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政治

　　中评社香港1月28日电/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熊兴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政治》。作者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已成为当前网络用户运用程度非常高的媒介之一。经过不断的演化与发展变化，社交媒体和算法传播对政治选举选情、选民政治态度、民意走向等各方面的影响也正日趋扩大，“算法政治”正逐渐成为政治学和政治活动中的热门议题。文章内容如下：

　　近年来，社交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得益于大数据在量上的不断上涨，以及算力的不断提升，智能算法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社交媒体结合智能算法，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模式。智能算法所带来的精准推送，不仅用于商业模式中，也被应用到政治生活领域，算法已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算法与政治的日益结合正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出现“算法传播”和“算法政治”，这带来了社交媒体时代政治参与的大变革，也带来不少的挑战。

　　一、社交媒体时代政治参与的大变革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参与在体制、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播媒介的变革与发展与政治参与有着共生和交互的关系，新的媒介传播形态正在改变公众政治参与的外延和内涵，引发政治参与的大变革。社交媒体的出现，使用户能够轻松地找到与之有共同精神追求、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人，与之进行密切沟通，进而发展成一个网络虚拟社区。它为公众访问信息和自由表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提供了新的自我表达模式和沟通切入点，已经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

　　通常人们将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①，将政治参与的主体限定为普通民众，不包括政府官员、政党骨干、精英分子等，也并未区分参与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是将制度内和制度外的参与途径都涵盖在参与范畴之内。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线下政治参与正与社交媒体的各种在线政治参与紧密融合、协作共生，两者互为补充，并且目前在线活动对线下活动的影响有日益增大的趋势。在线政治参与形式多样，有在线请愿、参与讨论政治新闻、在线问题调查等；线下政治参与主要是政治请愿、选举造势、游行集会等。
　　从民主制度的角度来看，社交媒体动摇了过去精英群体对政治的绝对主导地位，它具有的双向传播性质，使权力开始下放到普通民众和选民上。这对当代政治参与，尤其是选举活动带来重大的影响和变化。传统的大众社会理论将民主社会描述为政治精英与平民的二元分割形态，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强势政治集团影响着政治决策，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普通民众和选民一般被认为是被动的、软弱的、一盘散沙式的存在。在传统传播模式中，媒体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装置”，其传播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民众往往被动接收信息且无有效回馈管道。不过，社交媒体的快速崛起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打破了过去由传统政治精英主导政治体系的基本机制，民众不再是“弱势群体”，而转变成为主动的政治参与者。

　　二、智能算法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上大数据的不断增加，智能算法也随着数据的增加而进行改进。结果是这些算法形成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将关于用户的信息处理为可以被记录和调用的数据，并将这些信息进行相互之间的关联。信息智能算法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和传播领域的应用。所谓算法( Algorithm) ，指的是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②通过智慧推荐法，它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效率，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活动的深刻变革。但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用户和监管部门对这一技术应用中出现的价值观、内容质量等问题的担忧，同时也带来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算法伦理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算法治理也成为信息智能算法的新课题。

　　尽管算法本身具备一定的科学属性，但算法的设计、目的和标准，以及数据的选取和使用都带有明显的技术开发者和设计者的主观因素影响，算法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决定了对内容的选择。当算法具有明显的商业或政治目的，或被人为操纵利用时，这种选择会带来技术的价值观失范问题。智能算法可以通过搜集和获取用户信息，持续投放信息，不断灌输或强化用户的某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达到最终影响选择行为的目的。特别是在近年来的多次重要选举或公民投票行为中，可以明显看到决定最终选举或公投结果的其实是少数选民，尤其是一些中间选民。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等国际重大“黑天鹅”事件中，社交媒体与算法传播的结合，针对少数关键群体集中和持续投放特定信息，影响选民的选择和判断，对最终事态走向的影响不容小觑，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8年的“剑桥分析”事件，使通过社交媒体和智能算法影响政治选举曝光于全世界，也加深了人们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该公司由美国右翼人士创立，将原本已在商业领域被证明是成功有效的数据分析引入政治运动领域，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打一场“文化战争”。其通过对目标对象的个人登记信息、搜索记录、阅读印迹、“点赞”行为等进行微观行为的目标锁定，将搜集来的大量个人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归纳，然后基于心理测量学上著名的OCEAN人格模型理论，为成千上万的选民建立五大人格特征轮廓，再将人格特征与住所、收入、职业等信息进行结合分析。利用Facebook等社交媒体用户上的数据信息，定位“可以说服”的选民，并根据其特点精准投放政治广告，影响这些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而影响和操纵选举结果。该公司的“成功”案例包括英国“脱欧”公投、2016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巴西、阿根廷、印度、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立陶宛、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场选举。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英国政府已将剑桥分析的技术归类为“武器级”，对其评估为可被应用于心理战。尽管该公司在曝光后已宣布破产倒闭，但未曝光的类似机构和企业却依然大量存在，并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影响政治传播和政治参与，影响政治选举和公众民意。
　　三、算法政治与政治参与

　　社交媒体、算法政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引发政治参与的大变革，推动了新的社会建构体系，带来政治参与和政治话语的多元化。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和算法传播中的“过滤泡沫效应”（Filter Bubble）和“同温层效应”（Echo Chamber）等因素的持续强化，会导致政治体制出现“极化”现象，从而影响民主政治的参与进程。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关键的政治选举中，也在长期的社会民意演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影响的扩大，除了技术发展的原因，也源于公众对主流媒体信任感的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媒体在危机中的表现，使其在公众中被视作“不会叫的看门狗”角色，越来越多的公众认为所谓主流媒体并不代表公众的真实利益和需求，而是资本及其政治盟友们的代理人。同时，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建构呈现单一化、专制化的特征。传统主流媒体通常会对内容进行层层把关，只把符合他们价值理念和新闻传播标准的内容进行构建，而那些不符合的则无法流入传播管道。过去传统媒体只报道政治集团的内部成员和精英政客，帮助他们在大众面前宣传、提升个人形象，忽视草根政客或非典型政治人物，如一些“政治素人”。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自身的意义构建，重新被构建的新社会体系正在萌发。新的社会建构体系汇聚社会的种种思潮，呈现多元化特征。

　　智能算法的“过滤泡沫效应”是基于收集和分析用户的在线个人信息如政治偏好和文化背景，用以生成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内容，最后进行精准化推送。算法会将用户置于一个个“泡沫”中，使其不断地持续收到以往有过搜索或浏览记录的相关信息。同时，在社交媒体中，人们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他们在选择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就进行了信息的过滤。在各种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涌现与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由于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搜寻结果提供类似的信息数据，所以人们在选择信息来源时，就已经进行了信息的过滤，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们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而不同的圈子之间是相互隔绝甚至对立，从而导致形成“同温层效应”。“同温层效应”，又被称为“回音室效应”，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上，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

　　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各种圈子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它还使人们产生所谓“信息茧房”和“信息偏食”。在信息传播中，由于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领域，久而久之，会不自觉地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总是更趋向于接收自己所期待看到的或听到的信息，而有选择性地避开自己不想看到或不愿听到的信息，即心理学上所说的愿望思维。”③“信息茧房”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前媒体去中心化、裂变化、社交化的内容生产模式，体现了媒体主动迎合用户需求的趋势。用户会依照个人的喜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选择，以“保持集中的注意力和心理上的舒适感”。
　　四、政治选举中的算法政治

　　在政治选举中，一般认为，选民大致有稳定的基本盘“铁票”和中间选民“游离票”这两大类。对“铁票”选民，候选人和政治集团主要采取长期耕耘和持续巩固的方式，以确保这部分票源。不过可以看到，在很多地区的选民中，决定最后选情的往往是关键的中间选民。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版图中，中西部基本上都是共和党的铁票仓，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则大多数支持民主党。在美国历次总统选举中，由于其特殊的选举人团制度，决定美国总统大选最终结果的往往是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辛、俄亥俄等关键的少数“摇摆州”。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便是在这些摇摆州中以微弱优势险胜希拉里，拿到过半数选举人票，最终入住白宫。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拜登则是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辛等关键摇摆州以较微弱取胜最终胜选。

　　社交媒体在宣传造势、辐射传统媒体、基层动员及募款能力等方面的效果已超过传统选举动员方式。在过去的选举造势活动中，所谓社交媒体的“空战”和传统造势活动的“陆战”并举，社交媒体一般只发挥“侧翼”作用，但现如今已成为政治选举中各方政治势力大肆抢夺地盘的重要媒介。尤其是随着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习惯使用网络的中青年世代已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使社会普通个体皆有机会直接发表观点，青年群体参与政治的热情迅速攀升，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影响面越来越大。政治人物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宣传、动员将成为风潮，从而改变了过去选举自上而下的传统动员方式。政治集团的竞选团队正是利用了中青年群体易受网络等新媒体舆论引导的特点，围绕特定议题加强舆情操作和攻防，营造利己舆论氛围。

　　以台湾地区为例，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已成为台湾社会运用程度极高的媒介之一，岛内政治生态也进入全新时期。根据已注册的用户资料，目前台湾4G移动用户已超过2100万人，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OTT视频流、新闻客户端、自媒体阅读平台等四大埠，即以Facebook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以YouTube为代表的OTT视频流媒体、以《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新闻播报媒体、以Talk杂志为代表的自媒体阅读平台。其中Facebook在台湾使用人数高达1800万人，日活跃量保持在1200万，此外还有830万Instagram用户。实时通讯上，有大约1700万Line用户，使用率位居全球前列。④社交媒体的普及使民众对选举的参与度空前提升。2014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使不少人敏锐感知到社交媒体在其间对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媒体“空战”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战场。

　　柯文哲是较早将新媒体工具应用到台湾政治选举的政治人物之一。在其2014年底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其选举幕僚团队通过策略分析，紧盯脸书、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个人粉丝专页，将社交网络平台作为信息的搜集数据点，对民众感性的、热度高的议题加码营销，持续推送相关信息，同时还结合一些网络红人互动来提高自身热度和影响力，成功将社交媒体与选举造势结合起来。此后，各方积极利用网络新媒体，加强舆情操控，社交媒体已被各方阵营视为组织动员、宣传造势的重要工具和平台，为自己的选举服务。各政治团体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加大资源投放，进行方式革新，以吸引网络用户和手机“低头族”尤其是年轻族群。在2016年初的选前“周子瑜”事件，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的“韩流”，以及2020年初地区领导人选举这些事件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已逐渐深植人心。2019年曝出的“网军1450”、“杨蕙如案”，更是直接将幕后力量指向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
　　社交媒体在改变传统选举政治版图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地区的选举文化。在近年来不论是美国大选还是台湾地区选举等政治选举活动中，有些政治团体为选举利益，甚至倾注大量资源在社交媒体上，通过散布谣言、爆料抹黑、制造网络事件等方式大肆攻击对手，同时也使舆论聚焦于低层次的话题。过去政治选举中，选民往往关心的是与自身福祉相关的公共政策等议题，而在目前的一些选举中，选情中的主轴经常被一些娱乐性和争议性话题所淹没，理性的政策讨论和候选人政见反倒不被重视。这种倾向，使一些地区的政治选举活动出现娱乐化和庸俗化的趋势。

　　五、民意走向中的算法政治

　　民意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民意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几乎所有决策者都会声称自己的政策反映着广大公民的意愿和需求。台湾的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便长期将“依循民主原则和普遍民意”挂在嘴上，以所谓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作为政治文宣的基础，但往往又只选择对其具有利用价值或被塑造出来的所谓“主流民意”，并将“少数民意”包装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在社交媒体时代，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算法政治下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深刻影响一个社会公众的民意走向，且这种影响是长期和持续的。传统上，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包括家庭、学校、同辈团体、大众传媒、社会政治组织以及NGO等其他组织。而随着社交媒体中“过滤泡沫效应”和“同温层效应”等因素随着智能算法推荐的持续强化，会使公众或选民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形成某些政治团体所希望的“主流民意”。自90年代末以来，台湾岛内持续不断的“柔性台独”活动和“去中国化”教育，迭加社交媒体的长期影响，已经使岛内民意出现了重大转变。以台湾地区几个影响力较大的调查资料为例，不论是台湾《联合报》连续十年不间断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还是政治大学长达28年不间断的“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分布趋势和长达26年不间断的“台湾民众统独趋势分布”统计调研数据，都可以看到台湾岛内目前“统”的声量一直在持续降低，而“独”的声量却在不断攀升。

　　算法政治下，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所谓“主流民意”实则是可以人为塑造的。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台湾“太阳花学运”、香港修例风波等重大事件中，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自身利益，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向公众推送特定信息，强化群体政治认同，引导舆论风向和议题设置，已成为政治人物进行选举操作和长期舆论倡导的重要手段。而民意的操弄也容易走向民粹化，导致出现政治“极化”。如2020年新冠疫情后，由于台当局在口罩、人员往来等方面的种种作为和表态，两岸关系开始陷入“敌意螺旋”不断上升状态，相互敌意情绪由官方蔓延至民间，并且“敌意”有不断累积升高的趋势，尤其是民间相互负面情绪和观感上升。目前在大陆社交媒体中也可以看到，在敌意和恶感不断上升后，大陆网民在统一问题上“武统”的声音开始逐渐增多。而这种两岸“民意”的持续对撞，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社交媒体时代，应更加重视其影响，正确认识和合理运用，使其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积极互动和创造“善意螺旋”的平台和工具。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汝绪华：《算法政治：风险、发生逻辑与治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7页。

　　③[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页。

　　④黄楚新、崔政韬：《台湾移动传播发展现状》，《新闻战线》，2018年第13期，第69-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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