台湾民意在维护“既有主权地位”和寻求安全感之间进行调适平衡的投射。
二、争取本阵营基本盘是候选人留有胜算的必要前提
台湾政治革新以来，台湾社会因统“独”差异逐步形成了蓝绿两大阵营对垒的基本结构。“一人一票”“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设计，强化了台湾政党政治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内核的特点，也形塑了岛内“选举至上”、“不问黑白、只问蓝绿”的政治生态。在争夺政治资源尤其是执政权的过程中，台湾选民倾向于以政治立场为分野，进而形成了捍卫本阵营基本价值理念、相对坚定支持本阵营政党及其候选人的基本盘。尽管蓝绿势力大小有所起伏，但业界普遍认为，蓝营基本盘大于绿营，差距约为5%-10%。“太阳花”运动后，以柯文哲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快速崛起，随着民众党成立并积极参与政治选举，岛内政坛暂时出现蓝、绿、白三足鼎立的态势。若以2020年台湾大选政党票数为参考，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的基本盘分别为33.36%、33.97%、11.22%；若以2022年各党所获县市议员席次为参考，则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的基本盘分别为40.33%、30.44%、1.53%。总体来看，蓝绿基本盘两强对峙、“北蓝南绿”的基本结构仍然稳定，中间选民虽被认为已具相当规模，但白色阵营基本盘十分薄弱。
由于基本盘的分量和较强吸附力，维持和拓展自己的基本盘是国民党、民进党两大政党赢取选举的关键所在。从历年台湾重大选举来看，候选人如果不能成功整合本阵营的基本盘，则选战无一不以失利告终。受支持群体构成、政党文化等因素影响，民进党基本盘相对凝聚力更强，派系力量整合快，民众出来投票率高；而蓝营基本盘则凝聚力偏弱，派系分歧更难弥合。所以，历次选战经常会出现绿营基本盘虽小但候选人获得本阵营支持力量更大的情况。蓝营刚好相反，往往因为内斗内耗导致选战军心涣散，分票现象屡见不鲜。以2016年“大选”为例，“马、王”政争、马当局削减军公教退休金、“换柱”风波等导致蓝营基本盘百孔千疮，最终选举以66.6%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得票数比四年前的马英九少了308万票，而亲民党籍的宋楚瑜比上届得票数多了120万票，显示许多蓝营民众宁愿弃投或者投宋也不投朱。
强调基本价值、进行政治动员是岛内政党巩固基本盘的重要方式，但民进党更倾向于通过走民粹路线来固票、催票乃至破坏对手的基本盘，在势均力敌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甚至不择手段。陈水扁在执政末期策动“入联公投”绑“大选”，民进党于2012年选前之夜安排李登辉演讲，以及2019年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强行通过“反渗透法”等，都是民进党进行民粹化动员的“精心之作”。2004年选前的“三一九”枪击事件迄今迷雾重重，但舆论普遍认为该事件刺激了许多绿营民众出来投票。
也有论者认为，2005年之后的台湾各项选举，多次出现选举结果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大幅翻转的现象，这说明“决定台湾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不再是蓝绿基本盘，而是中间选民，大量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转向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⑦。关于中间选民的作用需要辩证去看。其一，随着台湾政党政治尤其是蓝绿恶斗弊端的日益显现，“认人不认党”“只经不政”的中间选民确实有增多之势，但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候选人保住基本盘的基础之上；其二，台湾“大选”阵营对垒化、意识形态扩大化的特性，对中间选民“归队”“选边”具有强大的感染和磁吸效应，政党基本盘在“大选”期间往往会阶段性回补；其三，中间选民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但“大选”事关台湾未来四年的路线乃至前途命运问题，这会促使中间选民增加对统“独”、战和乃至中美博弈等政治安全议题的考虑；其四，民众党的成立为不满国、民两党价值的中间选民提供了新的选择，对柯文哲及民众党认同感较强的中间选民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化为白色阵营的基本盘。柯文哲在五六月间民调持续上升，不过，其基本盘远小于蓝绿阵营决定了其胜算不高，藉势做大基本盘和拓展政治资源或许是其参选2024最重要的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