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明：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的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永明就“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作用”主体进行发言（图：会议截图）

　　中评社北京6月6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6月3日，察哈尔学会举办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线上研讨会。与会嘉宾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永明就“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的作用”这一主题进行发言。他认为，新冠疫情影响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区域性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凸显，中日韩应加强合作，弥补全球机制的功能缺失。

　　金永明分三个方面对“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作用”进行阐述。首先他认为，由于新冠病毒的来源、传播的路径、溯源性问题并不清楚，因而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模式主要是根据传统传染病类加以处理，即采取隔离的措施，目的是切断传播源和传播路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抑制了疫情的蔓延和扩散。韩国政府在此次疫情决策果断高效。韩国由于前期经验积累和检测方法的改善，如采用移动汽车检测等方法，使得韩国拥有大范围检测能力。除此之外，韩国还拥有强大的医疗物资储备能力。日本的基本方针是医疗资源重点向急需领域倾斜，确保确诊患者的病床，降低死亡率，避免医疗事故。同时这一做法也不影响其他非新冠肺炎患者的需求。日本政府医疗专家组认为80%的疫情患者是轻症患者，可以自我修复，所以在政策上只接受体温为37.5度以上的人。连续4天发热的民众可以预约保健所，保健所通过行政判断、介绍医院决定患者是否接受核酸数据检测。日本严格控制核酸检测人数的原因在于缺乏专门机构以及人员力量，病床等医疗资源少。日本在宣布紧急事态时，根据专家的建议，对区域、时段尽心分开规定。日本在短期内解除紧急事态且基本控制疫情，归功于专家建议及日本分阶段对疫情重点聚焦的对策，如定期分发口罩、对多种经营活动的限制性要求、各个事业单位主体经济补助等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虽已基本控制了疫情，但还需要警惕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

　　其次金永明聚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发展趋势。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金永明认为这次疫情中有4个方面的影响和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政治上，疫情应对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每个国家原则上是自主抗疫，领袖国家角色缺乏。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以美国为主的国家采取了“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策性目标和做法，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担当领袖角色。因而这次新冠疫情与历史上爆发疫情的重大区别在于领袖真空、大国主导作用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疫情促进了“无极化时代”，这还包括美国退出国际组织的举措，全球治理体系的功能和效果明显削弱。

　　二是经济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新冠疫情中采取传统的隔离手段，影响人员、物资等交流，生产链上相应商品的零部件无法及时送达，影响了后续生产或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提出主要商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具有战略性价值的产品重回国家生产的政策性建议。但产业全球性布局的形成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产业布局关联许多因素，如投资行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上下游连接、产品标准规格要求、供应数量、工资高低等。全球产业布局近期内若要调整也只会在小范围进行，不会出现较大变化。相关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扩大共同利益，减少投资风险，避免出现供应不上等状况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三是技术上，新冠疫情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和生物医学革命。疫情采取隔离手段，对餐饮业、旅游业、宾馆业、交通业等传统产业带来沉重打击。为了减少损失、延续产业生命、维持生活状态，出现依托元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形成的新产业，相应扩大了就业的范畴和工作的方式。今后在网络通讯技术设备上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除此之外，为了尽量减少疫情损失，最重要的是开发可以普及的药物和疫苗，相应医疗技术和设备也会成为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是教育研讨上，上课、开会出现新的模式，如视频会议、网络教育等。今后如何维持因疫情产生的这样一种状态，如通过相应的法律规章来确保这种运作模式，也会提上议事日程。

　　再者，金永明对区域性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和中日韩的作用进行阐释。

　　金永明表示，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规则、制度和国际法需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加以制定和实施。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国际组织具有“制定者”和“执行者”双重功能。现今世界范围内出现多个国家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自国第一、自国优先，使得多个国际组织运作受阻，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无法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达成共识、修改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将十分困难。而区域性治理机制将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弥补全球机制的功能缺失。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的共同作用更加凸显。中日韩三国要充分有效扩大合作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强沟通和协调，改善双边政治关系。从日韩两国来看，由于受到劳工征用判决赔偿的影响，日韩两国之间在贸易安全上采取对抗性措施，影响政治发展进程，互信有所缺损。日韩两国要就1965年达成的“关于解决请求权问题与经济合作的协定”进行进一步研讨。从中日两国来看，2018年双方首脑互访以来，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恢复到正常轨道，主要标志之一是签署了多个谅解备忘录和合作文件。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键性问题、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因而中日关系依然是脆弱的，需要持续不断努力超越分歧，才能进一步增加两国之间的互信，扩大合作效果。

　　二是采取具体措施，尤其应加强三国之间经贸活动进程。中日韩三国得依靠本国以及相互合作控制了疫情。在加强疫情信息交流、经验交流，加强医疗技术药物开发的同时，三国也应采取一些具体可行的措施，包括人员交流、物资进出口便利措施等方面，也包括加强中日韩自贸区的磋商进程。

　　三是扩大合作的效果和影响，为推动全球治理作出贡献。今年若中日韩三国能够缔结中日韩自贸区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定，将会对世界起引导的作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中日韩的贡献。总之，要发挥中日韩三国的积极作用必须坚持三国在交流交往中的平等地位，互谅互让，面向未来达成一致共识。这样形成的制度才具有预测力和持续性。

　　金永明最后对中国的角色及应对之策进行阐释。疫情把中国推到世界局势最前锋、最前沿，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人类传染病灾难，既没有防备也没有准备，没有任何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因而只能采取传统的隔离方法。但中国通过人才资源优势、传统医学优势以及全民努力等国家优势有效控制了疫情，体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这样的实力表现在物质的保障能力、人员的调配能力、工程建设的配置能力、信息科技的应用和维护能力等。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也出现了新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在仍由西方主导舆论和议题的信息化时代，中国在舆论上面临很大压力。如何应对舆论战及明辨是非，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金永明表示，多重身份和地位的中国已经站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世界将进一步关注中国的言行举止。中国如何以这次疫情为契机，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善作出中国贡献，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任务。如何在有利的外交姿态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髓、采取综合性措施正确处理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将是中国受到尊重并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当今在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开展全面对抗并且长期化的趋势之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援其他国家。中国要成为领袖型国家是时代的选择和中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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