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台湾社会对大陆“他者”的迷思

向来倚靠对外经贸以突破政治困境的台湾，如今经济上与政治上都与大陆无法分离。

　　中评社香港8月30日电/台东专校助理教授萧衡钟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台湾社会对于中国大陆“他者”的迷思》。作者认为：台湾的本土主义以跨国强势力量下的从属者与受害者自居，以深耕台湾在地来维护台湾的自主性，强烈扺抗诸如大中国本位主义或两者合流的跨国主义等压迫性力量，认为中国若不是利害上的直接对手，间接而言也会伤害台湾在地的弱势利益。解严与终止“动员戡乱”之前的大陆是敌人，投奔对岸就是“叛国”，现在对方招手欢迎台湾，要能够极力抵制大陆发展机遇的台湾人才称得上是“爱国”、爱本土，虽然台湾人不再以所谓的“共匪”来理解中国大陆，但大陆依然是个敌对的他者。文章内容如下：　

　　从农历春节前后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两岸之间关于滞留大陆的返台“包机/类包机”身分资格诸多争议中，除了两岸通婚后子女“国籍”选择的“小明”案例外，在政治政策层面、媒体舆论及网络声音上引发较多讨论的，还有对于包括台商在内、但不限于台商的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以及陆配(包括但不限于女性大陆配偶)等两类人士返台权益与就医权利的争论。

　　一、经济利益上的“他者”——台商

　　过去在冷战结构下划分开的两岸阵营，可以看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路线之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有论者认为冷战已经结束，新自由主义得以向前共产国家突围，或谓“和平演变”。早前两岸的现代性路线对峙关系，到了后冷战时期，已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整合一体化发展的先后位阶与竞合关系，影响到了东亚区域的势力版图。国际间慢慢形成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想像：古老的中华帝国会不会再度复辟为超级霸权？中国周边的国家担心，中国大陆的崛起有可能使得资本主义现代性，在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东亚文明位阶阵势再度逆转，致使其它周边国家再度被边缘化。

　　中国大陆经济条件的上升对于台湾而言更加复杂，政治问题随着大陆改革开放而与经济议题更加牵扯不清。在冷战时期，台湾的国际地位与自己的资本主义路线有关，由于台湾的国际地位长期遭受压迫，台湾人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突破政治困境，争取国际能见度。大陆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在1990年代末期到达一定高度，在21世纪成为众人眼中的新兴经济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地台湾的对外贸易逐渐高度倚赖大陆甚过美日，向来倚靠对外经贸以突破政治困境的台湾，如今经济上与政治上都与大陆无法分离。
　　全球化时代台湾社会对大陆的集体负面感受，此一集体情绪以怨恨为核心而掺杂了妒羡、愤怒、不满及报复冲动，源自于台湾身处现实情况之恶劣与理想之难以达成。政治上寻求理想国际地位的台湾，始终欠缺制度性的承认与支持，而大陆的一中原则与一中框架不仅是关键“阻挠者”，同时又取代了台湾之前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位置，居于弱势的台湾在挫折与屈辱当中不断地咀嚼这些负面情绪，台湾民众普遍自认经济实力坚强，理应享有与所有国家平等的地位，不应该被矮化，但原本被隔絶于民主阵营之外的中国大陆，却蜕变成经济与政治强权，台湾却面对边缘化的命运，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加深了台湾人的无能意识，觉得自己缺乏在现实中反击对手的能力，更加引起台湾社会的焦虑与怨恨。

　　冷战时期两岸的对峙是现代性路线之争，到了后冷战时代，为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保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与竞争优势，台湾仍然对大陆保有强烈的竞争欲望，竞争的欲望却是为了保持自身优势与现代性位阶。在台湾眼中，中国大陆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和台湾在同一个场域里竞争资源，而大陆在许多方面都追赶着甚至是超过台湾，就算不是直接竞争的对象，大陆的强大势必造成台湾竞争优势的丧失。

　　台湾企业“登陆”是基于潜在市场发展的利基考量，在很多台湾业者心中，台湾比起其他前冷战资本主义阵营都要有发展优势。台湾的企业营运者与创业人士同时将大陆视作竞争对手，但又进军大陆市场是毫无矛盾的，在意识形态层次与经济层面，大陆是台商眼中最不该错失的市场，但台商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对手除了其他海外力量之外，作为三资企业，台商的竞争对手，还有拥有发展本国市场正当性的大陆本地民营经济企业与个体工商户。

　　对台湾经济而言，台商前进大陆是个双面刃，一方面进攻另一方面就是防守，但是台商冲破冷战界线的过程中，新的冲突却随着跨两岸移动条件的阶级差异而出现。冷战时期的围堵使得跨两岸流动的欲望被压抑住，但是后冷战时期，两岸来回的流动菁英得以跨越两岸布局，缺乏移动能力而留在台湾的人赫然发现实际上自己可能失去更多。大陆既然是个更大的市场，那么也意味着包括台商在内的热钱将大量集中于大陆，长此以往难免使台湾经济回到经济奇迹起飞以前的边缘位置。

　　面对大陆经济崛起，台湾的民粹主义与本地主义有了一致的目标。通过所谓的“爱台湾”论述以维护台湾利益为核心理念，近年蔚为政经场域流行用语。在对台商的操作上，本土主义的台商前进大陆等海外市场的前提是“台湾优先”、不能损害台湾整体经济或提高台湾政治风险。台商的角色时而成为台湾之光的代言人，时而成为损害本土利益的跨域势力，最为主张勠力实践两岸和平沟通的声音，竟是这些台湾的跨域资产阶级。

　　经济全球化下以跨域竞争之名，台湾人前进大陆，原先在戒严时期必定被宣判为“叛国”的台商，如今可以自由地出返两岸，而且数量惊人。但台湾本地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人，或者说不知道该用哪一种态度面对他们，他们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亲密的他者”，既是前进大陆的台湾代表，也是反向把大陆力量伸进台湾的代表。台湾的在地政权拿捏不定自己与台商与在大陆的台湾人的关系，因为他们既是流动的台湾人，也是在大中华区内部的再移动者。
　　台湾的本土主义则以跨国强势力量下的从属者与受害者自居，以深耕台湾在地来维护台湾的自主性，强烈扺抗诸如大中国本位主义或两者合流的跨国主义等压迫性力量，认为中国若不是利害上的直接对手，间接而言也会伤害台湾在地的弱势利益。解严与终止“动员戡乱”之前的大陆是敌人，投奔对岸就是“叛国”，现在对方招手欢迎台湾，要能够极力抵制大陆发展机遇的台湾人才称得上是爱国、爱本土，虽然台湾人不再以所谓的“共匪”来理解中国大陆，但大陆依然是个敌对的他者。

　　二、婚姻上的“他者”——大陆配偶

　　跨境婚姻有时并非只是单纯的婚姻考量，而是伴随其他的因素如改善自身的生活或经济情况、可脱离贫困、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等。虽然此种跨境婚姻经由理性的计算结果，婚姻是双方面的事情而非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但基于理性的考量往往造成理想和现实两者之间的落差。当理想和现实之间发生落差时，自然产生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镶嵌在台湾的社会结构当中。

　　在台湾社会的传统认知下，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拉力，吸引着大陆与东南亚地区的女性来到台湾，这样的婚姻由于男女双方在社会结构上皆处于弱势，因此并没有因为婚姻的关系使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甚至成为新的弱势族群并且产生许多问题，如：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

　　由于两岸婚姻数量的增加，大陆配偶来台已形成庞大的外来移入人口，在众多的“新移民”中，对台湾社会已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并衍生不少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居留定居、假结婚（以真卖淫最显着）、婚姻品质、家庭暴力、逾期停留、非法打工、台湾配偶死亡后续问题、连锁移民、偷渡等问题。

　　所以，有论者认为，跨境婚姻的过程可以视大陆配偶为一种资本主义商业化的产物。大多数的台湾男子和大陆女性配偶结合等同于一种商业的交换，此交换的形式是不具有感情的基础的，形成一种“异质性婚姻”，女性倾向嫁给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反映的是性别阶层化的现象，认为男性角色的价值高于女性，同时掌握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如:财产继承、教育成就、职业、收入等)，女性必须利用“自然资源”(如年轻、美貌等)透过“上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男性则必须透过“下娶”来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
　　跨境婚姻配对乃是“异质性婚姻”的结合，即男高女低的婚姻配对型态，大陆女性配偶透过跨境婚姻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经济情况，所以跨境婚姻中通常具有高度商业利益。这种跨境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结合在台湾的社会结构中相较于台湾本地婚姻而言仍然是相对的弱势。伴随弱势而来的自然是各种不同的问题产生，以及社会大众对于她们标签化后的污名化。

　　吊诡的是，同样是跨境婚姻，若台湾男性和欧美国家女性进行跨境婚姻 ，台湾社会对这跨境婚姻却有不同的评价，欧美西方与大陆南洋、白肤色与黑肤色、先进与落后、浪漫爱情与商品婚姻，这样的假设充满在生活里的真实感受。因不平等所产生的二元对立的区分方式，所凸显的是在世界体系当中，核心国家的女性代表着进步、有文化素养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

　　相反的，若位于边陲地区的女性则以半边陲经济体的台湾男性作为婚配的对象，所带来的评语可能是落后、贫穷、教育程度低落等等。如此，形成了既定刻板印象，台湾社会对跨境婚姻的印象当以欧美地区白人女性作为婚配的对象时，被社会大众认为是向上流动的婚姻，而当以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女性作为婚配的对象时，这样的婚姻被认为是向下的流动方式。

　　《东方主义》的作者萨依德（Edward W. Said）描述西方人，如何根据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当中的知识观来描述他们心中所认为的那个所谓的“东方”。萨依德认为人类社会区分这些人和那些人，其背后的重要意义往往也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其动机目地也不令人佩服。这些分类标准其背后的动机不外乎是所谓的经济、文化和知识等因素所形成的，大陆与外籍配偶的跨境婚姻也是其中的一例，台湾似乎正在复制西方对于东方的优势殖民经验来加诸到境外女性身上。

　　大陆与东南亚外籍女性配偶的家庭背景，相较于台湾社会的经济情况往往显得较差，加上她们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会经济地位也不高。但大陆与外籍女性配偶在台湾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位置，却并非是造成社会大众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社会大众透过何种管道来认识外籍女性配偶，才是造成对于大陆与外籍女性配偶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

　　台湾对于大陆与外籍配偶所认识和接触的窗口往往来自新闻媒体，普遍接触到的大多是经由新闻媒体复制出来的讯息所获得的认知，如同在《东方主义》所提到的西方人如何藉由自身的文化和生活经验，以对于他们所认知的那个东方来进行想像。经由新闻媒体的传播，生活在台湾的人藉由媒体所提供的讯息来对于大陆与外籍配偶进行认知和想像，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塑造出他们所认为的大陆与外籍女性配偶图象。

　　偏见(prejudict)因为人们的背景而予以差别待遇，甚至拒絶特定背景的人享用资源—住宅、就业教育、收入、权力和声望。歧视时常是肇因于偏见，偏见也往往合理化了歧视的形成。群体会成为偏见的目标，一定具有某种显眼的外在特性，一个偏见如果具有特殊的背景，比如出生地、肤色或面部轮廓，就很容易成为被歧视的对象。
　　由于大陆与外籍女性配偶的弱势往往表现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的低落等社会现象上，当出现特定的新闻报道或议题时，如卖淫、社会问题或非法打工等，经由媒体报道容易使人们将她们和犯罪与贫穷两者之间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联想到负面的印象和偏见，日积月累之下，大陆与外籍女性配偶自然无法摆脱污名化，由此形成了商品化婚姻视角下对两岸通婚的社会成见。而在两岸关系情势变化的背景影响下，陆配普遍较为弱势，在本土意识与国族主义的操作下，也引发了对于陆配是否侵占台湾社会经济资源的指责与“国家安全”质疑，区分出了“我族”与“他者”。

　　三、结论

　　近年来两岸之间所出现的新难题，敌对意识愈来愈强烈，台湾社会在心理上“反中国化”已有相当情绪基础，在台湾内部，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对立气氛已经形成一定的氛围，认为只有自认是台湾人、具有台湾的“国籍”，才能做自己的主人。

　　虽然台湾主体意识并不等于台独，但台湾社会中的此种“他者”迷思已经形成，过去两岸关系的“政冷经热、官冷民热”情况，在此次疫情影响两岸民间正常往来之下，恐怕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会继续温水煮青蛙下去，后续是越煮越凉，抑或能有所升温、需要多少时间方能回温，仍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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