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林杰：中韩人文交流应建立长效机制

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8月28日电（记者　林艶）山东大学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牛林杰日前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有关“后疫情时代的中韩关系”线上研讨会并从中韩人文交流的角度发表观点，牛林杰表示，中韩建交28年来，两国人文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中韩两国国情、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经常会波动起伏，甚至出现恶化。他认为，两国要建立基于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须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关系。

　　牛林杰表示，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彼此都有一种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为两国友好关系快速深入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韩建交28年来，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中韩关系的一个亮点。他认为，中韩人文交流的主要成果包括中韩互为第一大入境客源国、中韩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韩流”与“汉风”交相辉映、教育学术交流广泛深入、媒体交流频繁且影响力不断扩大、新冠疫情下中韩患难见真情的人文交流。

　　牛林杰认为，中韩人文交流反映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同时又与中韩两国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密切相关，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他认为，从中韩建交以来的实践看，影响两国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与安全因素。牛林杰认为，政治与安全是影响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最大影响因素。冷战时期，中韩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国的人文交流基本上处于断绝的状态。1992年中韩两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做出了重大的政治决断，实现了中韩建交。其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快速升温，人文交流也随之迅速展开并不断扩大。这说明中韩两国的政治关系（建交）对两国人文交流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牛林杰指出，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在韩美同盟、冷战思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立场曾多次出现矛盾甚至演变为冲突，一些政治安全因素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事件不断发生。比如，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韩两国政府在事件的真相调查以及应对方式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两国网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论战，相互指责对方，导致两国关系迅速降温，双方的人文交流陷入低潮。

　　牛林杰说，2016年，美韩为强化韩美同盟关系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可以说是政治安全因素影响人文交流的代表性案例。因为萨德系统的部署严重损害到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中韩政府在萨德问题上截然相反的立场使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受到严重挑战。上述政治安全因素很快影响到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导致中国赴韩旅游人数急剧下滑，一些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被取消或推迟。

　　牛林杰表示，在政治安全领域，中韩关系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韩美同盟关系的矛盾、中韩关系与中朝友好关系的均衡等。这些因素大多都不是中韩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与第三方有关。因此，正确处理好这些涉及第三方的政治安全问题，避免矛盾激化，不仅事关中韩关系发展的大局，也有利于两国人文交流的稳定发展。

　　第二，历史文化认知因素。牛林杰认为，历史文化认知是影响中韩人文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韩两国毗邻而居，回顾历史，中韩友好佳话俯拾即是。从东渡求仙来到济州岛的徐福，到金身坐化九华山的新罗王子金乔觉；从在唐朝求学为官的“东国儒宗”崔致远，到东渡高丽、开创孔子后裔半岛一脉的孔绍；从在中国各地辗转27年的韩国独立元勋金九，到出生于韩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曲者郑律成……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相扶相济的传统源远流长。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增进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知、相互理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中韩两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认识，如对高句丽历史、朝鲜战争、传统文化等的认识，有时也会成为两国民间争论的热点，进而影响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包括渤海国、高句丽国历史在内等东北亚历史问题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一个学术性问题，中韩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曾发生过冲突。特别是韩国学术界和网民反映强烈，韩国民间的对华友好认知度直线下降，严重影响到了两国关系以及人文交流的发展。

　　中韩民间对于诸如中医、汉字、印刷术、端午节等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也存在认知的差异，甚至在这些文化遗产的申遗方面出现矛盾和冲突。其实，东亚共同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中韩两国增进文化认同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相反。只要我们摆脱国家民族主义的思考范式，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视角去观察，上述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此外，中韩建交28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扩大，韩国民众对当代中国快速崛起的心理认知与接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韩相互认知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对两国人文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有待两国政府和媒体积极作为，尽快化解。

　　第三，媒体的负面报道。牛林杰指出，长期以来，韩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存在明显的偏向和误导，助长了韩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嫌恶情绪。通过这次新冠疫情也可以看到，中韩国民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仍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薄弱环节。其中，韩国媒体的涉华负面报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据统计，在全球媒体涉华报道中，对华负面报道比例最高的国家是韩国。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53个调查对象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美国、韩国、日本的民众不认可中国的抗疫工作，认为美国的抗疫工作比中国做得好。

　　第四，人文交流的质量。牛林杰表示，人文交流是不同国家民众之间增进友好认知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讲，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越频繁，参与的人员越多，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认知度就会越高。中韩人文交流单就人员往来的数量来讲可以说是规模庞大，但庞大的交流规模并没有给两国民众带来预期的“认可与好感”，每当遇到政治安全或历史文化领域的突发事件，两国民众的好感度往往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在中韩关系因韩国部署萨德而陷入低谷之际，韩国人对华好感度甚至一度低于日本。在留学生交流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中韩互为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但留学生的素质及教育质量仍存在很多问题。

　　牛林杰认为，今后中韩人文交流不能仅仅追求数量，更应该关注质的提升；不能过于追求国际教育产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必须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切实推进中韩人文交流的全面发展。

　　牛林杰指出，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在历史、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和对话，减少误解，避免冲突，做好邻居、好伙伴。中韩两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第一，进一步提升中韩人文交流战略对话机制的级别，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政府与学界、民间的沟通与互动。

　　第二，在新冠疫情防控长期化、常态化的背景下，积极创新中韩人文交流的新渠道、新内容、新方法，不断提升中韩人文交流的水平。

　　第三，正视双方在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存在的分歧。为不使这些问题成为发展中韩关系的障碍，两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应从两国关系发展大局出发，做出积极的努力，推动双方进行多层次的对话和交流，以弥合分歧，增进共识。

　　第四，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学校之间交流合作的范围，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

　　第五，各种舆论媒体和互联网在两国关系的构建和人文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媒体应在消除两国民间各种误解和情绪冲突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应引导媒体负起责任，为推进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健康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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