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铨：李登辉的悲哀

前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世铨（中评社资料照）

　　中评社香港8月1日电（作者 许世铨）7月30日，李登辉告别了他98年的人生舞台。

　　李登辉的一生复杂善变。他精于权术，一度爬到了权力的巅峰，也曾跌落到政坛的谷底，但他翻云覆雨，始终玩弄台湾政治于股掌之中，维持了政治存在和影响力，算得上是个奸雄。然而，他最终也难园他“台独”的黄粱梦，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哀！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李登辉在台湾主政十二年期间两岸关系的风云变幻，对他的所作所为，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一个可能引起人们反思和探讨的问题是，对李登辉的“台独”本质人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清楚的认识？笔者认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抓住本质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他想做什么和他能做什么是两回事，就像孟子见梁惠王时举的例子那样，要“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人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从李登辉1988年上台直到今天，他一直难圆“台独”梦，除了他本人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主要是大陆反“台独”的坚定立场和日益增长的实力，使得 “台独”的喧嚣难以成为现实，正所谓“形势比人强”。李登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是他1994年春对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说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想“台独”而不能“台独”确实十分悲哀！就两岸关系而言，不管李登辉的本质如何，当他成为当权者之后，大陆当然要和他打交道，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他要“台独”，“打交道”就是要遏制、断绝他的“台独”之路。李登辉上台之后，大陆在不断推出“促统”举措的同时，也坚决严厉地开展了反“台独”的斗争。此外，认识本质，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有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过程，孙悟空那双能立即识别人和妖的“火眼金睛”只是神话。选李登辉作接班人的蒋经国无疑也是看走了眼，或者说是李登辉当年用韬光养晦的谋略骗过了蒋经国。李登辉和司马辽太郎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白：

　　司马辽太郎：可是身为一介学者的李登辉先生，您真能掌握政治的秘诀，是政治家，同时连“黏糊糊的”政治谋略也运用自如。

　　李登辉：因为我从小就很敏锐呀！我总是在思考该如何内敛。对了！日本有一句话不是说“食客添第三碗饭时是悄悄地要人盛饭”吗！

　　当然，李登辉也摸不透蒋经国内心是怎么想的。他说：“三年又九个月之间，他当‘总统’”，我当‘副总统’。一星期见他一两次，他生病之后，也曾经一个月才见一次面。当时我向他说过的话都记录在一个笔记簿里，现在当然还不是能发表的时候。但是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让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

　　李登辉主政的十二年中，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立场蜕变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从声称“立足台湾，放眼大陆，胸怀全中国”，很快蜕变为两岸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最后是“两国论”。这个蜕变过程就是他对司马辽太郎说的要做现代的“摩西”，把台湾带出中国。为了“出埃及”，他“选择迂回务实的道路”。他在他所写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传授”了他的为政之道：“政治家在面对问题时，绝不能只作直线的思考……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径，不见得是直线，有时稍作迂回，反而更容易解决问题。” 对他来说，为了要改变两岸关系，首先要稳住两岸关系。

　　为此，1990年10月7日，李登辉在他的“总统府”内成立了跨党派的“任务编组”“国统会”，1991年2月23日，“国统会”又通过了“国统纲领”。1990年8月底，李登辉曾就成立“国统会”的缘由向他的“资政”和“战略顾问”们做了说明。他说，他就职“总统”时提出了任期内的四大任务：“完成宪政的改革，经济的转型，外交的突破及社会心理的重建等工作。”而设立“国统会”是为了“创造有利宪政改革的条件与环境，如期达成上述的各项目标”。

　　回过头来看，李登辉当权十二年所做的就是这四件事：“宪政改革”就是通过“修宪”从法理上把台湾和大陆分离开来；争“国际空间”，就是在国际上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局面；改变台湾的“社会心理”，就是“建立强固的‘台湾认同’（Taiwan Identity）”，“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从国家和民族认同上“去中国化”。这“四大任务”中，核心的是“宪政改革”。至今，台湾共进行了七次“修宪”，其中六次是由李登辉操盘完成的。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利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的机会，抛出了他的“震撼弹”“两国论”。他声称“两国论”的“法理”依据就是六次“修宪”的结果。他说：“1949年中国成立以后，从来没有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于1991年‘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1992年的‘宪改’更进一步于增修条文第二条规定‘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使所构建出来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他的结论是：“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 “两国论”是他“迂回路线”的目的地，图穷匕首见。

　　但是，“两国论”是李登辉在“自圆其说”，由于受到大陆、岛内反“台独”力量以及国际上普遍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制约，李登辉操弄的六次“修宪”在法理上并没有取得他声称的结果。首先，“修宪”采取了“增修条文”的形式，没有直接改动本文。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宪法”总纲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虽然经“修宪”，“国民大会”被撤销，改由“立法院”行使这一功能，但“固有疆域”并没有变更。如果把“固有疆域”的“固”字改为“现”字，即变成了台、澎、金、马，那就等同宣布“台独”，大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非和平手段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将是一场“一字战争”。此外，在“增修条文”前，李登辉还不得不加上“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作为“修宪”的缘起。从法理上说，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一个中国的法律文件，是台湾任何行政当局合法性的法源。

　　从李登辉的自白中看得很清楚，他成立“国统会”、制定“国统纲领”，玩的是“瞒天过海”的权谋。对于“国统纲领”的实质，大陆当时就有清醒的估计。由于它白纸黑字地说，“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肯定“这不失为一种顺潮应势之举”；但对“纲领”要两岸“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在国际间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及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协商统一等要害内容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驳。评论指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在国际上互不排斥”是要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而所谓“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是图谋先“和平演变大陆”，然后才能谈统一。 “国统纲领”把统一进程分为条件苛刻的三个阶段，而且没有时间上限，是玩弄“拖延战略”，实际上是“不统一纲领”。美国学者黎安友和陆伯彬在他们1997年合着的《长城和空城》一书中就指出：“实际上，纲领以大陆自己放弃手中的所有筹码作为开始谈判台湾和中国关系的先决条件。”“如果大陆满足这些条件，那就使台湾自由地追求它所要的最大限度自治，包括独立。”

　 但是，如果认为李登辉完全没有“统一”大陆的野心或妄想，也不完全符合事实。1990年9月26日，李登辉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统一“可能有两种方式，即台湾统一中国或中国统一台湾”。当时，大陆刚刚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接着又发生了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一时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大崩溃论”甚嚣尘上，李登辉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他在“国统会”首次会议上说，“中国统一的契机已经展现”，“至此关键时刻，尤应勇敢地迎上前去，承担起此一主导未来中国的重大责任”。在此之前的1990年3月，他甚至口出狂言：“我们在六年间一定有机会回大陆。” 当然，李登辉的这些言论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其基本的策略还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唯有示稳当才能自存，求变化才能致胜”。

　　李登辉在台湾主政12年，一生极力操控台湾政治，在“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难圆其梦，了结悲哀的一生！

　　（作者许世铨，前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本文择录于其《迈向中国统一之历程》一书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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