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峰：香港纳入国家治理 需理顺七大关系
中评社香港8月18日电（中评社报道组）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日前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论坛中指出，事实已经说明，香港必然会深度纳入国家治理的环节中，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理顺关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特区政府的职责，更应该是香港全社会的认知乃至共识。香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理顺七大关系。
郭伟峰指出：九七后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是对中共执政的重大考验。如舆论指出，中共十六大定之为“崭新课题”，十七大定之为“重大课题”，十八大定之为“根本宗旨”，十九大定之为“基本方略”，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香港时候指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更是把“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成为了中共新的新时期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既要把内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也要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建设好。”“两个建设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更高要求。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是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求香港与国家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并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郭伟峰表示：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前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理顺关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措施，不了解国家治理性质，就无法理顺各种关系，就无法解决重大矛盾。事实已经说明，香港必然会深度纳入国家治理的环节中，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理顺关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特区政府的职责，更应该是香港全社会的认知乃至共识。
郭伟峰说，香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理顺以下七大关系：
第一，要理顺“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我们知道，“一国”与“两制”之间存在主次关系，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过去一段时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发生了重大的失误，根本原因就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被扭曲为对立关系。现在这样的畸形关系正在扭转过程中，但非一日之功。习近平指出：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习近平给香港特区政府、建制派以及各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香港上下需要理解与掌握，才有可能理顺早已失衡的关系。
第二，要理顺中央与特区的关系。中央应该是上，特区应该是下，这是上下关系。但是长期以来，这样关系却被扭曲为对抗关系。诸如可以用高度自治权对抗中央管治权之类的谬论，竟然成了香港很多政客的共识，甚至成为了外部势力以及非建制派的信心来源，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斗争中惨败。中央在2014年6月就明确提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对此，当时香港的反对派竟然没有人相信。现在，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健全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以维护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建的香港宪制秩序，已经是大势所趋，无人不信了。中央加强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应该算是理顺了关系。
第三，要理顺政党与政制的关系。香港没有成熟的政党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执政党，所以香港的政治制度可概括为“行政主导、三权分置、司法独立、行政长官向中央总负责”。但是，长期以来，“三权分置”被扭曲为“三权分立”，政党与政制的关系成为结构性的对拼关系，政治势力各行其是，互相冲突，导致政制失去平衡、政治纷争不息。现在，香港国安法的落实与选举制度的完善，最为有效地遏制了所谓的“三权分立”认知错乱造成的政治危害。但是，必须看到，“三权分立”的意识已经深入香港社会骨髓，要清除乾净必须下大气力。
第四，要理顺经济与民生的关系。香港经济高速发展，金融市场傲视群雄，财团寡头如日中天，但是民生工作却做得不够好，主要是没有掌握民生经济的核心内涵，没有改善民生的新思维、新主张、新办法，导致率先跨越中低收入陷阱的香港，却坠入民心惶恐的陷阱，经济与民生的关系成了对头关系，经济越发达，民怨却越大，成为了香港的悖论，也是香港的乱源之一。须知，民生经济就是把保障和改善中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条件作为主线贯穿于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通过理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比价关系，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民生经济，有利于实现发展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效率和公平的统一。香港特区政府对这样的民生经济系统内涵，应该是比较陌生的，应该向内地学习，并运用于香港。
第六，要理顺进步与落后的关系。香港原本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保守主义特色浓厚的城市，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节制政治，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冲突。这从特区政府处理一些事务的手法中可见端倪。但是近些年来香港社会在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上犯病了，保守主义秩序被打乱，激进主义垄断社会情绪，狂热的极端主义大行其道，反商反智反秩序的思潮狂飙，颠倒了进步与落后的关系，两者成了对调关系。把破坏秩序当作进步，把维护秩序当作落后，把经济发展当作落后，把政治冲突当作先进。这些人几乎已经达到神智错乱的地步。反对先进，迷恋落后，这样的香港不会有好的出路。
第七，要理顺年限与价值的关系。香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是中央政府的承诺，距离50年的底限时间，现在仅有26年。26年之后怎么办？中央政府不可能立即再做承诺一百年不变，这就产生了年限与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香港在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进程中究竟有何价值？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应该在五十年届满之际停止，还是继续延长下去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年限与价值应该构成对称关系。价值越大，年限就会越长。如果香港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不了积极作用，或者产生绊脚石的负面作用，那么，年限与价值的关系就会形成互相损耗的对折关系。反之，香港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国两制”必然得以长期维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
中评社香港8月18日电（中评社报道组）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日前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论坛中指出，事实已经说明，香港必然会深度纳入国家治理的环节中，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理顺关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特区政府的职责，更应该是香港全社会的认知乃至共识。香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理顺七大关系。
郭伟峰指出：九七后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是对中共执政的重大考验。如舆论指出，中共十六大定之为“崭新课题”，十七大定之为“重大课题”，十八大定之为“根本宗旨”，十九大定之为“基本方略”，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香港时候指出：“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更是把“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成为了中共新的新时期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既要把内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也要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建设好。”“两个建设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更高要求。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是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求香港与国家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并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郭伟峰表示：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前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理顺关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措施，不了解国家治理性质，就无法理顺各种关系，就无法解决重大矛盾。事实已经说明，香港必然会深度纳入国家治理的环节中，所以，在香港问题上理顺关系，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也是特区政府的职责，更应该是香港全社会的认知乃至共识。
郭伟峰说，香港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理顺以下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