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沛良：特区新政府应真正发挥行政主导作用

　　中评社香港5月11日电（记者　梁帆）第五波疫情期间，公务员抗疫工作不力令香港市民对整个公务员体系的效率、能力和态度全面不满与质疑。是什么原因使得以稳定高效、廉洁奉公、专业精细而着称的香港公务员体系“从高走低？”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太平保险（香港）总经理陈沛良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李家超先生在政纲中提出的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将企业绩效考核模式应用到政府运作的一次新尝试，但公共服务具备高复杂性，设置具体的KPI措施时，须经过全面审慎考虑，避免掉入KPI陷阱。

　　陈沛良表示，香港公务员体系承袭自英国殖民统治的架构，多年来没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早已不适应香港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尤其是近两年面对社会运动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公务员团队在政治判断、把握大局、体察民情、推陈出新等方面的能力需要与时并进。

　　陈沛良说，尤其需要注明的是，在问责制下，当前公务员的聘任、考核、晋升、奖惩等环节是由各局常任秘书长、公务员事务局及相关谘询机构（例如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所决定，而公务员的人事管理权则归属于各局常任秘书长，是不受行政长官改选及政府换届影响。且根据《公务员守则》提及“公务员必须以伙伴精神与政治委任官员通力合作，促进彼此间的互信……并不构成亦不应被视为构成副局长／政治助理与公务员之间有从属关系。”因此，非公务员系统出身的政治委任官员想要有所作为，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公务员队伍是否全力支持及配合，所以如何提高公务员的忠诚度，而非令政治问责制度形同虚设，仍然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大方向。

　　陈沛良指出，李家超先生提出的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将企业绩效考核模式应用到政府运作的一次新尝试，目的是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水平。但由于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的绩效水平都能被计算和衡量。政府部门通常会设立容易实现或容易收集数据的目标，而忽略了难以衡量的服务质量。如果设立了不恰当的目标，就会导致目标和行为错位，而不是提高绩效。所以，希望日后在设置具体的KPI措施时，新一届政府必须经过全面审慎考虑，避免掉入KPI陷阱中。同时，对于无法量化的工作，是否考虑再结合“关键行为指标”（KBI）　提高工作效率也是未来政府应该思考的一个方向。

　　陈沛良认为，设立“应急动员机制”，是当危机出现时，政府可以尽快做出反应，提高应急能力。这是对臃肿的官僚体制的一次突破，期待见到后续有更多关于这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经过第五波疫情的冲击，香港市民迫切需要的，亦是本人所期望的，是新一届政府能够建立强大高效、勇于承担的管治团队，真正发挥行政主导作用”陈沛良说，再以结果为目标的前提下，希望管治团队贴地工作，急市民所急，真正做到夏宝龙主任所言坚定爱国者应具备的五个标准：立场坚定、担当作为、为民爱民、有感召力、有责任心。他强调，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大刀阔斧进行公务员体制改革和重整，对现有的公务员文化及思维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以打工仔的心态“我会做好这份工”去处理一切问题，带领香港踏上新征程。

　　中评社香港5月11日电（记者　梁帆）第五波疫情期间，公务员抗疫工作不力令香港市民对整个公务员体系的效率、能力和态度全面不满与质疑。是什么原因使得以稳定高效、廉洁奉公、专业精细而着称的香港公务员体系“从高走低？”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太平保险（香港）总经理陈沛良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李家超先生在政纲中提出的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将企业绩效考核模式应用到政府运作的一次新尝试，但公共服务具备高复杂性，设置具体的KPI措施时，须经过全面审慎考虑，避免掉入KPI陷阱。

　　陈沛良表示，香港公务员体系承袭自英国殖民统治的架构，多年来没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早已不适应香港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尤其是近两年面对社会运动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公务员团队在政治判断、把握大局、体察民情、推陈出新等方面的能力需要与时并进。

　　陈沛良说，尤其需要注明的是，在问责制下，当前公务员的聘任、考核、晋升、奖惩等环节是由各局常任秘书长、公务员事务局及相关谘询机构（例如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所决定，而公务员的人事管理权则归属于各局常任秘书长，是不受行政长官改选及政府换届影响。且根据《公务员守则》提及“公务员必须以伙伴精神与政治委任官员通力合作，促进彼此间的互信……并不构成亦不应被视为构成副局长／政治助理与公务员之间有从属关系。”因此，非公务员系统出身的政治委任官员想要有所作为，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公务员队伍是否全力支持及配合，所以如何提高公务员的忠诚度，而非令政治问责制度形同虚设，仍然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