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久：中国建立全政府战略应对美“规锁”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久进行主题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的讲座（图片：讲座截图）

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之“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图片：讲座截图）

　　中评社北京7月14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7月13日，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邀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久进行主题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的讲座。在讲座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李俊久教授阐释了影响美国对华经贸规锁3个战略约束，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他认为，中国要借鉴他国经历建立“全政府”战略模式，在产业链层面、改革开放层面、战略实施层面缓解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压力。

　　1.美国利益集团的经济理性，弱化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规锁的战略效果。

　　首先，李俊久认为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后，三大院外援华集团——美国商会、商业圆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普遍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持欢迎态度，他们更注重经济理性而不是政治非理性。

　　其次，根据日本野村证券的研究，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本土的迹象并不明显。野村证券研究得出结论，目前至少有50家，至少有不少的企业流出了中国，但是流出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大幅回归美国。迁出中国的企业主要去向有东亚（17家：台湾地区11家，日本5家，韩国1家）、东南亚（48家：越南26家，泰国8家，柬埔寨4家，马来西亚3家，菲律宾3家，印度尼西亚2家，缅甸2　家）、南亚（5家：印度3家，孟加拉国2家）、北美（9家：墨西哥6家，美国3家）。美国在制造业回流方面的做法并不奏效原因就是迁出中国的企业多以加工组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的迁出并不能对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给链和价值链的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一方面有助于释放中国人力资本潜力，把过剩的饱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些企业的迁出吸引外资流入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部门，如“中国制造2025”的高端技术产业。

　　再者，在华美企的“去中国化”意愿不强，这是因为“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已成为众多美企的供给链战略。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全产业链以及工业部门产销一条龙服务，无论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是物流成本，要远比迁到东南亚、南亚、墨西哥这些国家或地区成本低。“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已经成为众多美资企业的供给链战略，在中国制造后出口美国不再是他们的发展重点。

　　李俊久认为，除此之外，中国政策应对危机的能力十分强大。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推行的抗疫政策持有高度认同，认为这些政策做到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并且复产速度非常快。因而要想让美资企业“去中国化”的难度巨大。

　　2.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制衡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规模。

　　李俊久认为，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行为取向，在客观上制约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行为。他们的行为取向取决于美中两个大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两国在理念和行动上的差异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如何既和美国做交易，又亲近中国，从与双方的交往中都能够得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李俊久表示，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来看，美国采取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指导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辅之以价值观念认同上的协作型理想主义。中国采取的是“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行的是一种“天下大同”的理念，这与美国有显着不同。

　　从行动上来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主导建立了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但随着日本、德国的崛起，以及近年来中国的崛起，美国体现了从“体系创造者”到“特权享受者”，再到“体系搅局者”的角色变迁。而中国在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国际社会的诉求的前提下，强调做国际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经济层面典型的案例是国际发展援助和“一带一路”建设。

　　3.中国的结构性国家竞争优势，为有效抵御特朗普政府的经贸规锁提供坚实后盾。

　　李俊久认同苏珊·斯特兰奇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仅询问权威存在于何处即谁拥有权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问：它们为何拥有权威即权力来源于何处？”结合中美经贸摩擦，李俊久认为中国有四种重要的结构性权力优势。

　　第一，从生产结构来说，中国的优势源于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中的地位，进而采取的战略规划。一是国家产业战略。在全球大国战略竞争的时代，传统的国家产业政策必须让位于新兴的国家产业战略，中美皆是如此。“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二是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和质量，主要体现为修订外资引入的负面清单和修订外资投资产业的目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战略下我国成为联合国所认定的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即经济学界所谓的全套型的产业结构。在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之后、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全套型的产业结构或全产业链的国家竞争优势就体现出来。

　　第二，从金融结构来说，中国正在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国务院金融发展与稳定委员会推出了新11条，现在有许多已经落地，如建立证券合资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放开，外资已经可以持有51%的多数股权，甚至有些部门行业已经达到了100%。

　　第三，从贸易结构来说，一方面中国重视推行自贸区战略，另一方面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且通过两次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传递了这样的信号。这都表明中国确实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只有大量的、广泛的吸收其他国家的出口，才能够充当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的角色，才能够像美国那样在国际贸易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第四，从知识结构来看，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注重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无论是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还是各个时期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推出的一些公开文件，创新驱动发展、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都明确表明我国要在自主知识的创新方面深耕挖掘。除此之外，我国的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丰裕，无论是外国每年在国外SCI的发刊量，还是大学研究机构培养人才的数量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由此，李俊久教授提出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规锁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的4个方略。

　　一是中国尽早确定“全政府”作为今后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模式。要学习借鉴美国和欧盟的经验，实现“全政府”对外沟通谈判交往的常态化和机制化。

　　二是保持国内产全产业链与区域产业链的良性互动。切不可陷入一种国内全产业链单方面的内循环，否则就会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我们必须要让国内全产业链与区域产业链，如东亚区域的产业链、“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区域产业等，实现良性互动，内外兼修。

　　三是继续坚定不移地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深化改革能使开放根基更为扎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高治理能力，而政府的治理能力就体现在要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目的是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家实力。

　　四是重视“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对冲美国经贸规则的战略意义。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对于我国外交空间的拓展来说非常关键。就如政府文件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实现的是东西双向互进，陆海内外联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化的推广，更重要的是空间的拓展；它不是简单的经济往来，更重要的是外交战略考量。因而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内涵。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是从政府的宏观层面和民间的微观层面，打通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交往渠道，从而凝聚共识。设施连通是要让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以及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流动起来，提升中国市场作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强大吸引力。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要让中国企业产品走出去的同时，让外国的产品企业走进来。总而言之，中国只有在“全政府”战略模式的统一调控、规划下，在产业链层面、改革开放层面、战略实施层面对于缓解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压力，才会游刃有余。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107097.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