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青年论坛：疫情之下　世界巨变

合影

郭至君

林艳

束沐

金裕超

陈倩羚

曹润来

付佳琪

　　中评社香港8月28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通过腾讯云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北京站站长林艳，中评智库研究员、学术交流部主任束沐，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执行主任金裕超，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分析师陈倩羚，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工程技术部主任曹润来，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工程技术部工程师付佳琪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会秘书暨研究员、中评社国际部主任郭至君主持，与会者围绕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巨变，各自分别从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两岸关系、港台关系、国安法对香港青年的影响、科技基础建设与创新发展、大数据应用等诸多方面，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以《中评青年论坛：中评智库青年专家论时局》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郭至君：开场白

　　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和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青年学者朋友进行交流，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在今年举办青年论坛，因为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不仅停留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等方方面面，可以说，2020年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局之年，所以我们在座的中评智库的青年研究员、副研究员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希望大家从各自在工作中比较关心的领域出发，探究我们对当下的局势该如何认知、思考和表态。接下来开始讨论，请大家发表高见，第一位发言的是林艳。
　　　林艳：疫情下中国外交的斗争与合作哲学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的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疫情催化下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和产业分工格局受到极大冲击，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各国交流往来趋于停顿，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上升，战略误判风险加大；印度为例，美国犹甚，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之间的艰难抉择，对外转移内部管治危机的动力显着增强。疫情下的中国外交，既是“危机外交”，也是“新常态外交”，既要解决好与疫情本身有关的一系列外交问题，又要应对好美西方在此期间发起的“围堵战”和“遏制战”；既要维护疫情下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又要着眼后疫情时代提前布局。难度之大，挑战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外交哲学是国家对外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研究有关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追求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外交”、“平等外交”等不同时期的演进，因应当时世界潮流和时代特点，形成和运用符合外交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哲学，是中国在70年国际风云变幻中屡屡抓住机遇、化解危机，直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总体看，斗争与合作，是贯穿中国外交哲学各个时期、一脉相承的两大主题。在新形势新条件下，中国如何把握新时代斗争与合作的哲学内涵，从而为疫情下的外交实务提供思想指引，值得研究分析。

　　疫情下的外交斗争哲学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发展什么？

　　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普遍性。特别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疫情搅动下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斗争的一面注定上升，这一趋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一背景下，在斗争中“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发展什么”，就成为摆在中国斗争外交哲学面前的重大课题。

　　第一，坚持维护核心利益的原则底线。对于当前中国外交围绕什么而斗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秋季以五个“凡是”作出了清晰回答，“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这一思想最为突出的反映，就是近日制定出台的香港国安法。面对　“颜色革命”、分离主义这些大是大非问题，尽管美国以包括香港人权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在内的诸多制裁措施相威胁，尽管英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国家不断施加外交压力，但中央仍以香港回归23年以来最重大的一次立法主动出手重典治乱。这表明，中国外交斗争不像美国那样需要四处点火、全球发难，但中国不会放弃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更不会拿这些核心利益作交换。这也表明，历经多年发展，当今中国外交底气更足，承压能力更强，在捍卫原则底线上坚定不移、不惜代价，已经展现出较韬光养晦时期更加强烈的斗争意志和更加主动的斗争姿态。
　　第二，巩固于我有利的多边主义格局。强调用势、注重造势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斗争智慧。对于现代外交而言，所谓的“势”，就是世界潮流和国际秩序。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全球领导力显露颓势，欧洲一体化日趋成熟，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主张的方向大步迈进。在此过程中，美国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掌控力下降，国际组织内各国平等性得到加强，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世界潮流，符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国际秩序的一贯主张，但却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和霸权主义野心。正因如此，近两年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发起一系列“退群”、“毁约”行动，企图凭藉国力优势重推单边主义，而遏止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就成为当今中国外交斗争的重大主题。此次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借故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中国则致力维护世卫组织权威，正是双方之间斗争交锋的缩影。可见，中国将坚持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在国际组织和条约框架内管控分歧、处理争议，通过维护多边主义大势创造有利发展的安定外部环境，推动世界秩序向更为公平、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发展符合时代特点的斗争手段。随着互联网浪潮和信息革命加速演进，各国民众在外交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显着提升，以舆论斗争争取道义高地、话语高地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疫情爆发后，美西方借助疫情不断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虚假宣传论”、“世卫偏袒论”、“国设坍塌论”等涉华负面论调。对此，中国从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两个层面积极展开舆论斗争。一方面，中国外交官通过新闻发布会、所在地媒体、社交网络等途径作出正面回击，中国驻波大使针对美国驻波大使发起的三轮对华抹黑攻势进行“精准打击”，直至对方停止发推挑衅，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另一方面，中国驻外记者通过大量事实和资料将国内抗疫一手真实信息传递给驻在国受众，中国公共卫生专家努力向世界分享抗疫经验，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也积极通过人文交流、媒体传播、研究分享等消除海外民众疑虑和误解。总体看，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舆论场上处于弱势，但由于此次疫情期间重视运用多层次、立体化、符合当代传播规律的舆论战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排华”、“怨华”和“恐华”情绪，为日后中国更好地争取外交话语权确立了努力方向，积累了有益经验。

　　中国外交合作哲学的独特理念有别于西方

　　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的长期理念。尽管在新冠疫情冲击影响下，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各国之间矛盾上升，对外合作意欲减弱，但中国仍然逆流而上，大力宣导团结携手抗疫，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合作，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外交合作哲学中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理念。

　　第一，超越现实主义的义利观。近代以来，西方奉行以“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外交，“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现实主义理念已被西方社会视作国际关系的不变法则。然而，中国的外交合作哲学却与之截然不同，追求的是“真实亲诚”的义利观理念，强调义利兼顾，甚至对贫穷国家更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中国对非的援助就是“义利观”最好的体现，中国对非援助跨越半个多世纪，曾向非洲国家派出过两亿多人次的医疗队提供医疗服务。此次面对疫情威胁，中国又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技术和人力支援。截至目前，已向50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专门派出了5个医疗专家组，常驻非洲的46支中国医疗队也投入当地抗疫行动。同时，在日前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中，中国还宣布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承诺在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后率先惠及非洲国家。中非之间的友谊正是基于中国这样的“义利观”而深入人心。
　　第二，跳脱零和博弈的共赢思维。零和博弈是指在严格竞争下，一方收益必然意味着另外一方的损失。在西方的固有思维中，国强必霸、强强必争是国际关系历史的铁律。有观点认为，在这场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危机中，美国的表现令人沮丧，曾经引以为豪的“领导作用”无影无踪。相反，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意志和力量，而且中国还在全球抗疫中积极主动履行国际责任。因此，有人认为美国放弃了在疫情危机中发挥世界“领导力”，转而由中国接棒，换言之，中国利用疫情危机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和争夺世界领导权。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国竞争”零和心态的流露。中国的“合作哲学”对中国在国际的基本身份定位作出了明确回答，即维护世界和平、永不称霸的大国。遵循“合则强、孤则弱”的古训，中国强调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是中国的这种合作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伙伴参与到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中。

　　第三，绝不以邻为壑的格局胸怀。新冠疫情的全球威胁性将世界各国拉到了同一条船上，各国安危与共，难以独善其身，只有国际社会凝聚强大合力才能真正终结这场抗疫斗争。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一些国家出于以邻为壑的狭隘主义思想，各扫门前雪的心态尤为突出，不仅禁止向他国出口防疫物品，甚至还转嫁自身责任和矛盾给其他国家，极大地阻碍了国际社会共同抗疫。对此，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力控制国内疫情的同时，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截至5月31日，中国共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中国还开足马力为全球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和设备，仅口罩和防护服就分别向世界出口了568亿只和2.5亿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合作外交哲学中的最高境界，站在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高度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展现了绝不以邻为壑的格局胸怀。中国在此次抗疫期间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体现。中国用行动证明，国际合作是打赢全球抗疫阻击战的最有力武器，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正确选择。

　　　运用好哲学思维，在乱局中解局、在变局中筑局

　　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对世界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持续蔓延将对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和转变还未能下定论。但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转折点，变化自然会成为开启新一历史阶段的重要推动力，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对风云际会、震荡改组、重新洗牌的时代变局，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进行“斗争”与“合作”也将成为长期伴随中国发展的主要课题。

　　因此，中国外交要运用好哲学思维，在乱局中解局，在变局中筑局。一方面，中国外交要在斗争中把握“应变”，尤其要注意国际格局演变的变数风险与世界原有的存量风险交织所带来的考验与挑战：一是国际格局的百年之变，由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格局正逐渐向东西方平衡转变；二是全球治理的百年之变，全球治理体系逐步由以发达国家为完全主导朝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兴治理格局转变；三是发展模式的百年之变，中国模式打破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也让西方国家意识到现代化的发展不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外交要在合作中学会“坚守”，一是坚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努力筑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二是坚守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三是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倡议，竭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打造开放、包容、合作、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束沐：从四组辩证关系把握台海局势走向

　　非常感谢有机会和各位交流，对国际形势、两岸局势、香港问题等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我将从宏观角度，来把握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当前形势和未来变化。

　　今年是台海局势最严峻、最复杂，也是最敏感的一年。从岛内形势看，民进党“一党独大”、“台独”垄断内部话语权的态势已经相当稳固，岛内反“独”促统力量已经处于30年来最危险的关头；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脱钩”压力前所未有，疫情导致两岸民间交往几乎彻底中断，过去一段时间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的外部因素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剧。

　　在上述内外背景之下，近段时间两岸舆论对台海局势前景议论纷纷，更忧心忡忡：大陆会不会“武统”？台湾会不会“急独”？中美或两岸会否在台海周边出现军事冲突？两岸关系会不会搞到“摊牌”而不可收拾？美国到底会打“台湾牌”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事关两岸关系的底线和红线。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与内部民粹的甚嚣尘上，让两岸各界有识之士都对台海出现突发事变、黑天鹅风险的预期明显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两岸最高层在“520就职”和两会期间都先后作出最权威表述，但还是没有办法令两岸舆论心定的原因。这也说明，在如此多不稳定因素之下，仅仅依靠观察台海有关各方如何说、如何做，已经完全不足以把握和判断今后台海局势。我个人认为，要看清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局势，只有站在历史的、周期的、宏观的、哲学的高度，才能看清我们当下所处的方位和阶段，才能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就此，我谨通过对四组辩证关系的阐述和分析，就台海局势提几点个人粗浅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教。
　　“急统”和“急独”的辩证关系

　　第一是“急统”和“急独”的辩证关系。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但在此时强调更有特别意味。“急独”必然导致“急统”，犹记得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2017年两会上曾表示“台独的尽头是统一”，就是点出了这个道理。近四年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务实台独”做法，也就是要避免招致“急统”的命运。但是，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必须要知道，“急独”并非仅仅指以“公投”、“正名”、“制宪”等名目的“法理台独”行径，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只要是造成“台独”重大事变、或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都是“急独”，都会导致“急统”！

　　比如，民进党过去四年已经通过修法、立法为两岸政治谈判定下遥不可及的门槛，企图禁止岛内任何以统一为目标而进行两岸交流协商的活动，这就濒临“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的状态；再如，民进党当局拓展所谓“务实外交”，声称“让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看见台湾”，将美台官方交往台面化、以网络和视频等虚拟方式直接制造“台湾独立”、“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事实，已经进入“台独量变”到“台独质变”的临界点。我们要注意到，在《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座谈会上，人大法工委负责人已经透露了即将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方向，这充分说明，传统《反分裂国家法》“六要件论”的内涵很有可能发生变化，民进党不要自以为不搞“法理台独”就能拖住、骗到大陆了。

　　当然，“急统”绝非我们想像中的“毕其功于一役”、“万船齐发过海峡”或“几个小时内攻台”的电影般场景，很有可能呈现出一个三至五年内的动态“实力统一”的过程，正如同中评的郭伟峰社长曾作出的精妙比喻，“国家统一进程已经进入自由落体最后的阶段”。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近一个月来我解放军通过常态化巡航，已经打破了所谓“海峡中线”和“台防空识别区”的概念，这种主导权、制空权的争夺是实打实的，未来相信也会在政治、经济、涉外等领域全面展开，民进党当局若一意孤行，必将疲于应付、疲态尽显。

　　“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和“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是“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和“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去年“1·2重要讲话”中的新提法，也是一个高度充满哲学思辨的重要论断，我在这里斗胆概括为“两个空间论”，这和习近平思想中的“两座山论”、“两只鸟论”、“两个三十年论”是一脉相承的。岛内包括蓝、绿在内的各股力量，以及大陆的对台政策执行者、研究者都应该深入吃透“两个空间论”里面的丰富理论内涵，共同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做出扎实有效的工作。
　　“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指的是只要以追求两岸统一为大前提、以两岸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为大目标，台湾就可以争取到最广阔的政治空间和发展空间、台湾民众就享有最广泛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这一主张在过去就是“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而放在今天就是“两制台湾方案”的“三个充分”论述。“不为‘台独’留下任何空间”指的是，任何谋求任何形式“台独”分裂的活动，大陆都绝不容忍、绝不留有任何余地，对于这种“零容忍”想必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已经在各个方面充分领教。

　　“两个空间论”用于实践的最典型案例，就是关于“中华民国问题”和“ECFA存废问题”的思考。首先，作为两岸政治深层次问题症结的“中华民国问题”，如果能够与国家统一的价值、目标、进程有所对接，那么我相信两岸一定有诚意、有智慧坐下来，以平等、民主的方式共同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反之，一旦“中华民国”成为拒绝统一的借口，甚至成为“台独”的护身符，那么“中华民国”不可能存在任何空间！对于这一点，民进党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必须要有所体认。其次，对于岛内各界高度关注的ECFA前途，同样需要用“两个空间论”思考，大陆方面充分肯定了ECFA过去十年来在推动两岸经济融合的巨大作用，而ECFA作为经济“融合剂”也对促进统一具有独特意义；反之，如果ECFA被岛内“台独”势力视为人质或讨价还价的筹码，享用两岸经济红利来投资“台独”活动，那么ECFA是否有必要继续？ECFA操之在大陆，希望岛内执政者能看清利害。

　　“百年大变局”和“战略机遇期”的辩证关系

　　第三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的辩证关系。这两年，由于国际形势、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百年大变局”似乎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舆论热词，在各类文章、报道、报告中随处可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人云亦云的情况。更加有必要回到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文本，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理解这一重大论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可见，我们不能抛开或遗漏“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而只谈“百年大变局”，必须要深入理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指导我们对台海局势的把握。

　　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声音对全球治理的卓越贡献本身就是“百年大变局”的一部分，“百年大变局”之变，归根到底是有利于中国的“变”。其次需要认识到，我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就意味着我们还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内，这就意味着办好自己的事仍然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此次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这一场国家实力、政府效能、经济韧性、社会秩序的比拼中，毫无疑问已经展现出独特的优势，走在全世界的前列。新冠疫情无疑是“世界之变”，但它更加彰显出“中国之治”。
　　“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的辩证关系，给我们看待台海局势带来以下启示：第一，我们不要为外部势力介入台海、打“台湾牌”给吓傻了、吓怕了、吓跑了，要深刻认识到这是“台独”穷途末路与外部遏华反华势力最后一搏的汇流，此时此刻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打掉外部势力藉台湾问题干预中国内政、破坏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图谋。第二，解决台湾问题也好、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也罢，归根到底需要大陆办好自己的事情，“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大陆只有让自己的制度更加完善、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治理更加成熟、福利保障更加健全，才能为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不断创造和积累条件。

　　　“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和“中美实力对比进入转折点”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四是“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和“中美实力对比进入转折点”之间的辩证关系。“临界点”最早是由兰普顿在2015年时提出，再追溯至更早由埃里森提出的中美或进入“修昔底德陷阱”警告，实际上美国战略圈、智库界早在五年多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理论铺陈和舆论准备。当前，中美两国内部对此均出现一些不客观、不全面的解读，认为中美进入“临界点”已经意味着中美关系方向从合作主导转向斗争主导，鼓吹什么“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中国是美国眼中第二号苏联”等种种带有“新冷战”思维的论调。这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这个判断确实没有错。近年来中美的相处和互动方式变化、竞争大于合作成为主基调、意识形态斗争逐渐突出，这都是中美关系有别于过去30年的重大改变，但核心在于，这一切都是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进入“毫厘区间”、中美实力对比进入转折点所带来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实力转折点”是物质基础的范畴，而“关系临界点”是上层建筑的范畴，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完全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脉络，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拥有全世界最大且素质最高的劳动力市场，拥有全世界最大、最有活力且最具科技含量和最扎实物流保障的内需市场，上述任何一条都是无法套用美苏冷战时期的背景的！反观美国显然没有通过新冠疫情这次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不管是代表防控水平的病亡数、感染数超高，还是因弗洛伊德事件触发的社会动荡，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翻版苏联”的场景：尽管军事实力、科研能力仍有独霸优势，但经济空转、治理废弛、金融虚高、社会处在崩溃边缘。中国无需盲目自大、亦无需妄自菲薄，只要扎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度过这段爬坡过坎的攻坚期。

　　同样，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变化，正是反映了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的基本形态，而台湾问题的解决必将是中美实力对比“越过”转折点的标志。总而言之，只要大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牢牢控制台海稳定局势，台湾问题就一定可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得到解决。
　　　金裕超：港台两地政治发展联动效应不可低估

　　作为两岸关系的特殊组成部分，港台关系一直以来备受各界关注。近年来，随着港台各自内部社会政治发展出现结构性变化，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两地相继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性的“反中”、“仇中”思潮及活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对香港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香港情势变化反过来也直接影响了台湾政局，两地政治发展的联动效应愈加凸显，这种联动效应对未来港台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香港政治发展中的“台湾化”现象

　　虽然港台两地同属大中华文化圈，但由于历史、社会、语言、文化等背景上仍存在差异，长期以来两地在政治领域上的共同之处有限。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后，逐渐进入选举政治社会并形成蓝绿两大政治阵营，而香港自回归后出现不少政党团体，并演变为类似台湾蓝绿的建制派阵营与泛民主派阵营，尤其在2014年“占中”后，香港政治发展“台湾化”现象明显加速，成为近年来香港政局变化的重要观察点。

　　第一，形成蓝黄二元政治结构。台湾政治中蓝绿政党政治壁垒分明，而香港长期以来只有所谓的建制与泛民阵营，各阵营内部还有不同派别划分，且两大阵营竞争与对立远不如台湾蓝绿阵营激烈。但近年来在台湾政治的影响下，以及“占中”、反修例风波的催化下，建制与泛民阵营逐渐转化为蓝营与黄营，其支持者被称为“蓝丝”、“黄丝”，甚至在商业领域出现“蓝店”、“黄店”，社会撕裂与对立程度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政治格局变化走向也与台湾相似。多年来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基本盘稳定在四比六，但由于建制派在立法会选举中有功能界别优势，因此能长期维持多数席次，而在重视选民服务与地区经营的区议会选举，则由建制派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近几年香港政治情势出现重大变化，黄营政治势力迅速扩张，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大胜，虽然就选票数来看仍勉强维持四六比，但“黄大于蓝”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呈现固化态势，若社会没有重大结构性变化将很难改变，这与目前台湾政治“绿大于蓝”、民进党“一党独大”结构非常相似。
　　第二，走民主政治与民粹政治两条路线夺取权力。台湾民进党靠街头运动起家，在夺权道路上一方面依托体制内的选举与议会抗争，另一方面在体制外不断发起大型社会运动，透过煽动民粹不断对执政党施压，如2014年“太阳花学运”就掀起巨大的反国民党能量。香港泛民主派夺取管治权的方式与民进党高度相似，一方面在体制内开辟战场，力图在区议会与立法会抢占优势席次，同时也采取拉布、暴力冲击会议等手段干扰议事进行，给特区政府施政制造障碍；另一方面则直接诉诸街头民意，利用政治议题鼓噪“公民抗命”，尤其在2016年“旺角暴乱”以及2019年反修例风波中，过往的和平抗议直接转变为暴力抗争，严重冲击社会稳定和经济民生，严峻程度已经超过民进党的抗争手法。

　　第三，国家认同严重缺失，分离主义意识上升。台湾自民进党于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后，即开始展开“去中国化”运动，而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也未能拨乱反正，导致近年来台湾主体意识高涨，“台独”主张大行其道。香港则是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教育下，本就有较为明显的殖民地情结，而回归后未能及时推行国民教育，再加上分离主义势力不断鼓动，导致香港存在严重的国家认同缺失，特别是近年来“港独”思潮泛起，激进本土势力喊出“港独”口号博取支持，还与“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抱团取暖，“港独”与“台独”合流态势已然出现。

　　台湾政治发展中的香港因素

　　相较于香港政治发展中出现“台湾化”现象，台湾政治中的香港因素影响一直以来并不明显。但去年香港发生反修例风波后，香港议题罕见成为台湾大选的主要议题，并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显示香港因素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一国两制”成为被攻击箭靶，民进党将其作为选举提款机。香港“一国两制”实践2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功，原本希望对台湾产生示范作用，但台湾民进党则不断对“一国两制”进行抹黑，导致不少岛内民众存在疑虑与误解。在反修例风波发生后，民进党大打“香港牌”、激发“亡国感”，利用香港事件对“一国两制”展开铺天盖地的攻击，并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来刺激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反感，在民进党的强势操作下，国民党也不得不“拿香跟拜”，以致进退失据。民进党及蔡英文将香港“一国两制”作为其选举工具，在去年大选中成功扭转声势，成为选情变化的关键。

　　其次，“反中”逐渐成为政治正确，香港成为民进党打“反中牌”的新著力点。在国民党执政八年期间，两岸进入大交流大发展阶段，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主旋律，民进党打“反中牌”一度难以奏效。但在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以“反中”为主轴，并结合“港独”势力共同组成“反中”阵线，还不断给予人员培训、资金输送、政治庇护等支持，将香港作为对抗大陆的一张牌，同时利用香港出现的乱局对大陆展开负面攻击，将“反中”逐渐变为港台地区的政治正确。
　　最后，美国对香港的支持进一步助长台湾“拒统谋独”的气焰。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与台湾成为中美对抗的前沿，美国对两地的反中势力均给予或明或暗的支持，在香港“占中”、反修例风波中，美国就曾公开对香港泛民主派表达支持。而在此次港区国安法颁布后，美国通过宣布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终止贸易关税优惠、限制官员赴美签证等措施展开反制，让“台独”势力认为美国在香港自由受到侵蚀时会大力支持香港，未来在台湾面临危险时更应该会全力保护台湾，因而更加坚定其走“反中”路线对抗大陆的决心。

　　港台政治发展联动效应的负面影响

　　第一，两地反中势力相互加持，“抗中”力度增强。近年来香港反对派与“港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干扰特区政府正常施政，并煽动“仇中”、“反中”意识，这背后离不开“台独”势力的支持，而香港的混乱局面又成为台湾岛内反中势力攻击大陆与“一国两制”的例证。在港台政治联动效应增强的态势下，未来两地的反中势力将更加紧密结合，建立更为牢固的反中联盟，不仅对香港稳定产生威胁，还将对两岸关系造成干扰。

　　第二，分离主义意识加剧，国家主权面临更严峻挑战。虽然“台独”分离主义在岛内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港独”却是在近些年才在香港形成气候，民进党执政后频频介入香港事务，为香港反中势力站台打气，加剧香港社会分离主义意识蔓延，香港反对派以民进党为标杆有样学样，不断掀起大型政治运动加大与中央的对抗烈度，令香港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一国两制”底线受到严重冲击。由于民进党在台湾再度实现完全执政，且“一党独大”优势明显，未来港台联动效应下“台独”势力对香港的插手只会多不会少，将对国家主权构成更现实的威胁。

　　第三，干扰“一国两制”实践，和平统一面临更大困难。近年来港台两地反中势力不断对“一国两制”进行负面攻击，不断破坏香港社会稳定局面，而香港的混乱又为台湾抹黑“一国两制”提供口实，循环往复造成台湾民意对“一国两制”的负面观感，同时也造成香港民意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产生动摇，导致港台民意对“一国两制”的接受度愈来愈低。同时，大陆对台长期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但在“一国两制”实践受干扰、成果被侵蚀的情势下，大陆内部“和统”信心减弱、“武统”声浪上涨，和平统一不仅面临外部压力，还将承受内部更大的压力，台海区域政治安全风险将大大升高。

　　港台政治联动效应成为近年来两地政治发展的显着特征，不仅对两地各自的政治情势造成冲击，同时也对港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内地与香港关系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由于香港内部政治问题不断凸显，各种深层次矛盾仍未有效解决，台湾在民进党完全执政下将继续走“去中国化”路线，同时在中美博弈、美国打“香港牌”与“台湾牌”的大背景下，未来港台两地联动效应的影响将更强，或将出现更多新特点、新现象，其态势发展非常值得观察。
　　陈倩羚：国安法变局下的香港青年走向

　　6月30日上午，香港国安法于人大常委会获全票表决通过，并于当天深夜11时在港府刊宪后正式公布生效。翻阅国安法，不难看出当中对四种罪行——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全罪的定义，都有针对去年“黑暴”动乱作出反制的明显意图，而且全方位囊括了反对派在街头、议会与国际游说方面的多条“战线”。例如，恐怖活动罪定义中对“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以及“针对人的严重暴力”等行为的涵盖，显然是对应去年黑暴高峰时频繁出现的“装修”、“私了”等极端暴力行为；又如颠覆国家政权罪中“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条文，就是为了阻止类似去年5月与今年4月的内会拉布风波重演；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全罪提及的“请求对特区或国家实施制裁、封锁”等，则是对以香港众志为首的国际“揽炒”派的当头痛击。

　　国安法通过后未几，多个激进青年组织旋即发表退场言论——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源等“港独”或“自决”政党先后解散或停止运作。无庸置疑，在国安法的震慑下，煽动青年参与违法暴力行为的头面人物明显有所退缩，但这并不代表“黑暴”动乱的根源——青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国安法的新常态下，香港青年问题外化为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虽然降低，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严峻且复杂的新考验。以下将从街头暴力趋势、青年国家观念、青年上流发展等三个层面，浅析在国安法实施的大背景下，香港青年问题将会迎来什么新的走向。

　　首先是法案对街头暴力发展的影响。黄营近日掀起的割席退场潮，尤其是一些敏感、极端组织的鸟兽散，似乎击垮了策划动员黑暴的幕后黑手。对于大多数青年而言，头面组织或人物的离场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意味着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成本将大幅攀升，日后不能再抱持“法不及我”的侥幸心理，任意在街头挥舞“港独”旗帜，或参与各类打砸抢烧的暴力活动。不过，这些正面的警示效果，始终无法影响少数冥顽不灵的激进分子，反对派青年头目虽然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在“无大台”的流水社运下，仍然无法左右个体的政治取向与选择，在国安法生效翌日的“七一”，已有10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再者，上述核心人物的所谓“退出”，只是基于形势变化而作出的策略战术调整，“保存实力、韬光养晦”才是他们的真实企图。可以预见，反对派的公开对抗行为未来将持续减少，但街头暴力并不会就此完全消失，将呈现进一步“地下化”、“去组织化”的危险趋势。此外，出于忌惮国安法的心理，年轻人在街头示威的活跃程度或有所降低，但他们对于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怒火却没有消解，反而因为法案的生效而燃烧得更旺。这种不满与抵触的负面情绪，虽然暂未通过暴力方式展露出来，但随着其不断积压、加深，不排除会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危机；而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也有可能成为他们以和平方式宣泄怒火的渠道。隐而不发的街头暴力，无疑增加了监测、应对及反制的难度，于相关部门而言或许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接下来是关于香港青年的国家观念在国安法治下可能出现的变化。近年来冒起的“港独”、“自决”等分离主义思潮，经常被归咎为是爱国主义教育缺失所造成的恶果。与内地不同，香港的各级教育完全不设思想政治类的课程，学生根本无从培养对祖国的情感与义务意识，以致维护国家利益与领土完整等应有之义，在不少香港青年眼中也成为难以接受的观念。部分极端分子甚至乞求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企图以此作为胁迫中央对“五大诉求”作出让步的筹码。此外，在香港“4＋2”的文凭试制度（即4门必修科，2门选修科）下，压缩的选修科空间令学生选择文科的意欲大幅降低，中国历史科也因此成为选读人数不断下跌的冷门科目之一。在这种教育背景下，香港年轻人普遍对祖国历史缺乏认识，导致经常出现很多对内地的误解，并成为反对派煽动“反中”情绪的缺口。不过，随着国安法逐步落实，教育系统也将作出相应配合，近日教育局长杨润雄在多个场合表示，未来会积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促进学生认识香港国安法，以提高他们在国家安全范畴的守法意识。这将弥补爱国教育长期以来的缺位，以及对提升青年薄弱的国家民族意识有一定帮助。但是，在黄丝教师把持的教育系统下，国安教育能否“不变形、不走样”地正确落实，无疑存在一个很大的问号。自去年6月以来，因“反修例”事件被捕的近万名人士中，有大约110名为大中小学教职员，可见这群为人师表者非但没有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更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煽动青年走上街头、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因此，寄望国安教育能经由黄丝教师切实执行，明显是一个过分乐观的美好幻想。

　　最后是国安法背景下的香港青年上流问题。翻查“黑暴”势力在社交媒体的言论，可见他们毫不讳言谋求夺权的狼子野心。“五大诉求”中最为激进青年关注的，是最后一项要求“落实双真普选”的政制改革。改革意味着要变更现行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分配，反映青年对当前社会由上一代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的现况存在极大不满。作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寡头垄断、贫富悬殊、阶级固化等矛盾在香港的表现非常突出。年轻人普遍认为自己已错过了90年代前遍地黄金的发财机会，将自己难以上流的郁结归咎为世代分配所造成的恶果。虽然“黑暴”势力非常反感外界将社会乱源解读为经济分配问题，并反复强调自己参与游行示威绝非为了钱，而是出于追求民主自由、社会公义等，但是经济层面的弊病——尤其是年轻人上流困难的问题，的确是造成当代香港青年怨恨中央与特区政府的重要原因。国安法的立法原意，是直接从法制层面入手，对香港近年来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纠偏，以促进香港社会能长期保持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能行稳致远。这种硬手段明显并非针对前述的经济分配矛盾，对于解决香港青年的上流问题并无明显作用。不过，随着国安法的落实、生效，以及第一批被捕人士的检控、定罪，国安法的震慑力将日益展现，社会上煽动黑暴的势力将转入低调，香港社会将迎来由乱及治的重要转折点，相信将为特区政府集中处理经济民生问题创造有利环境。特区政府如果能在此刻及时抓住两地融合的巨大机遇，为香港青年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配合国安法的落实采取“一手硬、一手软”的施政方针，或能在恩威并施的引导下迎来更多反对派青年的迷途知返。

　　在回归23周年的前夕，国安法正式落实生效，很多人将其视作香港继1997年后的“二次回归”。不可否认，国安法的确匡正了“一国之本”的地位和权威，对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关键举措。不过，仅仅从弥补法制漏洞的角度入手，是否就能解决人心迟迟未能回归的难题？作为去年“黑暴”动乱的核心症结，青年问题在国安法实施后并非即刻雨过天青，其仍然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形势和挑战。未来如何在坚定落实国安法的同时，配合其他措施争取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将是中央和特区政府需持续投入心力的重要功课。
　　　曹润来：大变局中的“新基建”是竞争决胜点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让我们真正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受制于人的弊端有多严重。美国利用其全球霸主地位，轻易地切断芯片供应，阻碍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EUV光刻机的交货，严重影响了一批中国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芯片等IT基础产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5G、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加速推进，“新基建”这一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走入大家的视野。

　　在5月底结束的2020两会上，“新基建”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实从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多次作出重要部署。

　　何为“新基建”，国家发改委给出了权威说法。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扩展开来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自动驾驶、充电桩为代表的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等。

　　当前对“新基建”的研究众多，我个人想从三方面谈一谈对“新基建”的认识。

　　第一，“新基建”的“新”体现在领域新、形态新、主体新。

　　首先是领域新，“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对比，“老基建”在部分地区尤其人口流出地区已经过剩；而“新基建”属于创新力度最大的新型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是形态新，传统的基础设施主要是硬件设施，而相较于有形的设备投资，“新基建”还有很多软建设。包括经济模式的探索、金融制度的改革、减税降费等，通过这些创新，不仅可以使“新基建”的投资更有效率，也能解决新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度性瓶颈，从而更加有效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后是主体新，旧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或者是国有企业，而“新基建”不仅是有政府主导，还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参与其中甚至是引领发展。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从互联网公司发展壮大，目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生活，包括这次疫情中诞生的许多抗疫手段，都是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的成果。
　　第二，“新基建”是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内部需求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民生导向和社会乘数效应。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路、铁路、机场、桥梁，使人与人、城市与城市的距离缩短，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正是因为当时超前的基础设施布局，大幅降低了企业成本，才让中国制造具有强大竞争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言而喻。站在现在看未来，也需要更前瞻的顶层设计来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美博弈进行到现在，科技战场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战场。从中兴、华为被美国限制，到对几十家中国机构及个人管制的“实体清单”，再到最近被限制使用的数学计算软件，无一不显示出发展自身基础实力的重要性。从当前经济环境来看，“新基建”有利于缓解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稳定经济增长。尤其从长期看，有利于为中国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数字动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中国经济高品质发展，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无论从内外需求和当前经济环境来说，我们都有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和要求。

　　第三，“新基建”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升国际战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5G可以说是“新基建”的领跑者，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板块，承担着为数字经济“打底”的重要角色。国家已经对5G建设作出多次部署，现在也进入了投资建设的高峰期。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中，通过5G技术线上直播，数亿遍及全国的“云监工”共同见证了医院施工，为武汉加油打气。疫情期间人们在家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直播带货”来进行购物，避免了人群的聚集。企业通过云平台、视频会议方式实现云办公，学生通过“网课”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些都是建立在通信基础设施之上的新型产业形态。而5G技术更大的带宽、更低的延迟、更多的设备接入，可以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些技术更新所带来的优点可以使工业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商用无人机等新技术的性能更进一步，即时VR／AR、远程医疗的市场进一步扩大，各行各业的应用潜力都可以加速释放。4G时代诞生了打车软件、短视频、外卖等业务以及行业巨头，5G时代的许多新产业、新形态，还等待着我们探索。另外，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参与5G的研发，力争做5G的领导者，这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带动国内上下游产业积极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5G技术紧密结合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备受关注。通过5G的高速互联，云计算提供基础算力，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正在带来新的产业升级。疫情期间，由于肺部CT影像是新冠肺炎诊断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诊疗数量的急剧攀升，快速增长数量庞大的待诊人数让一线医生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人工智能算法的介入，为病例检测带来了助力，通过人工智能来帮助医院提升CT诊断能力，能秒级完成上百张CT影像筛查，诊断效率提升至少10倍，大大缩短了疑似病例基因分析和CT影像的判读时间。云计算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基础计算平台，是生产力，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算法原理虽然早就诞生，但正是得益于云计算的庞大算力，才可以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优势，产生了诸多应用，解放人力。所以，继续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产业形态。

　　6月23日成功发射部署的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我们的全球导航不再受制于人，北斗工程也掀开了从建设到应用的新篇章。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领域加快了与“北斗”融合的步伐，应用产业也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以电子商务领域为例，国内多家电子商务企业的物流货车及配送员使用北斗车载终端与手环，实现了车、人、货信息的实时调度。大型港口的无人驾驶卡车让控制人员在调度中心就可以指挥装卸集装箱，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北斗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包括了上游基础元器件、中游终端、下游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并且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使得产业链会进一步扩大，也会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

　　芯片可以说是现代电子工业的“大脑”，决定了其发展水平的天花板。我国是芯片消费的第一大国，2015年，芯片进口成为中国花费外汇第一大行业。虽然我们有着巨大的市场，但是我们自身的研发实力却并不是第一流，这也是自中美贸易战以来，最受制于人的领域之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史给我们的教训。当前美国通过制裁、封锁等手段，限制了华为海思、中芯国际等企业的发展，阻碍其他企业与我们的合作，给我们的发展设置了更低的天花板。大国竞争，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可以看出，芯片是关键的一环。所以我们大力发展芯片及相关的半导体产业，也正是变局中寻求突破的有效手段。不仅可以提升自身基础实力，也可以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突破美国封锁的能力，看到中国制造的实力。

　　当前国际环境正处于一种“逆全球化”、“退中国化”的浪潮中，经历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纵观历史，每一次的大变局中都孕育了大机会，每一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都引领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而“新基建”正是在大变局中的一次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化危机为转机，让“新基建”成为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核心动力，成为大国竞争的决胜点。
　　付佳琪：疫情下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引发了一场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抗疫阻击战中，世界各国各地区都祭出了各种抗疫举措。这其中，大数据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疫情初期、中期与生产复工时期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撑和技术保障。

　　　大数据在新冠疫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迅速确定疫情相关人员流动轨迹。在疫情形势下，各级政府与手机运营商、铁路航空公司、互联网公司等合作，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交通数据、GPS数据等信息，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轨迹、追踪人群接触史、锁定感染源及密切接触人群，追踪病毒传播路径，分析人口流动轨迹，可以准确刻画地域人口流入流出情况，既可以为防疫的科学决策提供指导，也可以为预测高危和潜在高危地区作出数据支撑。如结合对武汉、湖北人员流出情况的大数据分析，及时对相关地区发出疫情态势预警。

　　大数据技术提供了科学决策的精准信息。基于疫情高危人群相关数据，结合每日疫情病例数据，建立大数据分析模型，对疫情传播速度、传播趋势进行预测，对疫情发展进行及时判断，制定合理预案，做出科学决策，实施精准防控。例如在抗疫资源的精准配置上，各级政府开发应急资源发布平台和口罩预约系统等，对物资来源、资源种类和货品数量等信息精准搜集和记录，布局和实施智慧供应链管理，摸排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的资源需求，对抗疫资源进行精准计算和配置，可以提前对医疗物资等资源进行调配，确保防疫物资发挥最大效益，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大数据技术也直接为疫情诊断与疫情研究方面提供帮助。远程会诊、线上问诊、无接触式快检、智慧语音助手、疫情动态和预警等，已经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支撑。众多互联网医疗平台推出了线上问诊服务，方便网友向医生问询肺炎防治相关内容，有效缓解了因疫情期间医疗资源紧张导致的就医难等问题，避免了普通病症人群涌向医院、形成聚集性交叉感染。此外，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还可以有效加速新型冠状病毒宿主预测、药物筛选等数据分析和计算工作，极大提高病毒研究与攻克效率，提高疫苗研究效率。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疫情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得益于近年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大大提高，网民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可以足不出户随时通过手机获取最新信息。各地政府通过政务平台、微博、公众号等平台定点发布疫情动态，各大新闻用户端、社交网络、短视频平台也积极配合防疫信息的传播，有效提升了信息传播和整合能力，缓解了隔离在家人群的压力与焦虑。在复工复产时期，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平台实现了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两不误。学生可通过线上教育平台来学习，做到停课不停学；企业员工可以通过云平台线上办公、召开视频电话会议等。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为保障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数据技术在疫情期间便利了居民生活。在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都主动在家自我隔离，民以食为天，如何在减少人员接触的情况下买到新鲜的蔬菜就成为了一个难题，与此相对的却是大量农村农产品滞销，这时，连接产销两端的生鲜电商大大解决了这个矛盾。生鲜电商协同各方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让优质的生鲜产品迅速送到更多使用者手中。在配送时提供无接触配送，降低了面对面接触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为了丰富居民生活，让居民安心地“宅”在家，各大公共文化机构纷纷开始提供线上服务。图书馆普遍增加了数字书刊在网上的投放数量，同时针对居家生活的特点，精心策划设计了吸引公众参与的阅读活动；文化馆以全新的方式把艺术普及资源、群众文化活动搬上了网络；博物馆先后推出300多个富有特色的“云展览”，带着大家足不出户全景式参观博物馆。

　　　大数据在抗疫过程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大数据元年算起，大数据这一概念的产生还不到10年。当前大数据的应用及其发展方兴未艾，未来前景令人期待。大数据在抗疫过程中的应用，既有让人眼前一亮甚至是叹为观止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数据来源有限。从各大互联网案例中不难看出，大部分企业的抗疫大数据产品的数据基本都来自于政府公开数据，而这些数据的纬度并不够高。在大数据时代，公众还想了解关于疫情更具体、量化的数据，如每日病例数字变化以及具体病例个体数据，这些要求很多地区的政府公开数据都很难满足。

　　其次，数据资源质量不高。长期以来，很多政府管理的信息系统往往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数据不全或数据重复，数据获取不规范，数据格式、数据统计时间等纬度不统一，数据加工的过程缺乏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导致许多数据品质较低，为后面的数据清洗和数据分析带来很大困难。

　　再次，信息孤岛问题突出。大数据的关键是“大”，而大数据的核心则在于互联互通，疫情防控涉及方方面面，不仅要结合多个政府部门的数据仓库，如卫健、交通、公安和民政等系统，还要与电信、铁路、航空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企业进行广泛合作。但由于缺乏数据共享交换协同机制，政府部门以及企业之间、甚至政府部门或企业内部之间都存在信息壁垒，很难实现共享和互通，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数据流转更是难以实现，严重抑制了大数据的效用。

　　最后，个人信息安全隐患。出于防疫需要，各级各地政府部门都上线了与疫情相关的大数据产品，广泛搜集民众包括身份证号、个人住所、健康状况以及近期活动的个人隐私信息。在信息上报期间，也形成了个人信息被窃取和泄露等方面的隐患，比如网上售卖疫情期间的个人信息等，造成有湖北旅居史人群受到匿名辱骂，给返乡人员和确诊患者的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面对疫情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大数据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契机。从最早追问500万武汉人去哪里了，到摸排人口流动情况，从各地陆续推出的“健康码”，到企业学校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给大数据提供了绝佳的应用场景。目前，境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大数据技术将继续发挥作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攻坚战。
　　　郭至君：中美关系失控边缘的冷静思考

　　特朗普就任以来，美方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在政治上公开攻击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频频拿中国人权说事。不仅如此，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动作频频，连续通过《2019台北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中美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战略对手的关系。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多国相继暴发，特别是在美国疫情严重程度远超中国后，美国政府以及鹰派政客开始不停用各种阴谋论“甩锅”中国，企图转移本国国内抗疫不力的焦点和民众的怒气，把中国当“靶子”的行为迅速导致了双方在舆论层面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两国民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因此迅速恶化。

　　很多专家都表示，现在的中美关系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黑暗阶段”，我认为，2018年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已开始质变，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只是中美关系下行螺旋的助推器，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已经不似从前，在失控的边缘徘徊。许多声音都担心，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目前处理中美关系必须冷静思考，也需要具备三大底线思维，只有这样，才可以悬崖勒马，不将中美关系推入所谓“新冷战”的深渊。

　　第一、明确反战底线，决不可诉诸武力。

　　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但东亚地区仍然被战争和冲突的氤氲笼罩。众所周知，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一直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甚至是几个国家的总和，而且，据《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20）》介绍，目前美军印太司令部下属有37.5万兵力，其中包括美军60%的海军舰艇、55%的陆军部队，以及2／3的海军陆战队。此外，凭藉8.5万兵力的前沿部署和大量的高新武器装备，美军在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维持着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尽管如此，美国军方仍在不断寻求在亚太地区增加军力部署，以图扩大和保持这一绝对优势。据统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8年任期中，美军在南海执行4次航行自由行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迄今不到四年已执行22次。
　　日前，权威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发布了2020年全球各国的军事实力排名，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而且，中美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且都在人工智能军力方面迅速地发展，试想，目前世界第一与第三军力的两个核大国之间如果出现武力冲突，那必定是“山崩地裂”，其后果和代价都无法想像。不要忘记，中美两国国防部是签署过《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的，我强烈呼吁，中美两军之间一定要将此两备忘录坚决、彻底地执行，并在出现摩擦的情况下及时地沟通，避免上升为擦枪走火的地区性冲突，使得剑拔弩张的事态进一步变糟。

　　　第二、中美双方对“竞合”关系应达成共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一直都以“竞合”且重“合”一面来描述彼此之间的关系，当年邓小平先生也曾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显然，这个定义在特朗普主政后开始被美国单方面改变。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均表明，美方要运用美国的力量威慑和制约“企图构建与美国价值观及利益对立的世界”的两大“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将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自此，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字，尽管美方辩解说，“竞争”并非遏制，但仍难以掩饰“竞争”就是对华政策的主旋律，而“合作”已经被边缘化。

　　事实上，建交41年来，中美有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和利益交织，是完全可以双赢的。资料显示，过去4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2倍。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2009年至2018年间，仅美国对华出口就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400亿美元。中美之间每年人员往来达500万人次，平均每17分钟就起降一个航班。且据美方研究机构统计和调查显示，尽管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上半年美企对华投资69亿美元，比前两年同期均值提高1.5%。87%的在华美企表示将继续留在中国市场，中国美国商会74%的成员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

　　众所周知，美对华贸易逆差常被拿来“开刀”，但这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受到两国产业竞争力、经济结构、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美元货币地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可以明确的是，尽管顺差在中国，但利益在双方，美方“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中美双方除了商讨贸易摩擦，更应该恢复两国的经济对话，互相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发掘、拓展利益的一面，多聚焦在合作层面，清楚地认识到“双赢”的部分可行性和阶段可行性，并积极去执行。
　　　第三、中美应跳脱修昔底德陷阱之怪圈。

　　目前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继而引发“新冷战”的格局，我倒认为，中美关系不能被“修昔底德陷阱”的大概念束缚，应该发散思维。有一道著名的数学问题就是“如何一笔把九个点连起来？”，如果你只把目光局限在那九个点上，会发现怎么都无法只用一笔连起来，但如果跳脱出那九个点所在的方格，答案则非常简单。解数学题如此，处理中美关系之间的问题也可如此。

　　我16年底时曾写过一篇题为“特朗普可塑性对中国并非完全不利”的社评，里面突出总结了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并指出其可塑性，但可惜的是，特朗普对华友好的可塑性昙花一现，中美双方都没有抓到这个机会，反而在这几年使得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近日曾提到，“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我们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有待提高。”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

　　但是目前在美国，“知华派”或“中国通”的数量日渐减少，中青一代的美国对华学者大多缺乏了解真实的中国，整体思维倾向鹰派，面对这样的不利状况，中方需要更加敏锐、更加充分地把握时代变化赋予的机会和条件，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去塑造美国的对华观念。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尤为重视，他对此的主要观点通过不少个性化的语言表述，得以充分的体现。例如：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照搬……鉴于此，我建议，中美不仅要保持元首沟通，也要保持定时、高质的高层战略对话，不断互相沟通，理解对方思维，争取最大程度上的互信。

　　总的来说，中国在发展、在崛起，而美国接二连三的“退群”收缩，强调本国至上主义，这样的变化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的现象，使得美国内部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也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发展中的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继而将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鹰派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11月就见分晓，即使是民主党上台也不会在一夕之间大改对华态度和政策，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惨烈的方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美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员，也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完全可以用行动来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中美两国都具有超越危机的能力，我们应该无时不刻用寻找转机的目光远眺前路，不悲观、不放弃。中美对抗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道理我们应该牢记。
　　郭至君：接下来是自由讨论环节。发言时没有讲尽兴的研究员们可以做些补充，或者谈谈对本次青年论坛的感受。按照发言顺序，先有请林艳。

　　林艳：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样一个高品质、高水平、很有思想的青年论坛。我想围绕刚刚的发言主题再做一点小小的补充。“香港”和“台湾”一直是美国制衡中国的两张牌，随着《港区国安法》的落地实施，美国手中的“香港牌”已经很难再打响。但需要警惕的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失去“香港牌”的美国势必会调整策略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给台海局势带来新的风险。近半年来，美国一边签署涉台法案，一边频繁派机舰绕台等，这一系列挺台的举动受到了主张“联美反中”的民进党当局之欢迎，同时也给“台独势力”增添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个人认为，从斗争哲学的底线思维来看，美国加大力度打“台湾牌”非但不能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反而只会加快台湾问题的解决速度。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推出《港区国安法》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和“台独”势力切不可低估了中国在维护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上的决心。

　　束沐：这次青年论坛别开生面，研讨品质非常高，各位观点十分精彩，每一点我都做了详细记录，我也想就大家分享的观点做一些互动。首先关于中国外交，我想到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所以其实斗争和合作、斗争和团结之间也存在着辩证关系，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观察和理解中国对外政策有非常大的帮助。

　　关于港台关系，我也有一些感想。台湾政治一直讲打“香港牌”，那么现在是从“打香港牌”变成“有香港味”，这还是不太一样的。我注意到“罢韩”这半年来，很多操作模式的背后似乎有“高人”指点，而且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香港人，或是对香港政治非常熟悉的人。“罢韩”一开始出现的“罢韩四君子”，是在模仿香港“占中三子”；后来模仿香港反修例出现了“光复高雄”的口号；再到后来高雄出现一些反韩小店，动员支持者去“帮衬”，那就是模仿香港“黄色经济圈”；再到后来有人在“罢韩”游行中穿“勇武”装，打着“港独”旗；再到“罢韩”前一个月，用黄丝带作为标志。这已经不是“打香港牌”的问题了。

　　最近民进党中常会上邀请了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吴介民演讲，他希望能够藉这个（国安法）机会吸收大量的香港社科学者到台湾任教，这就意味着未来有越来越多香港的反对派，或者跟反对派关系非常密切的幕僚、策士、学者可能移居台湾，直接服务于民进党选举策略以及对港、两岸和对外政策。我觉得这是非常严峻的局面，必须要高度重视、高度警惕。
　　关于香港局势，我们一直在讲中央出手、国安法落地，这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解决后，接下来就是经济民生问题了。过去几年，港府可以把处理不好经济民生问题，推给反对派，或者称因为有外部势力的干涉、有泛民议员的拉布。但现在不一样了，海晏河清了，那经济民生问题如何解决？比如说核酸检测费用，香港的价格至少2000元港币，内地只要200元，这明显看出港府在经济民生上面还是“离地”。所以，政治问题由中央出手解决后，如果港府再解决不好经济民生问题，我是非常担心的。

　　关于大数据的应用，我觉得有个观察点可以提供，就是台湾这次鼓吹“大数据抗疫”，但背后有一条暗线，那就是民进党当局推动“个资整合”，也就是要发行电子身份证，然后把官方所有数据库都打通，加强对岛内整个经济社会的监控和掌握，我觉得这个动向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最后关于中美关系，我有一点反思。即便中美关系已经糟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们还是要找到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动力。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改善中美关系的动力也在民间。前段时间美国年轻人模仿大陆网红唱《一剪梅》很火，我还特意在Google　Trends（谷歌趋势）里查“雪花飘飘（xuehuapiaopiao）”在美国网络的走势，并且跟当年《江南style》走红做了对比，发现有相似之处。其实，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更细、更新、更软地让美国年轻人了解中国文化，相信未来中美关系还是有很多大有可为之处的。

　　郭至君：我很赞同束沐对中美关系的补充，他强调了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网红李子柒在YouTube上有非常多的粉丝。为什么李子柒的作品能让外国人那么有感？能引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把他们感兴趣的中国文化介绍和推广出去。另外，现在B站上也有很多中文流利的外国up主，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采访当地群众，再做成视频进行中外民间交流，不少视频点阅量轻松就能达到几百万。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交流方式，大家也可以多多思考、分析这些现象。

　　金裕超：很高兴有机会参与本届青年论坛，大家的发言都很有深度、价值和建设性，对我而言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林艳提到疫情下中国外交的斗争与合作，我有一点很明显的感受，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初，其实中国在内外都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举全国之力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这十分了不起；再对比现在疫情在国外大规模扩散，以及各国政府的防疫不力，确实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实力，同样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怎样的机制和体制才能够应对如此大的变局。
　　另外，束沐提到了四组辩证关系，总结得非常好。他提到今年的两岸关系最严峻、最复杂、最敏感，这也正是我的感受，第二次“完全执政”使得民进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再一次得到巩固；而国民党现在的态势可谓群龙无首，在“立法院”的抗争毫无力度，在地方上各自为政。所以照这个情况来看，民进党“一党独大“并将长期执政已经固化了，绿越来越庞大、蓝越来越萎缩的局面正在形成。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往外的拉力会让台湾越来越远离大陆，而大陆在自己内部的压力下，也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比以往更激烈的反应，这样持续下去，两岸关系情势确实非常令人忧虑。

　　港台关系方面，台湾大选期间绿营猛打“香港牌”，还有在“罢韩”当中出现“光复高雄”等口号，可以发现香港对台湾的影响比我们预想中更大，而且影响的形式更加多样。未来的香港内部结构或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情况下，对于台湾政治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需要继续观察。

　　倩羚提到了香港青年问题，我认为其中有点总结得很准确，就是青年问题的来源确有时代不公的因素。现在香港经济层面的困局体现得非常明显，年轻人会觉得自己一点发展红利都没有享受到，好像是时代的抛弃者一样，在社会中毫无立足之地，所以在“国安法”正式实施、政治形势稳定之后，港府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帮助香港青年走出经济困局，要尽最大努力让年轻人看到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最后至君讲到了中美关系，我也有一些感触。目前中美关系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黑暗的阶段，并且呈现出加速滑坡的状态。1999年美军轰炸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到中美关系进入到低谷，但是即使进入了低谷，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呈现出一个持续对抗的态势，因为那时候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但美国的反华情绪并没有那么高，然而现在双方出现民意对决的态势，两国关系恶化程度超出想象。此外，如果特朗普继续维持目前的对华外交政策，即使拜登上台，我个人认为政策也很难有太大改变。

　　陈倩羚：我对香港国安法下的青年问题做一个补充。香港国安法的颁布过程十分强势，在这种强势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会选择在风口下出逃海外，例如在七一用短刀刺伤员警的年轻人，2日就登上了去英国的飞机；同样，2日罗冠聪也宣布已经离港，会继续在海外从事国际战线的工作。这显示出香港“黑暴”动乱会从本地的街头抗争，慢慢转向国际战线的趋势。现在美国、英国、澳洲、台湾都有了类似的引进港人计划，此种情况加之本地头目外逃，会刺激越来越多激进、极端人士的逃亡，他们会在一些国际活动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怎么样通过在海外的活动，反过来影响香港，这个也需要我们关注。
　　曹润来：第一次参加中评智库青年论坛，确实收获良多，让我从更多的维度来了解当前大背景下的一些变化，确实让天天埋头技术工作的我，开拓了视野。首先在外交方面，林艳提到了，我们现在在更主动地进行斗争，我观察到现在外交部发言越来越强势，有人形容是“战狼式外交”，这种现象的产生也给了我一些思考，这样做是为了迎合目前越来越泛滥的民粹思潮，还是想自上而下地引导民意？这将是我继续思考的一个方向。泛滥的民粹在很多时候确实是斗争的好手段，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玩弄民粹很有可能会被它吞噬，这也需要我们警惕。现在印度的民粹泛滥，封杀中国的APP，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企业出海以后，在面对民粹泛滥情况下，该怎么样维护自身的利益。

　　回到新基建的话题，目前来说我个人觉得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每次基建的风口，大家总是觉得钱会流到股市，钱会流到房地产，因此经济结构怎么样进行合理的转变，让我们的投资能够真正产生应有的效应，让新型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产业进行良性的发展，确实也需要我们思考。

　　付佳琪：关于大数据的应用发展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神话大数据的作用。举一个例子，Google（谷歌）的工程师提出过一个预测流感的系统，原理是根据前一段时间搜索某些特定关键字的数量，来预测今后流感的发病趋势。在当时那两年预测得非常准确，但是后来预测明显偏高很多，一大原因就是大家知道了这个系统，纷纷去搜索它，导致原来的数值模型不起作用；还有一点，大数据的特点是只求相关性，不求因果性。因此我认为研究大数据不仅仅要看定量分析，还要看定性分析，怎么样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思考的方向，也会对我们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结束语：郭至君

　　这次论坛非常难得，大家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谈了很多话题。我们的青年论坛在香港、内地、台湾和韩国都举办过，和当地的青年学者们进行过不少次对话，每次的成果都非常丰硕，我也很为中评智库的青年研究团队自豪。在我看来，中评智库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我们创新地将技术工程师也纳入了研究员的队伍，因为我们的智库和网站都离不开他们的协助和思考。我们的青年研究员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发言也各有侧重，相信中评智库将来还会继续与台湾、韩国、日本，甚至美国的青年学者们进行交流，我们的青年论坛这个品牌活动既能为青年研究员们增长见识，也是对我们中评智库思想的一个对外展示。

　　欢迎大家能够积极为青年论坛出谋划策，多提意见，一起把青年论坛这个品牌做得更丰富、更亮丽！也十分希望日后各位能够积极参与类似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中评智库有一支这么优秀的青年队伍。最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畅所欲言，本次青年论坛结束。
　　评论员简介　

　　郭至君：中评智库研究员、国际新闻部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曾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林艳：中评智库研究员、中评社北京记者站站长。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曾赴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交换学习一年。

　　束沐：中评智库研究员、学术交流部主任。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大陆与两岸关系研究领域），现任中评社舆情分析部主编。

　　金裕超：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执行主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法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文学硕士。

　　陈倩羚：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舆情分析部分析师。香港中文大学企业传播硕士。

　　曹润来：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工程技术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付佳琪：中评智库副研究员、中评社工程技术部工程师。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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