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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久:美国运用经贸“规锁”规制中国发展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久进行主题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的讲座(图片:讲座截图)

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之“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图片:讲座截图)

(图片:讲座截图)

  中评社北京7月14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7月13日,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邀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久进行主题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的讲座。在讲座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李俊久教授主要从三个纲领性文件出发,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对华规锁战略的典型特征和事实,他认为,美国试图运用“一体两面”的经贸“规锁”来规范其他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路径,从而实现美国的一种战略目标。

  李俊久表示,中美经贸摩擦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大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在位霸权国家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全方面的摩擦、冲突和较量。这场摩擦以及新冠疫情这一次生冲击使得两个大国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越来越疏远。

  李俊久表示,社科院冯维江研究员提出的,它与“遏制”一词有所不同,“遏制”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正面的对抗;而“规锁”是运用一种更为暗含的、综合的手段,它的战略性更强,运用规则来规范其他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从而实现美国的一种战略目标。

  一、对华战略规锁:三个纲领性文件

  1.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李俊久认为这一份报告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该报告确立了大国战略竞争基调,明确指出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由“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者和对手”。另一方面,报告推出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发布声明对报告进行解释,美国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包括四个方面:保卫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求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力。“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要与盟友继续共同维护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要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2.2018年8月13日生效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李俊久表示,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要整合现有政府机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3月1日前向国会提交对华“全政府战略”报告。

  3.2020年5月20日公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

  李俊久认为,该方针有五点值得注意:第一,否定了近40年美国长期对华接触的战略效果,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接触是失败的,没有达到最初预想的通过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从而使其发展经济、最后转向政治民主化的战略目标。第二,注重结果导向型的对华接触和基于共有利益的美中合作。换言之,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并不是全面对华脱钩,其挂钩领域基于共有利益,是美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使双方实现绝对利益的增加的领域。第三,重申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第四,强调与盟友、伙伴国合作应对中国挑战。第五,明确对华“全政府”战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今后的政府对华实施的均是“全政府”战略,国际贸易问题不再仅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专门对华进行谈判;汇率政策也不再是仅由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谈判等。

  二、对华经贸规锁:美国的典型事实

  李俊久认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特点为“一体两面”。“一体”是要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对华经贸规锁,确保美国单极霸权。“两面”是选择性“挂钩”与关键性“脱钩”。

  1.强化关税制裁,试图逼迫中国在增加进口美国商品、保护美企知识产权、扩大对美金融开放等方面做出大幅让步。

  李俊久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增加美国商品的进口,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扩大对美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开放,因而推行了四阶段的关税。2018年7月6日,818个关税品目、约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税率25%;2018年8月23日,279个关税品目、约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税率25%;2018年9月24日,5733个关税品目、约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税率10%;2019年5月10日提高到25%。从总体上看,美国对华制裁层层加码,背后意味着美国对华关税制裁已经进入“新常态”——美国对华关税制裁不会再如以往大幅度减少,不会再回归到中美经贸摩擦之前5%以下的水平。

  2.重塑贸易规则,试图按美国设定的标准来界定中国参与国际经贸交往的身份属性和规范其行为方式。

  第一,美国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将“毒丸条款”写入《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中。“毒丸条款”规定,如果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成员要与认定的非市场经济体签署相关自由贸易协议,其他两个成员则退出协议,并对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协议的成员实施相关制裁,不再认可彼此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明确表示“毒丸条款”针对的就是中国。

  第二,呼吁取消富裕的发展中成员在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美国在向WTO提交的一份声明指出,中国、墨西哥、土耳其这些发展中的大国,知识产权、技术创新能力、经济体量等方面都已不再是落后的发展中成员,认为不应该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

  第三,联合日欧发表7次改革和完善WTO的三方联合声明。这些声明聚焦于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地位、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均与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行为的裁定相一致。

  3.管控技术获取,试图阻断中国快速追赶并与美国竞逐技术“制高点”的进程。

  第一,通过外国投资美国委员会来强化对中国赴美投资的审查力度。在2017年到2020年间,不少中国对美投资遭到了总统命令、外国投资美国委员会否决。即使并购成功,财政部的机构又事后介入要求中国企业持有股票卖出。事实上美国已经完全背离了契约精神。

  第二,通过总统行政命令、出口管制法案、实体清单制度,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控。如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要求在信息通讯技术及服务方面严格管控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在出口管制方案方面,美国严加管制新兴技术、敏感性技术对中国的出口。在实体清单制度方面,华为的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中国超级计算机研发部门、一些大学先后被列入实体清单,打击范围广泛。

  李俊久用图1揭示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峰值,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吸收的中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正在与中国脱钩,尤其是对华为等的制裁体现了“关键性”脱钩。而“选择性”挂钩指的是美国农产品等一些不涉及敏感和高新技术的工业制品、美国金融机构为代表的服务行业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

  4.认定汇率操纵,试图压迫中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

  李俊久认为,美国认定中国汇率操纵目的是通过议题关联,压迫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缓解过程以及谈判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关于汇率操纵的认定有两个重要的方案:一个是在里根政府时期签署生效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二是经过调整和修正之后的2015年贸易便利与贸易实施法案。2019年8月5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但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共识且签署协议的前一天,即2020年1月13日美国财政部在声明和例行报告中又将中国移出名单,列入观察。实际上这是一种敲诈的做法。

  5.打压中国概念股,试图把中国企业排除在主流的国际资本市场之外。

  李俊久表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既可以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如大量中国企业在美上市,也可以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如让外国资本在中国A股市场上进行投资,从而达到企业融资的目的。然而美国政府一方面施压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阻止其旗下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国A股市场;另一方面,渲染中概股的投资风险,试图将中国上市企业逐出美国市场。除此之外,按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美国政府不仅单方面打压中概股,还设想联合欧洲、日本等主要的国家联合打压。

  6.重振本国制造业,试图强化美国主导且“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

  李俊久认为,强化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体现在:一方面,美国高度重视对先进制造业领域领导权的争夺。如2018年10月推出《美国在先进制造业中的领导权战略》报告,以及2019年2月11日签署总统行政命令《维护美国在AI和相关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也注重维护在基础性、一般性、国防性制造业领域的产业链和供给链的完整性。特朗普提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且受到新冠疫情催化影响,美国高度重视海产品、食品、医药,还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李俊久认为,重振本国制造业、谋求全球产业链和供给链的“去中国化”体现在:一是综合运用包括“双反调查”。美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一旦事实认定成立,就会启用关税制裁或非关税制裁,使得中国本土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被拒之门外;同样的,美国及其他外资在华企业如若受到双反调查,也无法向美国出口,从而实现美国市场的去中国化。二是升级关税制裁,这与双反调查有异曲同工之妙。三是严控技术供给链,四是鼓动美国制造业搬离中国在内,这些共同组成了一套“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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