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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一带一路与葡语国家 应一国一策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前秘书长、中国葡语国家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成安

  中评社香港11月26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访问文章《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之一:中方视野》,访谈对象是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前秘书长、中国葡语国家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成安。薛力是今年8月在北京广渠门外1+咖啡馆访问王成安的,访问录音由外交学院2018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刘贺负责整理。文章内容如下:

  一、根据您的观察,葡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是什么?是基于经济原因,还是说出于战略原因,抑或认为背后有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战略?

  王成安:我先介绍一下葡语国家的总体情况。葡语国家分散在四大洲,葡萄牙位于欧洲,巴西属拉美国家,五个国家在非洲,分别是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亚洲有东帝汶。8个葡语国家, 2018年统计有2.8亿人口,总面积1070万平方公里。

  葡语国家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从理论上说,世界上有2.8亿人讲葡萄牙语。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其官方语言也是葡萄牙语,当然汉语也是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

  葡语国家同“一带一路”国家一样跨越四大洲。因此,我把葡语国家比喻成缩小版的“一带一路”国家。确切地说是,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者“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薛:讲葡萄牙语的人数不少,可以算是世界上的大语种。

  王成安:葡萄牙语是世界上少数几种分布广泛的语言,同时也是世界上第六大语言,仅次于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正式批准5月5日定为世界葡萄牙语日,葡萄牙语的使用者还会继续增加。据说,到本世纪末,将有超过5亿人口听说读写以及使用这门语言,大有葡语国际化趋势。葡萄牙的葡萄牙语和巴西的葡萄牙语在发音和语法上存在有较大的差异。中国内地高校开设的葡萄牙语专业一般都会请葡萄牙或巴西外教。近年来,葡萄牙语在中国内地得到很大的推广,大约有50多所大学开设葡萄牙语专业,估计有5000多在校生学习葡萄牙语。上个世纪60年代,我本人在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学习葡萄牙语。自1977年前起在非洲葡语国家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和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工作近15年。2004年,我又被派到澳门担任中葡论坛秘书长,直至2008年卸任。2012年,首家葡语国家研究中心成立,我被聘为首席专家,一生与葡萄牙语结下不解之缘。
  薛:澳门是什么定位?

  王成安: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多双边合作中,特别是2003年在澳门特区成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商贸平台的作用。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均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在澳门举办五届部长级会议,不仅在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中,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澳门特区积极把中葡平台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机融合,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交流过程中提供语言、法律、投资顾问等服务。澳门一直努力发挥平台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框架下开展工作和提供服务,并致力建设“三个中心”,包括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

  2019年12月19日,习近平主席考察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习近平表示,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是澳门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重要举措。

  薛:澳门回归前与葡萄牙的其他殖民地有什么区别?

  王成安:澳门回归前并不是殖民地。殖民地是丧失主权的国家,而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72年,中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支持“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地’范畴”,联合国采纳了中国的立场。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掌握瞭解决港澳问题的主导权。

  薛: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成安:葡语国家多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相继独立,中国分别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之后,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也随之开展起来。

  合作初期,基本表现为中国对非洲葡语国家的援助。这一时期,中国与葡语国家也有少量的双边贸易。东帝汶2002年独立,中国是与之建交最早的国家,中国与东帝汶的合作也是从中国对东帝汶援助开始的。到了80年代,这一时期的合作表现为中国企业在葡语国家承揽承包工程。到了90年代,就是援助、贸易、承包工程,再加上投资,四个领域全面开展起来。
  到了2003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发起,以澳门为平台,葡语国家共同参与,在澳门特区创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建立了多边合作机制。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提出将澳门打造成三大商贸服务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平台”就是三大平台之一。同年,在中葡论坛准备阶段,我在商务部工作,参与商务部领导访问部分葡语国家,并进行调研。2003年上半年,我代表中方与葡语国家政府代表(多为葡语国家驻华大使)商谈首届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经过几个月友好协商,最终达成一致。中葡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成功在澳门举办,会议一致通过了第一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2003-2005)》。我作为商务部工作人员赴澳门参加了中葡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2004年,商务部派我到澳门担任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秘书长,直至2008年卸任。如今,中葡论坛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回忆这一段往事,一切如发生在昨日,历历在目。

  从2003年开始,中国与葡语国家不仅通过双边渠道,而且通过多边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在两个轮子的驱动下,多双边互补,获得持续加强和发展。

  中国-葡语国家进出口商品总值,2018年147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31%,是2003年的13倍。2018年中国对葡语国家直接投资78.8亿美元,是2003年的140多倍,中国是葡萄牙、莫桑比克等葡语国家最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目前中国企业在葡语国家超过400家。论坛建立以来,也在推动中葡双方人才培训交流上做出了努力。有7000多名葡语国家政府部门负责人、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内地和澳门特区参与人力资源合作活动。到了2018年,中葡论坛经历了1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评估组对中葡论坛进行第三方评估。中葡论坛三年一届部长级会议,每年一次常设秘书处例会,加上日常的活动,还有投资促进活动等,15年来十分活跃。

  关于中国与安哥拉的合作,双方自2004年采取的“一揽子”合作的方式取得成效,包括中方提供信贷、技术和设备,帮助安哥拉实施学校、医院、道路、供水、输变电等130多个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项目,有力支持了安哥拉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2019年,中国从安哥拉进口原油4931.67万吨,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9.5%,安哥拉在中国十五个原油来源国家中处于第四位。前三位是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拉克。

  关于中国与巴西的合作,2019年,中国与巴西贸易额1146.81亿美元(占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边贸易总额的76.64%),同比增长3.49%。中国自2009年连续11年是巴西第一大交易伙伴,巴西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均为中国。中国企业2019年在巴西的投资金额达到19亿美元,远高于2018年的2.838亿美元,而过去10年,中国在巴西投资83个项目,总投资额为550亿美元。

  关于中国与葡萄牙的合作,2018年12月4日至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企业对葡各类投资存量达82.57亿欧元,涵盖能源、金融、保险、医疗、航空、水产等多个领域,并为当地提供了4.2万就业机会。2019年中葡建交40周年,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贸易额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43%。2018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葡萄牙债务危机十分严重。中国国家电网、中国三峡集团、中国石化、中国复星集团等几家中国企业收购了(葡萄牙)电力、保险、能源和卫生等领域(几大公司的)部分资本,为葡萄牙企业注入了活力,增加了流动性,现在发展得很好。
  关于中国与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的合作,中葡论坛建立初期,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因为与台湾当局还保持所谓“外交关系”,没有能够参与到中葡论坛中来。2016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被吸收成为与会国,中葡论坛这个大家庭的八个葡语国家就完整了。澳门特区作为一方,也有称为八国九方。

  薛:八个葡语国家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态度是?

  王成安:葡语国家普遍欢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示积极参与,并与本国经济发展计划对接。

  在多边层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共享繁荣的发展方案,也为全球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这也成为葡语国家的共同愿望,为此,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部长们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并写入《经贸合作行动纲领(2016-2019年)》之中。“部长们注意到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推动中国与论坛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具有积极意义,同意继续就经贸政策,特别是在投资及产能合作等领域加强对话,以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

  在双边层面,中国与东帝汶、佛得角、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葡萄牙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关于东帝汶,早在14世纪,中国人就远渡重洋来到东帝汶,16世纪时已有中国人在此定居。到20世纪70年代,在东帝汶华侨华人总数达25000多人。2014年,中东关系正式提升为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5月,东帝汶规划与战略合作部长夏纳纳(曾任东帝汶首任总统与第四任总理)率团出席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东帝汶提出,地理位置处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具有连接亚洲、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的优势,同时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关于佛得角,2017年5月20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佛得角,佛总统丰塞卡、总理席尔瓦表示,佛得角愿支持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议,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将佛打造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好的朋友。佛当前国家发展重点是建设圣文森特海洋经济特区、建设安全城市和社会居住项目,希望中方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助力佛的经济社会发展。
  关于葡萄牙,在中国与葡萄牙建交4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12月5日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并与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和总理科斯塔分别举行会谈。中葡发布联合声明,葡萄牙欢迎并愿参与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双方将积极深化政治对话,促进欧亚连接,互联互通。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葡萄牙是古老的航海国家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欧洲起点,葡萄牙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参与热情。当前,葡萄牙正大力推动锡尼什港扩建工程,让它实现陆海联通,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物流枢纽。葡萄牙政府就该港的新码头项目进行招标,项目造价约6.5亿美元。

  关于莫桑比克、安哥拉、巴西和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外交与合作部副部长蒙德拉内指出,莫桑比克国内目前推进的2014至2019年“五年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契合之处。莫桑比克耕地面积广,资源丰富,急需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莫中目前正围绕十三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商讨和筹备,项目的最终落实将有利于莫桑比克完成本国五年计划的目标。安哥拉总统洛伦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因为它团结了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和文化,涵盖几乎所有七个大洲。安哥拉肯定也能从中受益,我们也希望能贡献我们的力量。巴西驻华大使认为,“一带一路”可与巴西既有项目对接。2018年5月,巴西副总统访华,提出巴西期待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几内亚比绍驻华大使桑布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提出的“2063愿景”有许多共通之处,这给双方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包括几内亚比绍在内的非洲希望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推动自身发展。

  薛:2019年10月我在巴西做“一带一路五年评估”访谈时,当地教授说,巴西的不少产业(如皮鞋业)被中国同行给冲没了。

  王成安:这是不可能的。一国的出口产品因价格等因素可能会冲击另一国的市场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巴贸易总体上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绝不会产生“冲没了”的情况。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在竞选总统期间,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中国在买下整个巴西”。时至今日,事实证明,中国对巴西的投资,仅仅是外国对巴西投资的一部分,并且帮助巴西缓解经济危机,并不可能买下全巴西。根据巴西经济部发布的外国投资简报,自2003年至2019年3月的16年时间里,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个巴西主要合作伙伴国在巴西共投资1167个项目,投资总额约1878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额最高,占五国投资总额的38%,累计713亿美元,是巴西最大投资来源国。

  2018年,中巴贸易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108.08亿美元,同比增长26.59%。2019年,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额达1,146.80亿美元,同比增长3.49%。其中,中国对巴西出口354.76亿美元,同比增长5.18;中国自巴西进口792.03亿美元,同比增长2.76%。巴西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437.27亿美元。中国不仅从巴西大量进口铁矿石、大豆,在2019年还从巴西大量进口了猪肉、牛肉。2019年中国对巴西出口主要是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占比高达30.4%;其次是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还有有机化学品和船舶及浮动结构体,以及车辆及其零附件,这意味中国出口到巴西的商品中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品占比超过了70%,也就是说,两国的贸易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
  薛:用两个重点案例谈一下中葡论坛的作用?

  王成安:一个案例是:巴西成功向中国出口支线飞机。2006年,在中葡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筹备期间,巴西向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表达了向中国出口支线飞机的强烈意愿。中国商务部美大司、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巴西常驻中葡论坛代表等共同努力,积极促成了海南航空对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支线飞机的采购。2006年8月30日下午,两家公司在巴西总统府签署采购协议书,巴西时任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中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了签署仪式。根据协定,海南航空将采购价值27亿美元的100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飞机,其中50架为98–106座级的EMBRAER 190型新一代喷气客机,单架飞机售价为3300万美元;50架为50座级中巴合资生产的ERJ145型喷气客机,单架飞机售价为2150万美元。该项目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支线客机购买项目,也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亚洲获得的最大一笔订单。

  另一个案例是:中国援助东帝汶杂交水稻技术合作项目获得成功。2007年,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出席在东帝汶举办的国际投资洽谈会期间,瞭解到东帝汶希望中葡论坛帮助加强与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和人才培养。根据中国和东帝汶在中葡论坛框架下达成的协议,中国援助东帝汶杂交水稻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于2008年1月启动,由隆平高科公司负责具体实施。截至2015年6月,双方一共实施了三期项目,在杂交水稻的高产栽培示范、制种育种试验、大面积示范推广、技术培训以及农业规划谘询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自2008年中国杂交水稻在东帝汶示范种植成功以来,已推广种植面积超过2000公顷,每公顷产量也由2010年的3.5吨提升至2015年的5–7吨。在项目实施的八年中,中国政府共向东帝汶派遣了数十人次的农业专家,为东帝汶农技人员和农民提供培训累计3000多人次。

  薛:东帝汶为什么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积极?

  王成安:一是从历史上看,东帝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东帝汶是个岛国,亚洲最南部的国家,位于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洲(亚洲和澳洲)的交汇之处。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到过“古里地闷”,并于1349年所着《岛夷志略》有专篇记述:地多檀香树,并记述泉州吴宅商人带领百余人放洋到“古里地闷”贸易。“古里地闷”即今帝汶。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到帝汶。历史上,帝汶岛东西并不分治。1859年,葡萄牙和荷兰签订条约将帝汶岛东部及欧库西归葡萄牙,西部并入荷属东印度(今属印尼)。

  二是从现实上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要倡议,已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公共产品,也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东帝汶带来重大机遇。东帝汶2002年5月20日正式独立,是世界上(仅次于南苏丹的)最年轻国家,也是最不发达国家。2017年5月,东帝汶“国父”、时任规划与战略投资部部长夏纳纳率团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中方签署了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2019年4月,夏纳纳率团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演讲中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的重大机遇和变化。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国家电网项目已进入运营维护阶段,首条高速公路——苏艾高速公路一期项目已于2018年11月正式通车,蒂坝港项目正在建设之中。
  薛:我知道为什么巴西还没有与中国签署综合性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但几内亚比绍为什么不签呢?

  王成安:实际上,中国记者协会与巴西记者联合会早于2018年7月3日就签署了中巴“一带一路”新闻交流合作协定。这也是“一带一路”协议的一部分。

  巴西副总统莫朗2019年5月19-24日访华期间,多次谈到中国对巴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巴西期待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在5G技术领域与华为的合作,扩大对华产品出口,欢迎中方加大对巴西投资,延续与中国在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中的协作等。莫朗于2020年8月3日表示,巴西政府不会排除华为在该国运营5G移动通信网络。莫朗谈到,巴西不担心美方的威胁和施压,不会阻止华为参与该国的5G建设竞标,华为公司掌握的技术远超其它竞争对手。这就说明,中巴“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已经开始,签署协定是早晚的事。

  几内亚比绍并不是不想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几内亚比绍驻华大使桑布表示,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了期待,希望藉此开启对华关系新篇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提出的“2063愿景”有许多共通之处,这给中非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向几内亚比绍提供了众多援助项目,并向几内亚比绍提供奖学金,接收该国留学生赴华学习。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还向几内亚比绍派遣多批医疗队,为当地提供医疗援助。几内亚比绍感谢中国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帮助,几内亚比绍对中国的感情就像兄弟间的情谊。

  薛:中葡签署海洋合作协定?

  王成安:葡萄牙国土面积97%是海洋,大陆架面积达170万平方公里,海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升。里斯本曾经是连接中欧的重要门户,葡萄牙作为大西洋互联互通地位十分重要,必将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

  2016年6月,中葡双方签署了《关于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将两国海洋合作提升至新层次。2017年5月, 中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合作设想》明确提出,要共同发展“蓝色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发展。2017年11月3日,双方在2017厦门国际海洋周期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与葡萄牙共和国海洋部关于建立“蓝色伙伴关系”概念文件及海洋合作联合行动计划框架》。中葡双方在深化海洋科学研究以更好的认知和保护海洋,创新海洋科技以提升海洋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海洋经济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拓展国际合作以践行全球海洋治理。
  二、葡语国家觉得“一带一路”有什么不足或者不满的地方?

  王成安:葡语国家对“一带一路”并无不满,相反是一种强烈的期许。比如,我们在访问调研中瞭解到,东帝汶的中小企业规模很小,与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比,在政策上希望有所倾斜。由于历史原因,东帝汶人才奇缺,要发展就必须从人才培养着手。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还是中葡论坛的合作机制都十分重视民间交流,重视人员的往来。一是通过技术合作培训东帝汶农业技术人员,二是商务部和中葡澳门培训中心每年都举办多期研修和培训活动,东帝汶政府一直都派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薛:看来这些国家的小企业对于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期望值比较高?

  王成安:是这样。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于2013年6月26日正式设立,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和葡语国家企业间的金融、投资和经贸合作。基金投资遵循市场化原则,在中葡论坛与会国范围内自主选择投资项目,独立决策并承担相应投资风险,追求稳定的投资回报,并在基金存续期内退出。中葡合作发展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25亿美元, 2017年,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设立了二期基金,募资规模为8.75亿美元,并在澳门特区设立了总部。

  根据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的要求以及资金成本和风险管理的需要,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所投项目的年收益率一般不得低于7%–8%(含管理费),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一般介于500万到5000万美元,最多不超过1.3亿美元。然而,中葡论坛与会国内能达到上述条件的项目并不多。成立五年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投资了五个项目,累计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巴西和中国澳门都探讨和实施了一些项目。所以葡语国家的中小企业对于中葡基金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薛:“援外优惠贷款”不同于“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王成安:援外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或提供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目前,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年利率一般为2%至3%,期限一般为15年至20年(含5年至7年宽限期)。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向70多个国家提供优惠贷款1233.1亿元人民币。比如,中国援建的莫桑比克马布多国际机场改扩建、总检察院大楼和佛得角电子政务网一期数据中心项目就使用了中国提供的援外优惠贷款。
  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是指为配合国家政治、外交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的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利率和期限:执行优惠出口买方贷款总协议的规定。贷款期分为宽限期(含提款期)和还款期,宽限期只偿还利息,还款期内本金按贷款协议规定偿还,一般为等额本金偿还。还本付息:每半年计息一次,每年1月21日和7月21日为本息费计收日。借款人按贷款总额在首次提款前一次性支付管理费;按贷款未提取的部分支付承诺费。承担产品出口项目的企业应具有相应产品的出口经营权,具有进出口贸易经验和良好的经营记录;在借款国合资建厂的企业应具有相应资质,具有与项目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一定的涉外经营管理经验。比如,坦桑尼亚的石油管道项目主要使用的是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由此可见,两种贷款的性质是不同的,优惠贷款属于对外援助性贷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1年4月和2014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和《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明确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3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因此,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属于商业性贷款,而不属于援助性贷款,外国个别机构将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视为中国援外资金是不正确的。

  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支援肯尼亚政府修建从蒙巴萨至首都内罗毕的标准轨铁路(蒙内铁路),支持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政府修建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和支持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铁路(匈塞铁路)。上述融资均属于商业性信贷,不属于中国援助性贷款。有人认为这些铁路都是中国政府援建的,纯属误解误传。

  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葡语国家的国家形象是变好、变坏还是没变?

  王成安:“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国的形象整体得到提升。一是和平友好的形象,可以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致力于本国人民的福祉,无意改变哪个国家,更不想取代什么国家。“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广大相关国家共同圆梦、共同追求美好的愿景,不会谋求中国一己之利,更不会“绑架世界经济”。二是文明包容的形象,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一带一路”从2000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得到启发,众所周知,中国有2000年的文明史,也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为之而骄傲。三是开放合作的形象,“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多边性的特征,未来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多边主义精神和多边主义实践,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我觉得这是正面形象,但是也有挑战, “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是西方的抹黑,抹黑最多的就是“债务陷阱”。这是不存在的。首先,需要明确,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和政府或银行对外提供贷款不能混为一谈,外国投资并不能造成投资目的地国的债务负担。其次,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无息贷款,对于到期未还的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大部给予免除,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十分有限,不可能造成受援方的债务负担。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或商业贷款是根据国际市场的原则,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有意制造所谓“陷阱”。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2019年只有六年时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六年时间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或成为政府债务)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根据(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的专题研究,在可获得资料的63个国家中,有37个国家2013-2018年五年的平均外债水平是下降的,即使有12个国家的外债增长率高了,但也不是中国提供资金造成的。①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早已有之,当然包括西方国家提供贷款形成的公共债务。
  四、您觉得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葡萄牙的智库有什么作用吗?

  王成安:葡萄牙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社团,还有高校,研究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他们活动频繁,经常向本国政府建言。如葡萄牙中国观察协会,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长期促进葡萄牙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他们宣传中国的文化、宣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政府提出建设性建议。还有,有700多年历史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于2019年6月在已经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研究院。葡萄牙议员、政府官员和葡语国家代表出席揭牌仪式,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也出席了这一活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与科英布拉大学也签订了合作协定。

  薛:葡萄牙有人到中国留学读学位么?

  王成安:葡萄牙在华留学生不多,主要是学中文的。亚非葡语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及东帝汶,还有巴西都有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在华学习,毕业后中文说得都挺好。这些留学生毕业后或在驻华使馆工作,或被派到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还有的到企业工作。在本国,他们大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普遍对中国友好,我们见到他们都感到十分亲切。

  薛:您跟这些国家的人士接触,他们普遍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机会还是一个短期机会?

  王成安:他们当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长期机会。比如,葡萄牙提出把锡尼什港口作为“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门户与中国合作,还要修一条铁路到马德里,这肯定有长期考虑。还有佛得角,把一个圣维森特岛的开发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的合作,肯定也是有长期规划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项目都在规划之中,合作肯定是长期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身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但是我们要在遵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也要抓紧落实,以便尽早取得成效。

  五、中国与葡语国家继续合作,需要做哪些改进?同中国合作中,他们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 

  王成安:葡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既有初级阶段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工业化国家,还有一些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提升产业水平,改善基础设施,谋求加速发展的需求十分强烈。
  建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并在中葡论坛多边合作机制内,充分发挥多双边的互补作用。既要在中葡论坛的框架下统一政策、统一共识和统一目标,也要照顾到葡语国家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方面或可“一国一策”。如安哥拉当前急需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减少对于原油出口发展经济的依赖;东帝汶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急需培养人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小企业发展;几内亚比绍,迫切需要政府稳定、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力;佛得角希望发挥地缘区位优势, 促进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莫桑比克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寄希望于外国投资;巴西急于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继续吸引外资,促进农产品出口;葡萄牙努力巩固战胜欧债危机的成果,保持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

  上面说的虽然是短期内要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困扰他们的长期议题。

  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一带一路”所做的就是一国一策,对吧?

  王成安:葡语国家有其共性的东西,同一的语言、相似的历史,相同的文化,以及当今共同发展的愿望。但确也存在个性上的问题,每一国的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发展诉求不一样,因此在中葡论坛的平台上,各国加强交流,取长补短、达成共识,但是在具体实施上需要通过双边渠道,“一国一策”地落实,形成多双边互补,两个轮子互动,才更有成效,把多边合作机制与双边合作渠道完全割裂的说法行不通。

  薛:是啊,有哪个国家是靠援助发展起来的?

  王成安:一国的发展外部条件必不可少,包括外部援助、外部投资、对外贸易、国际合作等。可见外部援助只是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特别是经济援助,尽管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但是,这些外部条件必须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内生动力才能够有效。对外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主要体现西方援助国对于对外援助的一种反思,有学者认为西方主导的援助体系本身就具有结构性缺陷。对外援助有效性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 2002年《蒙特雷共识》中,各援助国一致通过了援助额占GNI 的0.7%的量化指标,以便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援助效果却始终差强人意。2005年《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首次明确提出援助有效性问题。2008年通过的 《阿克拉行动议程》强调加强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协调,又一次提出增加援助有效性的重要性。但是两次会议,都侧重于援助本身的方式和程序是否科学、合理的方面。到了2011年,《有关新的全球合作关系的釜山宣言》(简称釜山宣言)提出援助是发展融资的一种补充,并把提供援助与发展,及其人权、就业、环境等问题挂钩。中国的对外援助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方针、政策、方式和内容,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建立健全自己的评估体系来检查、评估和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
  薛:还有一个问题,疫情对于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合作主要有哪些影响?

  王成安:截至2020年8月26日,葡语国家累计感染人数接近374.25万例,治愈289.67万例,死亡11.86万例。当天,新感染人数72.70万例,现有病例减少2.40万人。疫情发生以来,巴西情况较为严重,累计感染病例367.41万人,死亡11.66万人。②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对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和东帝汶都进行了紧急医疗物资援助,派驻各国的援外医疗队及时培训、指导当地社区抗疫。部分国内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捐赠了抗疫物资,在葡语国家的企业也都捐赠了抗疫物资。中国政府还协调向巴西出口960吨医疗物资,其中包括1500万个口罩,巴西安排几十架飞机运送中国医疗设备。

  薛:对葡萄牙也有援助吗?

  王成安:是的。据不完全统计,葡萄牙疫情发生后,中方向葡方捐赠了超过100万个口罩、60万双医用手套、12万只防护面罩,100多台呼吸机、10套视频系统等医疗设备。北京、上海、渖阳、深圳和珠海等地以各种形式分别向里斯本、波尔图和布拉加等葡萄牙城市运送了抗疫物资。复星集团向葡萄牙捐赠5万份医疗物资,包括口罩、防护服和2万人份的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国三峡集团从国内采购呼吸机、医疗监护仪、医用口罩、护目镜等大批医疗物资捐赠给葡萄牙。当地华侨第一时间捐赠了医用防护服等物资。

  (另一方面,)葡萄牙最大的能源企业—葡萄牙电力公司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首先向湖北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捐赠并运送了4.5万个医用口罩、420件医用防护服、1.5万个手术服、4万医用帽以及10万双医用鞋套在内的医疗物资。

  疫情在全球肆虐,葡语国家不能幸免。由于疫情的原因,各国都采取了严格的措施,运输、物流和人员往来受到严重的影响。

  薛:中国在哪一个葡语国家的人数最多?巴西还是安哥拉?

  王成安:中国在所有葡语国家都有外交人员、华侨华人、企业人员,在葡萄牙、巴西有留学生,在亚非葡语国家有援外人员、承包劳务人员等。1810年,有数百名华工到里约热内卢植物园试种茶树,1812-1814年有1410名华工到达巴西,并逐步定居。据中国侨网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20日一篇报道,巴西约有30万华侨华人,以及300多家企业2000多中方员工。根据安哥拉华人报自由撰稿人提供情况,在安哥拉的华侨很少,但是在实施“一揽子”合作项目期间,企业员工高峰期大约有30万,这一期间中国与安哥拉还开通了直航航班,到了2014年有6-7万人,随着项目不断完工,企业员工逐步减少,现在有2-3万人。据华侨华人网记载,早在1511年就有广东人到东帝汶寻找檀香木,鼎盛时期,东帝汶的华人华侨有3万多人,目前大约有1500人,多数生活在首都帝力。
  薛:疫情对下一步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合作有什么影响?

  王成安:新冠疫情仍然没有结束,到底带来多大的影响目前还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相信中国与葡语国家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必将战胜百年不遇的疫情。尽管疫情的过程可能长一些,但终究是暂时的。后疫情时期,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必将继续得到发展,如贸易、投资和多种形式的合作。

  总之,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领域、内容可能有所变化,比如各国更加重视公众卫生环境和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合作。

  薛:博索纳罗总统在对华合作上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王成安:博索纳罗政府对华态度不如前两任总统(卢拉与罗塞夫)积极。但最近有一些积极信号。2020年8月份在一个视频会上,莫朗副总统公开表示,不会因为美国施压而禁止华为参与巴西的5G建设竞标。在言语之间,莫朗多次以个人身份表示看好华为,称赞华为的5G技术领先全球。近日来,中国增加了对巴西食糖的进口数量,还包括矿石、农产品等都加大了进口数量,极大地缓解了巴西疫情中的经济压力。

  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2019年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额继续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146.81亿美元,同比增长3.49%。2020年尽管巴西疫情十分严重,上半年双边贸易超过500亿美元,还有增长。

  薛:根据过去15年的观察,您觉得中葡论坛让您印象最深的主要成就是什么?请举一两个例子。

  王成安:今年是2020年,中葡论坛实际上经历了差不多17年。我认为,中葡论坛最大的成功在于发挥和加强了澳门商贸平台作用,创立和发展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多边合作机制,使得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合作形成多双边互动的新局面,并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巩固和加强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友好合作,迈向构建中国与葡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

  如果对中葡论坛成立15周年进行评价,具体来说:
  第一,贸易领域:中国与葡语国家间贸易增速比中葡论坛成立前有显着提高。中国-葡语国家商品进出口总值,2018年147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5.31%,是2003年的13倍。2018年中国对葡语国家直接投资78.8亿美,是2003年的140多倍。中国是葡萄牙在亚洲的第一大交易伙伴国。

  第二,投资领域: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在中葡论坛成立后迅猛发展。中国对葡语国家的非金融类累计投资额从2003年的约0.5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约78.8亿美元,增长超过100倍。中国投资者在葡语国家设立的企业超过400家,投资领域涉及农业、渔业、能源、电力、基建、运输、汽车及机械制造等行业。

  第三,人文领域:从2003年到2017年底,中国举办对葡语国家官员和技术人员的研修和培训活动累计超过7000人。2011年在中葡论坛框架下成立的培训中心,每年为葡语国家举办5至6期各类研修班,截至2018年底,累计举办了42期研修班,参加人员1000多人次。

  薛:您认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中面临哪些挑战呢?

  王成安:葡语国家虽然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是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葡语国家属于发达国家,2019年人均GDP达到22000多美元;有的属于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2019年人均GDP才有491美元;其中还有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葡论坛作为一个平台,既要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确定共同的发展目标,又要照顾到每一个国家的差异,就像前面讲到的,就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合作来说,采取“一国一策”,多双边合作进一步更好地协同互补,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薛: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内地和澳门特区,因为中葡论坛是中央政府在主导,澳门特区的角色就是提供秘书处的办公场所,加上一些人员培训?

  王成安:澳门特区的角色何止这些。澳门特别行政区尽管只有31.3平方公里的土地,65.25万人口,但其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起点。如今, “一国两制”政策在澳门成功实践,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连续保持高速增长。澳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是中央政府赋予澳门特区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定位。回归20年,澳门以其语言、历史文化联系和机构优势,成为中国与各葡萄牙语国家间的平台、纽带和桥梁;澳门充分发挥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特殊优势,扮演其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角色。
  薛:那么,澳门特区对中葡论坛起了哪些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王成安:2003年,中葡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澳门特区举行,此后,澳门特区连续承办五届部长级会议,成为中葡论坛的永久举办地;中国和葡语国家负责经贸事务的部长与会,中国内地、澳门特区和葡语国家上千企业参会;2004年,常设秘书处设在澳门,各个葡语国家均派驻代表在常设秘书处工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建设“一平台三中心”,即“正品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以及“中葡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2011年,澳门特区政府支持成立“中葡论坛培训中心”,培训大量葡语国家人才;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发展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 2013年,澳门特区参与设立中葡合作发展基金, 2017年,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正式落户澳门;澳门特区会同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贸促机构连续轮流在中国内地、澳门特区和葡语国家举办14届中国与葡语国家企业见面合作洽谈会;澳门特区连续举办十一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打造了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平台。2019年,澳门特区政府设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作为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固定会议场地。澳门特区政府为打造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薛:澳门特区政府付出这么多,可中葡论坛对澳门有什么作用?

  王成安:首先,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中央政府赋予澳门特区“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定位,强调要发挥澳门平台的支撑作用。

  其次,澳门特区作为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永久举办地,常设秘书处设在澳门,设立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还包括在澳门设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语人才培养基地、文化交流,推动澳门成为中葡论坛与会国传统医药产业国际注册、认证、交易中心等,中葡论坛成为澳门的一张名片,惠及澳门社会诸多方面,不仅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也有助于全面提升澳门的平台作用和国际影响力。
  注释:

  ①参见肖钢:《“一带一路”所谓债务陷阱问题不存在》,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5-15/doc-ihvhiqax8983202.shtml

  ②受访者在审稿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更新——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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