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目前香港行政无法主导的三个原因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治体制研讨会（直播截图）

前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特区政府首届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香港10月17日电（记者　沈而忱）前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特区政府首届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日前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治体制研讨会”上发言时，谈了香港回归前后的行政、立法关系。她指出，立法机关议员权力来源的变化、行政机关的影响力缩减，以及外来势力的影响、教育上的缺失、特区政府施政令中产阶级跟青年离心是最主要的三个因素。

　　范徐丽泰提到，香港的行政立法关系在回归前后有了很大改变。回归之前，港府官员和立法局议员关系和谐，1974年到1985年，双方合作共建；1985年到1997年，双方有商有量的，算是以礼相待，议员对于港督从无恶言相向。除了最后一届（1995－1997）的立法局，港府牢牢握住了行政主导的权力。

　　回归之后，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对于特区政府官员的公开批评、谩骂、人身攻击、侮辱都是家常便饭。2006年起，更是变本加厉，文斗变为武斗，通过“拉布”、冲击等种种拖延手段，令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无法进行投票。基本法当年按照1990年港英政府与立法局的关系，所设计的行政主导现在已无法落实，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立法机关议员的权力来源起了变化。1981年，中英联合声明还未签署，所有立法局的议员都是委任的，港督是主席，所以有批评政府的言论是在闭门会议上商讨，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也是以及积极有建设性的态度提出。这个时候是行政独大。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85年立法局开始进行间接选举，24个非官守议席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各选12名，在其余22个非官守议席由港督委任，还有11名官守议员。1991年，立法局的组成再变，官守议员20位，功能组别选出21位，地区直选18位，当年采用“双议席双票制”使得民主派拿下17席，彼时民主派人士是英国盟友，政治上还是跟着港英政府走，但是在民间利益上与港英政府有不同意见，所以在回归前期，通过了几条政府难以接受的劳工权益法律。在这个时期，政府的主导权开始被削弱。

　　1998年，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其中10位由与特区政府立场相近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功能界别中也有多数支持特区政府，地方直选方面，泛民主派获得15个席位。总体来看，共计60席的立法会建制派占了40席，行政主导权还是可以保持。2000年第二届立法会产生，选举委员会选举议席减少至6人，功能组别产生30人，地方直选24人，结果建制派占总议席的38席，泛民22席。

　　2003年香港发生反23条立法大游行，令特区政府威信受损，导致2004年建制派选举失利，因此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只有35名建制派当选。值得一提的是，04年开始，选举委员会的席位全部转给了地区直选。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情况和上届相若。可是，在这两届立法会中，特区政府行政主导的能力已经削弱很多。
　　2012年实行了新的立法会选举方法，议员席位增加至70，其中建制派获取42席。范徐丽泰指出，港英时期的议员以委任为主，回归后则逐渐演变为全部由选举产生，如果政府的施政不够得民心时，批评政府的候选人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建制派在地区直选方面获取的票数，一直稳定在40%－45%，无法增加，可是年轻的选民越来越多，且大多倾向反对派。

　　范徐丽泰表示，从立法机关议员的权力来源可以看出，行政主导从2004年起已经很难全面在立法会落实了。

　　第二，行政机关的影响力缩减。原先行政局成员同时也是立法局议员，通常就政府的政策和法律透过媒体向公众解释，由于政策适合社会需要，所以他们获得了市民的信任；另一方面，身兼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也需要向立法局的同僚讲解政府的考虑，以及拉票支持政府，因为同僚关系，他们拉票的效果比官员好，因此政府的政策法律可以高票通过。1992年行政局和立法局脱钩，行政局成为了港督的智囊，只需要就政策在会议上提意见，不需要向公众解释，亦不需要在立法局为政府拉票。回归后萧规曹随，行政会议至今仍是、也只是特首的顾问，协助政府的功能全部取消。

　　另一方面，回归前香港的终审权在枢密院，香港的法院不涉及政治。回归之后，按照基本法，香港的终审权在香港，香港终审法院在审案时可就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基本法。反对派政客利用法律频频提出司法覆核，阻碍施政，法院渐渐被视为政府跟反对派间争议做一锤定音的裁决者，所以司法机构的影响力在市民心中提升，而行政机关的影响力则相形见绌。

　　第三，外来势力的影响，教育上的缺失，以及特区政府施政令中产阶级跟年轻人离心。回归23年来，每一次地区直选建制派的得票一直无法过半。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反对派大胜，有赖大数据及网络信息催票成功。外来势力多年来在香港投入大量资源，培植反中抗共的势力，千方百计削弱特区政府的民望。如果说2014年的占中运动，是集合了反政府的力量，那么2016年初的旺角暴乱可以视之为小事牛刀，而2019年下半年发生的“黑暴”运动，就是香港的颜色革命。
　　至今为止，美国政府在金钱和技术上的资助、台独势力的参与、英国政府的支持都已逐渐浮出水面。配合这些外来势力的传媒，尤其是网媒，对中央和特区政府是大有成见，只有批评；为了反中，他们报道偏颇，甚至造假煽动，令市民对内地跟特区政府产生更多猜疑。对于建制派的人士他们想尽办法抹黑，试图降低建制人士的当选机会；对于“揽炒”派则是尽量美化，总之就是隐恶扬善。

　　范徐丽泰提到，最令人叹息的是，部分青年学子，无论小学、中学、大学都被一些反中抗共的教师洗脑，无知地崇洋，以自由民主之名行破坏伤人之实。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青年成为选民，很多对政府以及建制派缺乏好感，令部分建制派候选人也倾向于用一点激进的言论来批评政府。特区政府一向以为只要经济繁荣就万事大吉，却不知贫富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回想15年前香港经济逐步上扬，但红利都落入了大户的手里边，中产的收入赶不上通胀，房屋价格直线上升，买了房的中产人士成了“房奴”，没有买房的只能忍受贵租金。中产阶级本来是政府最可靠最坚定的支持者，但现在已经有不少中产的专业人士对政府反感。

　　“从行政主导到行政无法主导，其实是各方面的结果。但最重要的是，立法会议员权力来源的转变是无法避免的现实，因为候选人士不能不考虑选民的看法。”范徐丽泰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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