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中美能回复合互赖关系吗
中评社香港10月25日电/台东专科学校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及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萧衡钟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中美能重回“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吗》。作者认为：中美“复合相互依赖”的格局，也许会因特朗普的政策一时受挫，但是就长期而言，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状态下，美国恐怕也无力阻挡相互依赖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还是会顺着原有的规则与轨迹进行，不可能被个人的力量所中断。文章内容如下：
一、中美两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体现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伊（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国家之间交往管道的多样化，各社会之间的多管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跨国组织等；其次是缺乏主导性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讨论议题包括许多没有明确的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第三为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使用武力。
在国际交往范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溢，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从1979年1月1日开始，美国宣布与台湾断绝正式邦交关系，中美两国也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之初，由于冷战的国际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因素，中美之间对话合作机制仅有6个，且主要集中于高层政治与经贸合作领域。
1990年代前后，世界风云突变，随着苏联解体、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改革开放、以及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中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也进入一个起伏和动荡的时期。进入21世纪，911事件的爆发使反恐议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在反恐议题上，中美迅速达成一致阵线，藉助反恐合作这个契机，中美关系迅速回升，多种对话机制也全面展开。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两国之间的跨国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迅速在彼此领域活跃起来。到了2011年1月，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确认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算是与奥巴马将中国视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相互呼应。至2017年4月，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海湖庄园会晤后，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等合作，依次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二、中美两国复合相互依赖的合作需求
中美外交关系起起伏伏数十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政府、从官员到民众，中美双方业已建立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多个领域广泛、深层且多样的对话合作机制。总的来说，中美贸易关系存在几个特色，首先是中美贸易体量大、领域广、交织深，从相关数据资料中可得出总貌；其次，中美双方在双边贸易中均是受益者，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大批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建厂，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全球市场，中国的顺差大多是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行销等环节却获利巨丰。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
同时，中美贸易的互补性高于竞争性。中美经贸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在经贸合作中都有着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对中美两国贸易资料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中，美国多依赖中国，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中国的优势是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超过25%，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美国全球领先的科技实力的优势，使其产品设计、研发能力独步全球，牢牢占据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制高点。
可以说，美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则位于中低端，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利益分配是不矛盾的，在中美两国贸易相互补充、深度交织的情况下，中美贸易战更像是一场“零和游戏”，全面爆发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在政策议题方面，中美两国需要通力合作，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谋求合作共赢。随着中美之间交往的多元化、深层化，中美之间各层次的利益也逐渐多样复杂，在包含能源安全、粮食问题、恐怖主义、生态环境、太空开发、金融汇率、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全球公共问题进入两国外交议程之中，决策者们对这些更加多元、更为广泛的问题的关注丝毫不弱于传统外交议程中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问题。
尽管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与决策体制有所差别，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很多全球公共议题上逐渐显得力不从心，美国也需要像中国这样崛起的区域大国的支援与合作方能成事。而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也树立了自身的义利观，以“做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美两国进而也在全球治理的很多领域达成了诸多共识，进行了良好的合作，最显着的例子有下数两例：
其一是2014年西非地区突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不断告急，不仅严重威胁疫区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很快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场共同挑战。中国积极回应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非洲团结联盟的疾呼，同时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实现良性互动，相互支持和配合，携手援助非洲国家抗击伊波拉病毒。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便高度评价中国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表示中美两国的合作向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
其二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金会”的历史性会晤在新加坡顺利举行，中国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会见特朗普之前，金正恩两次到访中国，而他前往新加坡所乘坐的飞机正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波音747。
三、中美两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挑战难关
(一)经济贸易领域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各国都曾以强制手段如停工、停课、禁航等来防疫。中国占世界供应链的20%，生产中断让全球供应链断链，在贸易战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全年经济成长率面临保4的挑战，其中须特别留意金融风险攀升。
疫情过后也让反全球化趋势更为明显，国际格局由单极朝向多极化发展，地缘政治冲突加深，中美两国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冲突中，从贸易战转变为全面对抗，包含关税贸易战、货币金融战、5G科技战在内，特朗普更表态要区分中国政权与中国人民，在美中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过程中摩擦恐再起，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特朗普势必将加大反中力度。
美中关税战虽可能暂歇，但两国长期对抗已成定局，国际肺炎疫情爆发凸显供应链必须分散的重要性，中国作为出口制造业基地的中长期优势面临挑战，海外投资地点的分散代表逐渐降低对中国的倚赖，台湾接单、大陆出口的模式正面临改变，越南是否崛起成为新亚洲工厂有待观察，越南仍需改善劳工与供应链等问题。
疫情过后的经济新局让全球与亚洲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多国开始实施医疗物资、重要原物料与食品的出口限制措施，此外，包含RCEP、CPTPP扩大、欧盟推动与东协国家洽签FTA等，让区域经济整合将加速进行，中国扩大东协合作规模、同时美欧也加大拉拢东协国家，还有东协扩大与区域外跨国合作的速度及规模形成“东协加六”态势，形成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新平衡。
(二)军事安全领域
中美建交之前甚至中美建交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国之间都是一种冷战关系，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维主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两国彼此都警惕着对方，军事实力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但随着两国交流日益密切，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军事力量的作用在中美这对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作用有所下降。尽管中美关系走出了“安全困境”，两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但近几月以来，双方在南海的军事对峙层出不穷，让彼此间发生偶发小摩擦的可能性升高。
首先，中美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且都是有核国家，可以说，中美两国的和战走向深深影响着世界政治的走向，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在核武器威慑的恐惧下，中美双方深知战争的严重后果。
其次，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双方形成了深度的利益交融格局，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机制下，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成本太过高昂，如果中美两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都将严重损害各自的利益。
最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尤其是在战争资讯化的今天，同时，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追求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发动战争也势必付出高昂的民主成本，当今国家的首要目标该是追求社会经济福利、为民众谋求美好生活，而不是假民主之名或美国优先之口号去变相进行国家利益扩张或资源掠夺，动用武力并不是实现这些国家目标的最佳方式。
(三)根本利益矛盾
当然，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矛盾，在一些外交议程上，中美双方也会持续存在竞争甚至冲突的情况。特别在台湾议题上，虽然美国坚守一个中国立场，但也在不断试探中国的底线，非但多次提出对台军售案、也通过国会频频鼓励美国官员及美军与台湾交往，今年8月更是让卫生部长赴台访问，引起中国的极大反弹。
同时，由于近年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与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这个“守成霸权者”对中国此一“崛起挑战者”的恐惧或威胁感也在与日俱增，亚太地区重新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其不断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部署萨德系统、强化军备建设并在南海制造诸多争端，都剑指中国，意在遏制中国的崛起，是以在特朗普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便毫不留情地将中国视为是挑战美国国家利益、经济和价值的“竞争性战略对手”。
由此，竞争与合作在中美两国外交议程的多个领域中深深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地，随着中美两国依赖程度的加深，中美双方在研究议题、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得失，方能寻求合作共赢。
四、复合相互依赖下中美关系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实施影响的能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由于权力总是指一定行为体对于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因此它反映的是一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在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理解中美关系，就需要理解中美两国权力在双方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一)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反应
敏感性（sensitivity）是指“某一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衡量敏感性并非祇有跨国界交往规模一个尺度，交往变化所付出的代价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也是衡量尺度之一。敏感性相互依赖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敏感性假定，政策框架保持不变，而一系列政策保持不变也许反映了在短期内形成新政策的困难，或许反映出对某些国内或国际规则的承诺”。
特朗普上台后，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持续抬头，美国对中国率先发难，引发了贸易摩擦。
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美国主动挑起贸易战破坏了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规则，也很快危及到了世界贸易环境的稳定，特朗普政府也四面出击，全面打响贸易战，令国际社会大失所望，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都对美国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在国内政治层面上，特朗普执政团队从启动程序、签署法令、征求调查再到公布清单等一系列进程需要一段视窗期，而且受国会、利益集团、社会舆论的影响，贸易战政策的从制定到实施都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说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都有可能为贸易战打上问号。
从决策者个人层面上看，特朗普政治风格难以准确把握，在中美摩擦升级后，中国迅速组建团队与美国进行磋商，但特朗普政府之后背离磋商共识，并一意孤行对中国实施惩罚性关税，直接导致了贸易摩擦升级为中美贸易战。
反观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第一攻击对象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中国参与贸易战，是为维护国家和人民持续发展权利与利益、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选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在美国发动贸易战后迅速做出了反应，表明会寻求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积极与美国政府沟通协调，希望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中美贸易摩擦。
敏感性相互依赖产生于政策框架内的互动。中美贸易战是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体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内进行的，而美国的一系列征税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相对准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则遵循世界贸易规则，践行着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短期能形成新的政策应对贸易战。因此，在中美贸易战的对抗中，中国的敏感性要小于美国。
(二)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反应
脆弱性（vulnerability）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祇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位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是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贸易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贸易战面前，没有赢家，对中美双方而言，祇是伤害多大、程度多深的问题。
从宏观的经济资料看，美国高盛集团曾预判，如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美国的GDP损失大约为0.4%，中国则在0.25%左右；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基于出口资料撰写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附加值几乎相当于GDP的3%。这说明，如果与特朗普政府爆发贸易冲突，中国受到的损失将更大。
从具体行业上分析，根据中美双方的加税清单来看，美国主要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制裁，而中国则针对美国的农业。显然，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会使美国农民陷入焦虑。而在贸易战影响下技术出口受到限制，中国的高科技行业会进入一段寒冬期，中兴的困局正是美国在高新技术全球领先和中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体现。
从消费者个人角度上看，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是两国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曾表示，美国超过41%的服装、72%的鞋类和84%的旅游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对这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相当于对美国人加收一种隐性税收。
不同于美国高举贸易保护大旗，向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加征关税，中国则是以遵循及维护多边自由贸易规则为原则，积极与各国开展友好经济往来。结合中美两国为解决贸易战所需承受代价而进行的举措来看，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经济的脆弱性要小于中国，其承受能力更强，但中国为缓解贸易战所需承受的代价的行动，似乎比美国更加迅速有效。
五、美国对中美贸易关系走向的考虑依据
在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战有持续发酵扩溢并全面升级的趋势。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中美双方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相互依赖格局，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互补性要远高于竞争性。贸易战势必给两国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中美双方也会在复合相互依赖机制下，针对贸易战所带来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作出一系列反应，以求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
基欧汉和约瑟夫便指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多管道的联系使得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增强；同时管道的社会联系模糊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界线,国家利益的界定因问题领域的不同、时间的不同和政府单位的不同而不同；国际政治的议程更加多样化，塑造和控制议程的政治过程变得更加微妙和重要。”是以就美国而言，进一步整合并平衡其国内各方势力与利益便成为首要考量。
特朗普竞选与上台后就反复强调其美国优先的原则，主张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是其成功上台的一大因素，但其无视世界贸易规则，高举贸易保护大旗显然低估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各国早已彼此相依，无论是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上，美国的贸易战都是不得人心的。
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平息时，美国向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可谓四面树敌，而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称美国的行为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随后采取了反制措施。从美国国内的舆论来看，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的分析称，“即使那些认同特朗普的原始重商主义贸易观的人也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依然缺乏良好的规划”。
虽然特朗普一再声称要加大对中国的关税制裁，但其国内政治的现实状况已经表明，特朗普承受不了贸易战持久扩大升级的后果，其对特朗普的政治消极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增加，尤其是选举的日益接近。因此，特朗普要做的就是尽快整合国内多股力量，平衡各方利益，以尽快求得中国更大的妥协与让步。
在社会舆论上，特朗普政府塑造不利于中国的民意共识，指称中国在政治上是威权主义、经济上是国际资本主义、对外关系上是新殖民主义，加之中美两国在国际格局中微妙的关系，中国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全面挑战的观念，已经在美国朝野上下达成共识。是以在拟定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清单时，特朗普政府十分谨慎，侧重企业消费商品，试图尽量延长贸易战成本转接到民众消费商品的时间，以稳定并巩固民意。
由此可见，中美“复合相互依赖”的格局，也许会因特朗普的政策一时受挫，但是就长期而言，在全球化持续发展的状态下，美国恐怕也无力阻挡相互依赖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还是会顺着原有的规则与轨迹进行，不可能被个人的力量所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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