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19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变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牛军（中评社图片）

“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讲座之“退出冷战：19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变革”（中评社图片）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10月1日电（实习记者　齐媛）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讲座于9月29日晚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牛军以“退出冷战：19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变革”为题进行主题讲座。牛军主要回顾了中国在80年代对外政策的变革，并进一步梳理了中美关系及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历程，表示中国在80年代所形成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已经在超越冷战思维的一些基本框架，中国外交在80年代末期形成了超然于冷战的态势，同苏联和美国都保持了正常的关系，开启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的新起点。

　　牛军指出，1979年1月1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至1989年5月16日中苏关系正常化，80年代的十年间完成了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变革。所谓中国退出冷战，是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中国终于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都实现了正常化，同时保持了正常关系，这背后包含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变革。而这一变革根本上是对冷战及中国在冷战中地位认识的转变。这一转折点则是在1985年。其中标志性的三个重要认识和决定是：首先，1985年中国终于根本性改变了以往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基本判断，突出表现为结束了长期认为的战争与革命时代并形成了可以长期维持世界和平的认识；其次，中国的对外政策不再置于中美苏战略三角架构关系中处理；最后，中国付诸行动，于1985年6月裁军100万。这一系列战略转折的深刻根源在于国内政治的变化。其一是70年代末所完成的国家战略转变，即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是发展战略的改变，即改革开放；其三，对外政策为国际战略服务，而对外政策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得到相应解决和有效执行的话，国内政策亦无法维系，因此对外政策中的根本问题必须要进行相应变革。这也就塑造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两次协调时期，即1950年的中苏同盟以及80年代改革开放所相应同美国形成的心照不宣的同盟。因此，80年代末期，中国外交形成了超然于冷战的态势，同苏联和美国都保持了正常的关系。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如果冷战没有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有意愿在美苏对抗中扮演如同过去那样的积极角色。

　　牛军首先讨论了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他指出，80年代的中国对外政策是从否定文革十年极左外交开始的。就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要巩固和发展必须要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一样，这个时期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必须要清除极左外交的影响，有必要梳理和澄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决策层对世界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些基本观念。首先就是时代问题，我们到底处于什么时代。80年代前，中国一直认为世界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牛军认为，这种观念的形成受到五个要素的影响，包括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冷战背景下美苏意识形态的斗争、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潮流在全球范围的扩展、科学技术的跨越式进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世界政治在这几个大趋势下相互作用，并通过重大事变实现难以逆转的飞跃性变化。在时代问题上，当时的中国出现了片面强调某些因素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其长期否定世界有维护长时间基本和平稳定的可能性，特别是否定了60年代开始出现的“缓和”的意义及其重大影响。其次，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基本估计过高，对中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估计过高，是当时中国外交思想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中国革命中心论”，认为世界存在爆发革命的前景和形势，而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的革命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命运。在照搬苏联发展模式的同时，又要追求比苏联更为激进的对外政策。再次，否认国家利益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将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最后，塑造了中国在世界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基本形象。当时的对外政策“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到处斗争，导致的结果是四面树敌。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60年代外交变革的前期状态。在确定了改革开放战略后，对外政策必须做相应变革，并对以往观念做相应检讨。

　　牛军表示，1978年末，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作为转折点，中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出现了必须要进行根本性变革的趋势。首先是摆脱了在时代问题上传统理论的束缚，确定了爆发世界战争和大规模外国入侵的可能性是很低的。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得出了争取实现较长时间和平是可能的基本结论，这一判断构成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两步走”的基本依据。中国彻底否定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个主题。其次是对中国在当时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作出了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把中国的发展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第三是确立了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原则，强调国家利益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首要地位。中国从“四面出击”转变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不树敌，走上“无敌国”轨道，80年代不再参与冷战对抗，是中国后来能够相对稳妥地应对冷战结束后急剧变动的国际环境的关键性原因。

　　而后牛军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出发，集中讨论了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并指出，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已经在超越冷战思维的一些基本框架。

　　最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对“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系列讲座做了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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