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霞琴：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华外交走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学系副主任包霞琴（中评社 徐梦溪摄）

　　中评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郭至君　徐梦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外交学系副主任包霞琴日前参加中评智库与青岛东北亚战略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并进行了发言，她主要就后安倍时代的对华外交走向进行了观点的发表。

　　包霞琴指出，日本突然提前进入后安倍时代，这次能够顺利的组阁，原因在于自民党内部各大派系迅速达成共识，支持比较稳健的菅义伟来取代安倍建立政权。我们可以看到，菅义伟内阁成员呈现出多面性，年龄结构比较合理，既有河野、小泉等60后、80后新生代政治家担任大臣，又有麻生太郎、平泽胜荣等70多岁的老牌政治家入阁，体现了菅义伟内阁具有年轻人和老年人政治家结合的特点。

　　从菅义伟上台后的发言和各界的评论来看，菅义伟内阁将全面继承安倍路线，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所以在评价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对华政策时，还是要回顾一下安倍外交的倾向性。在安倍时期，经过2018年中日首脑互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来之不易。菅义伟作为内阁官房长官，亲历这个过程，能够认识到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艰难。他组阁后认为需要继续稳定中日关系，是非常合理的。

　　包霞琴说，但是在如何稳定中日关系，稳定中日关系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们还是需要探讨。因为新冠疫情之后，国际社关系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局面。在中美竞争更加激烈、国际格局更加动荡的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新挑战。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制定对华政策必须首先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判断和选择。

　　包霞琴指出，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因素。日本对华政策历来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无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实际上都是由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带来的。所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受到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在安保政策问题上，日本国内最近出现了关于是否应该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的讨论，这和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有关联。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脱钩和科技战也影响到了日本的对华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中日科技合作有一些退缩，回顾2019年4月，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了创新合作会议，达成了关于高科技合作的共识。但在美国对华实施科技战的背景下，日本要推动和中国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就面临很大的压力和困难。

　　还有一个负面影响因素，是如何认识近年来在香港和台湾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特朗普政府现在明显对中国搞所谓的政治认同，强调西方的民主认同，强调民主国家的联合，把中国视为与民主国家不同的国家，这深刻地影响到日本的舆论，促使日本从所谓的“自由”、“民主”角度来认识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与中国从国家领土主权与治理的角度来认知完全不同。日本在这些方面深受美国西方的舆论影响，这是影响到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值得我们关注和引起警惕。

　　但中日两国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从这次菅义伟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可以看到，稳定中日关系还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如何继续在稳定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寻找合作空间，这是通话中体现的积极一面。

　　包霞琴认为，中日两国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和发展空间。第一，通话强调了继续保持高层的紧密沟通与合作，而“高层引领”是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重要特点。菅义伟多次强调要继续保持高层的紧密沟通具有积极意义。第二，菅义伟提到，中日关系不仅是一对双边关系，更是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有非常大影响力的关系，所以要承担起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这个表态也是非常积极的。第三，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虽然疫情之后，中日之间在供应链、价值链等方面出现困难，但随着中国疫情的好转，从5月份开始，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又恢复了，而且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研，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准备继续留在中国、甚至要扩大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占大多数。日本企业仍然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他们重视地产地销，很多企业认为，如果回到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商品还要卖回到中国，实际成本将上升，所以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是最节约成本的。我认为，疫情之后，科技战、脱钩战、贸易战等确实给中日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疫情能够得到控制，那么日本在华的投资或企业经营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评判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时，对于负面和正面的清单都应该梳理，要有客观的评判。

　　我们都讲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那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什么发展空间？其实近十多年来，中日两国国内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同60年代出生的人完全不同。这些年轻人追求美好的、高质量的生活品质，日本的许多商品符合这些年轻人的要求，所以说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可持续性。还有老龄化的问题，日本是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中国在这一方面也面临很多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日本和中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还包括现代物流、智慧农业。所以如果细细梳理，中日合作的空间在新时代有非常大、强的内生性动力。所以我认为，在分析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政策时，既要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同时也要更多地去发现积极的层面和合作的空间，这对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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