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结构与效应
中评社╱题：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结构与效应 作者：张竞（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
【摘要】对于台北政坛来说，透过宣示与美军保持密切往来交流关系，其实是刻意在拉抬政治效应，经常会吹嘘到让人不可思议地步。其实许多美国研究两岸关系学者早就多次指出，台湾对于本身与美国之军售关系，已经到达过度政治化解读地步。但平心而论，军售问题本来就有其政治意涵，不论是就美国对外实施军售原始政策目的，抑或是此项议题纠结在北京与华盛顿两方互动关系，要让军售本身单纯留在技术与军事专业层次，其实亦是不切实际奢望。
壹、前言
台北与华盛顿相互间之军事交流活动，基本上系从属于双方间之军售关系；在1979年双方关系产生重大变化，美国基于冷战时期“联中制苏”之战略考量，转向北京透过双方关系正常化过程，最终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华盛顿承诺北京，对台北采取“断交”、“废约”与“撤军”三项作为。但在断交震荡初期，台北与华盛顿会商如何处理后续关系时，台北经过斡旋与透过美国国会游说施压，最后还是保住双方继续维系军售关系，并且最后将此项对台军售关系，顺利纳入美国“台湾关系法”内文，为此项军售联结找到美国国内法律保障，并且运用军售管道与过程以及相关配套教育训练课程，逐步发展出在未具备外交关系前提下，仍然能够维护巩固军事交流之特殊运作模式。
贰、军事交流结构因素
诚如前述，若欲理解台北与华盛顿间之军事交流活动全貌，必须先理解双方军售关系，并且以全方位视角来解读奠基于军售过程，所能够发展出来各项军事交流关系。特别是当台北与华盛顿双方并无外交关系，所以从美国立场所认定，涉及军事交流之安全合作架构，在台北与华盛顿双方实际运作下，就结构与实务来说，确实存在相当不同之特殊性，亦与军售过程具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讨论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绝对无法避谈双方军售关系。
一、军售真正意涵
依据美国本身法律明文规范，其对外军售最主要使命在于争取并且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非满足求售国之军事需求。但是透过对外军售所获取经济收入，用以维护美国军备产业领先优势与实质收益，亦是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但在此必须严肃指出，诚然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在其国内政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政策面向上，确实具有不容忽视之影响力，但是军备产业所重视销售成绩，却不是美国决定军备输出政策面向上最具决定性因素。
所以许多评断华盛顿对台北透过军售提供军备之分析论述，其实都过分高估军火商或是军备工业对于军售政策所具备之影响力；尽管军备产业确实是会在华盛顿政治圈内，对行政部门与国会进行游说，希望促成对特定国家之军售交易，但是军备产品基本上是卖方市场，就算有些国家在进行军备采购时，能够对外开放国际社会厂商投标，并且获得许多不同国家军备产业前来竞标，但此亦不足以改变卖方因为具备技术专利所构成之优势。
特别是台北在国际社会进行军备采购时，受到北京严重封杀，因此让稳定可靠军备品项来源相当有限，因此更让华盛顿在对台北军售上获得更大谈判优势，此种结构性因素更是理解掌握双方军售关系时，必须牢记在心之重点因素。
透过军售过程，从议约、驻厂、监造、测试、验证、训练、接收以及运送与成军，再加上在整个过程中所不断进行之会议、协商、付款与公证及履约作业，双方会产生极度密集之军事交流关系。此外在台北与华盛顿双方军售案例上，亦曾经存在过双方合作研发军备品项过程，此种互动关系亦是在军售体系下建立规范，所以对于军售来说，不能以狭窄视野将其仅仅定位成单纯军备品项买卖过程，而必须考量透过此等过程，所能够发展建构之各项军事交流活动。
假若是美国以“过剩国防品项”(EDA：Excess Defense Articles)名义，对外所释出之美军除役军事儎台，不论是战机、战舰抑或是装甲战斗车辆，台北若是采购此种军备品项时，更会有可能派遣现役军事人员远赴美国进行启封、整备与接收作业；透过此种接收装备儎台过程，双方更会建立非常密切之交流互动关系。
二、军控输出管制
在此必须指出，获得军备输出品项，其实并不意味着能够同时获得所有与该项军备相关之技术能量，特别是涉及测试验证与深度维修保养之科技，往往还是会列为出口管制品项，甚至有些硬体组件与决定操控性能之资讯软体程式，不是在外部加上保密性封装，假若受到外力拆封分解时，就会完全破坏失效，或是在武器装备系统计算机程式档案上加密，让使用者亦无法破解出原始程式码。
同时更须提醒，由于台湾本身在军备研发产制作业上，亦有相当程度之技术能量，所以美国对台军售过程中，华盛顿对于台北亦是处处设防，因此许多高科技军备品项，就算台北能够获得掌握在手中，但往往袛是知其然，但却不知其所以然。从掌握理解军备武器之性能规范，到能够自力更生加以仿制生产，其中差距相当之大，所以在前述因为军售过程所促成之军事交流活动，华盛顿对于台北还是保持严密技术管制，绝对不会和稀泥，随便就会分享重要技术资讯。
特别是因为台湾本身在国际社会受到严重孤立，所以无法参与诸多国际军备输出管制体制，这对于台北与华盛顿双方间之军售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之军事交流来说，更是成为严重障碍。许多政治评论家与军事观察家都认为美国对台提供军售，具有将台北当成马前卒，透过挑起两岸冲突，让台湾扮演消耗北京军事实力之炮灰，所以对台北会全力提供军备品项。但这种看法显然就是不理解，华盛顿运用军备品项来约制台北政策发展趋向时，在许多技术层面上，还是要处处留一手，更不会跨越国际军备管制体制性各项红线。
尽管台北希望拉住华盛顿这个关系，作为面对北京周旋时可用之筹码，但不论蓝绿阵营政治人物，对于华盛顿还是会有些戒心，袛是程度高低相差可能甚大。而在技术专业与军职人员来说，因为处在军事交流与安全合作第一线，因此更能感受到双方合作交流还是会有些禁忌，许多红线亦不可能跨越，更多瓶颈亦无望突破，这是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现实条件下，所存在受到法理约束之强硬框架。
诚如前述，由于军售过程在整体后勤支援(ILS：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范畴下，必须提供相关人员操作、保养与维修训练，所以由各个不同军备交易品项，就衍生出相关军售训练班次需求。其实许多此等训练课程，未见得是由美军教育训练单位所提供，特别是透过直接商售模式所购买之军备品项，美国政府与国防安全合作主管机构，在协助获得输出许可后，就不再涉入后续实际履约过程。
所以台北向华盛顿购买军备品项，在验证接收过程中，许多操作、保养与维修训练，其实是由国防产业合约商所直接提供，但亦有可能因为国防产业合约商无法提供相关教育训练课程，或是受限于教育场地、教具与教材，还有可能是本身缺乏武器验证测试靶场，到头来还是要请美军教育训练与测试验证单位支援，才能够依据采购商约，提供相关教育训练课程，完成履约要求。
许多关注台北与华盛顿军售关系之专家学者，可能根本就不理解，美国对外所提供之军事专业教育训练班次，其实都是列在军售项目之中。各国派遣军职人员赴美受训，各个班次都要支付相关费用，而这些活动都是列在军售项目内。由于对外军售目的在于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指导，必须维护与特定对象国之安全合作关系，所以才会依据军售品项，衍生出许多教育训练班次，这亦是各国与美国军事交流重要基础与主要活动项目。
从1965年6月华盛顿对台北停止提供援助开始，台北派遣军职人员赴美接受军事专业教育(PME：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课程，再加上其它因为军售关系所衍生之训练班次，就无法享用美国国防部在安全合作项目下，所提供之国际军事教育训练(IMET：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援助支持。每项教育课程与训练班次，都必须依据年度军售教育训练班次清单，向美军争取派员参与军售训练，此等活动都是由台北支付费用才能参与受训顺利入学，因此其本质与定位确实并非单纯之军事交流，天下绝对没有能够不花钱就白吃之午餐。
诚然有些军售教育训练班次，并未与军售过程之军备品项直接相关，这其中包括某些指挥参谋学院与战争学院之深造教育，中低阶军官不同阶层之专业战术教育与专业训练，再加上军官学校养成教育阶段之各项班次，甚至是非属于美国国防体系内，属于军官养成教育类型之私立军事院校，都可以归纳在此范畴内。但就台北与华盛顿双方来看，除私立军事院校外，其他班次都列在军售清单内，同时透过军事专业教育，让台北军职人员更理解美国军事体系，对于未来维系军售关系与军事合作，确实是具有严肃之战略意涵。
前揭教育训练班次，台北能否顺利派遣军职人员入学参与训练课程，真正关键在于美国外交与国防两大体系，透过协商决定是否邀请，而不是台北愿意出钱，就可以获得入学机会。此外虽然在美国正统军校毕业算是个相当体面之学历，但就美国军校毕业生返回台湾，在军中实际服役表现来说，其实亦存在着相当争议，所以尽管存在此等交流管道，其效应究竟如何，恐怕还值得商榷。
四、无关军售之交流活动
除前述各项由军售关系所衍生之军事交流活动外，其他有关军事高层仪式性出访、参加特定军种庆典、受邀在区域驻军相关首长交接典礼观礼、附属军种或是特定兵科联谊性学术性组织年会，历史传承性组织(飞虎队，驻台美军眷属联谊会)联谊活动，甚至再加上受邀观摩美军演习训练活动，以及协助美军退役人员与家属来台悼念当初遭致日军杀害美军战俘活动，其实范围相当广泛，内容形态更是五花八门。严格来说，虽然是可以藉由活动增加双方军事人员之情谊，但若是未能掌握具体议题，其实亦无法产生任何后续政治与军事效应。
不过透过此等联谊活动，对于台北在美国国会之游说活动来说，确实是会有所帮助，但是随着时日变迁，许多藉由军事联谊，所曾经巩固具有影响力之政治关系，其实亦会有所变化。再加上中国大陆近年来在争取曾经来华援助抗战美军眷属，至大陆参访其先辈所曾历经地点，此等交流联谊活动，确实亦会弱化台北透过此等途径所建构之政治影响力。
三、政治效应与未来前景
台北与华盛顿间奠基于军售关系，其实本身就受到多项政治限制，甚至在名义上，美国都袛是将军备品项透过政府直接军售，或是授予输出许可，容许美国国防产业商将特定军备品项，以商业销售模式进行军备输出，但不论是透过政府军售抑或是国防产业商之商售作业模式，其输出对象都袛是注明是台北驻美国之代表机构，而不是针对台湾进行军售。
因此从美国政府在宣布对台湾提供军售时，还要在字面上维持此种表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之文书体例，其实就可以感受到美国在处理对台湾军备输出作业过程中，面对与处理政治敏感性之审慎态度。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对于维持对台湾之军售关系，向来都是依据标准台词来应付各方查询；所有媒体捕风捉影刻意彰显双方军事交流或是协同训练之报导，原则上循例都是不予置评，由此就可以看出华盛顿在处理与台北军事交流关系时，确实是相当谨慎小心。
但是对于台北政坛来说，透过宣示与美军保持密切往来交流关系，其实是刻意在拉抬政治效应，经常会吹嘘到让人不可思议地步。其实许多美国研究两岸关系学者早就多次指出，台湾对于本身与美国之军售关系，已经到达过度政治化解读地步，但平心而论，军售问题本来就有其政治意涵，不论是就美国对外实施军售原始政策目的，抑或是此项议题纠结在北京与华盛顿两方互动关系，要让军售本身单纯留在技术与军事专业层次，其实亦是不切实际奢望。
同样对于衍生自台北与华盛顿军售关系之军事交流活动，当然亦就无法避免会遭人予以政治解读，而且几乎所有波折与过度炒作，都是源自台北政坛，但目前华盛顿亦开始有人跟进，究竟是由台北主导，希望透过出口转内销，来影响国内政治运作，抑或是美国政府亦有人认为，运用此等媒体操作方式，能够获得政治利基，其实尚待后续观察。
但就目前台北政坛来说，蓝营基本上对于军事交流议题都是保持低调处理，毕竟许多与美军事交流关系，会不会因为曝光而产生变化，其实谁都没有把握，确实亦难以拿捏。但是绿营就是希望尽量将双方军事交流活动端上台面，究竟是否希望藉由此等军事交流关系，产生替本身政治信念壮胆打气之政治效应，其实明眼人都是心知肚明。不论如何，展望未来发展情势，台北与华圣顿双方之军事交流，在质量上还是受到华盛顿所主导，台北方面就算有意积极争取，扩大提升双方交流质量，其实主导能力还是相对有限。
肆、结语
最后必须强调，军事交流关系绝非等同于军事同盟关系，许多报导传闻都经常将台北与华盛顿间之军事交流活动，刻意无限上纲描绘成军事同盟关系，殊不知缺乏政治基础与正式邦交关系，在法制面向上，确实是很难落实军事同盟关系。
同样要从军事交流活动逐渐发展成跨国联盟作战关系，其实亦是充满各种关卡与障碍。光是在各个国家本身军事体系内，要达成军种内之兵种协同，再逐步发展到跨越军种之三军联合作战，然后再将军事作战体系与国家政务运作体系相互结合搭配运作，建构出因应军事威胁之总体战争面，在各种法令都能统一号令前提下，都已经相当困难。
而目前在台北与华盛顿并无外交关系，同时更无任何法制协议作为军事同盟或是联合作战基础，要期待从不同类别之军事交流活动，在旦夕间转换成联盟作战架构，袛要务实思考，就会理解到其中困难程度。因此与其跟着某些片段零碎传闻胡乱起舞，毋宁需思考整体架构，才会对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活动，赋予正确精准之定位。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8月号，总第284期）
中评社╱题：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结构与效应 作者：张竞（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
【摘要】对于台北政坛来说，透过宣示与美军保持密切往来交流关系，其实是刻意在拉抬政治效应，经常会吹嘘到让人不可思议地步。其实许多美国研究两岸关系学者早就多次指出，台湾对于本身与美国之军售关系，已经到达过度政治化解读地步。但平心而论，军售问题本来就有其政治意涵，不论是就美国对外实施军售原始政策目的，抑或是此项议题纠结在北京与华盛顿两方互动关系，要让军售本身单纯留在技术与军事专业层次，其实亦是不切实际奢望。
壹、前言
台北与华盛顿相互间之军事交流活动，基本上系从属于双方间之军售关系；在1979年双方关系产生重大变化，美国基于冷战时期“联中制苏”之战略考量，转向北京透过双方关系正常化过程，最终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华盛顿承诺北京，对台北采取“断交”、“废约”与“撤军”三项作为。但在断交震荡初期，台北与华盛顿会商如何处理后续关系时，台北经过斡旋与透过美国国会游说施压，最后还是保住双方继续维系军售关系，并且最后将此项对台军售关系，顺利纳入美国“台湾关系法”内文，为此项军售联结找到美国国内法律保障，并且运用军售管道与过程以及相关配套教育训练课程，逐步发展出在未具备外交关系前提下，仍然能够维护巩固军事交流之特殊运作模式。
贰、军事交流结构因素
诚如前述，若欲理解台北与华盛顿间之军事交流活动全貌，必须先理解双方军售关系，并且以全方位视角来解读奠基于军售过程，所能够发展出来各项军事交流关系。特别是当台北与华盛顿双方并无外交关系，所以从美国立场所认定，涉及军事交流之安全合作架构，在台北与华盛顿双方实际运作下，就结构与实务来说，确实存在相当不同之特殊性，亦与军售过程具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讨论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绝对无法避谈双方军售关系。
一、军售真正意涵
依据美国本身法律明文规范，其对外军售最主要使命在于争取并且巩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非满足求售国之军事需求。但是透过对外军售所获取经济收入，用以维护美国军备产业领先优势与实质收益，亦是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但在此必须严肃指出，诚然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在其国内政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政策面向上，确实具有不容忽视之影响力，但是军备产业所重视销售成绩，却不是美国决定军备输出政策面向上最具决定性因素。
所以许多评断华盛顿对台北透过军售提供军备之分析论述，其实都过分高估军火商或是军备工业对于军售政策所具备之影响力；尽管军备产业确实是会在华盛顿政治圈内，对行政部门与国会进行游说，希望促成对特定国家之军售交易，但是军备产品基本上是卖方市场，就算有些国家在进行军备采购时，能够对外开放国际社会厂商投标，并且获得许多不同国家军备产业前来竞标，但此亦不足以改变卖方因为具备技术专利所构成之优势。
特别是台北在国际社会进行军备采购时，受到北京严重封杀，因此让稳定可靠军备品项来源相当有限，因此更让华盛顿在对台北军售上获得更大谈判优势，此种结构性因素更是理解掌握双方军售关系时，必须牢记在心之重点因素。
透过军售过程，从议约、驻厂、监造、测试、验证、训练、接收以及运送与成军，再加上在整个过程中所不断进行之会议、协商、付款与公证及履约作业，双方会产生极度密集之军事交流关系。此外在台北与华盛顿双方军售案例上，亦曾经存在过双方合作研发军备品项过程，此种互动关系亦是在军售体系下建立规范，所以对于军售来说，不能以狭窄视野将其仅仅定位成单纯军备品项买卖过程，而必须考量透过此等过程，所能够发展建构之各项军事交流活动。
假若是美国以“过剩国防品项”(EDA：Excess Defense Articles)名义，对外所释出之美军除役军事儎台，不论是战机、战舰抑或是装甲战斗车辆，台北若是采购此种军备品项时，更会有可能派遣现役军事人员远赴美国进行启封、整备与接收作业；透过此种接收装备儎台过程，双方更会建立非常密切之交流互动关系。
二、军控输出管制
在此必须指出，获得军备输出品项，其实并不意味着能够同时获得所有与该项军备相关之技术能量，特别是涉及测试验证与深度维修保养之科技，往往还是会列为出口管制品项，甚至有些硬体组件与决定操控性能之资讯软体程式，不是在外部加上保密性封装，假若受到外力拆封分解时，就会完全破坏失效，或是在武器装备系统计算机程式档案上加密，让使用者亦无法破解出原始程式码。
同时更须提醒，由于台湾本身在军备研发产制作业上，亦有相当程度之技术能量，所以美国对台军售过程中，华盛顿对于台北亦是处处设防，因此许多高科技军备品项，就算台北能够获得掌握在手中，但往往袛是知其然，但却不知其所以然。从掌握理解军备武器之性能规范，到能够自力更生加以仿制生产，其中差距相当之大，所以在前述因为军售过程所促成之军事交流活动，华盛顿对于台北还是保持严密技术管制，绝对不会和稀泥，随便就会分享重要技术资讯。
特别是因为台湾本身在国际社会受到严重孤立，所以无法参与诸多国际军备输出管制体制，这对于台北与华盛顿双方间之军售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之军事交流来说，更是成为严重障碍。许多政治评论家与军事观察家都认为美国对台提供军售，具有将台北当成马前卒，透过挑起两岸冲突，让台湾扮演消耗北京军事实力之炮灰，所以对台北会全力提供军备品项。但这种看法显然就是不理解，华盛顿运用军备品项来约制台北政策发展趋向时，在许多技术层面上，还是要处处留一手，更不会跨越国际军备管制体制性各项红线。
尽管台北希望拉住华盛顿这个关系，作为面对北京周旋时可用之筹码，但不论蓝绿阵营政治人物，对于华盛顿还是会有些戒心，袛是程度高低相差可能甚大。而在技术专业与军职人员来说，因为处在军事交流与安全合作第一线，因此更能感受到双方合作交流还是会有些禁忌，许多红线亦不可能跨越，更多瓶颈亦无望突破，这是台北与华盛顿军事交流现实条件下，所存在受到法理约束之强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