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新冠阴影下如何构建命运共同体

　　中评社香港2月19日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郑保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新冠阴影笼罩下的当今世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认为：新冠阴影笼罩下，深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正在加速剧变之中，呈现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的总体特征。在“三性并存”的当今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切合当今世界一体化现实，又满足全人类紧迫的治乱需求，更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胁、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正道。新时代中国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自身巨大变革引领新型全球化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维护世界一体性、化解世界变乱性、凸显世界变革性，从而维护和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在新冠阴影笼罩下的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与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的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构成三重正相关。文章内容如下：

　　一、导言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突袭中国，蔓延全球。这场大瘟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传播速度最快、蔓延范围最广、感染和病亡人数最多、对社会经济影响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也是一个世纪以来甚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经过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严密防控和艰苦卓绝的抗疫，中国取得了抗疫阶段性重大胜利，基本控制了疫情。但是，国外疫情持续肆虐、日趋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21年1月20日，疫情已使9600多万人染病、200多万人病亡。而且，新冠疫情正在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全球正前所未有地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巨幅动荡、国际交往严重受限、全球化遭遇巨大寒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显着上升等诸多严峻挑战，世界总体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

　　新冠病毒肆虐下的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人类发展史上和平时期罕见的剧变之中。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维护全人类生命安全，无疑是全世界的当务之急。但是，从长远和根本上讲，面对异常严峻而复杂的世界总体形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如何进行刻不容缓的长久全球治理，是全世界无可回避的迫在眉睫的时代大课题，是关乎全人类兴衰存亡的首要问题。
　　要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必须全面、深刻认识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科学回答“世界究竟怎么啦？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新的“时代之问”。早在2013年，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不久的习近平，胸怀“中国梦”和“世界梦”，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战略高度，围绕新的“时代之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形成了以全人类福祉为价值旨归、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引领时代进步潮流、具有深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底蕴、充满辩证统一性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严峻形势不是改变而是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指出，此次疫情给人类以深刻启示，即“各国命运紧密相连，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①“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②

　　因此，关于如何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进而进行长期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同在一条船上”的世界各国必须秉持“全球一家”的新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走出一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之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促进新型全球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上进行全球治理的唯一可行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为当今世界战胜新冠病毒、摆脱多重“安全困境”、实现人类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而提出的空前宏伟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全世界必须共担的历史使命和必须完成的艰巨历史任务。

　　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似在沙滩上建塔，但实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异想天开地搭建乌托邦。从当今世界各国已联成一体的客观现实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客观可行性。从百年未有乃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缓和层出不穷的国际冲突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克服人类共同威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迫切需要，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从时代变革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看，作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伟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中创造新的进步历史，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历史必然性。鉴于此，本文在概述当今世界“三性并存”这一总体特征的基础上，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与当今世界的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之间的三重关系。

　　二、当今世界“三性并存”的总体特征

　　在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威胁多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际秩序重塑、国际体系转型和新旧全球化转换过程中，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是大变局与大变革的矛盾统一体，具有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三性并存”的总体特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总体上凸显而非改变了当今世界的这一总体特征。
　　（一）当今世界一体性及其主要表现

　　一体性或整体性是当今世界的首要特性，它指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全球化中长期彼此联系、交往、合作、竞争，共同利益不断增多、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且面临日趋严重的共同威胁。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环球同此凉热”“人类同在一条船上”等关于“地球村”所有成员相互依存、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形象表述就是当今世界一体性这一史无前例的首要特征的典型表达和高度概括。

　　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的一体性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表现形式。所谓积极形式指当代世界生产力发展及长期的全球化积极效应带来的世界互联一体和整体性发展。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物质财富在各国普遍联系中总体上快速增长。高度发达的交通运输科技使人流物流的全球到达日趋容易。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通讯科技使全球性信息流、资金流加速，令古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梦想成为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来越表现为国际生产、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的一体性，形成全球性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全球化的参与者能不同程度地从世界的互联一体和整体发展中获益。各国各民族的利益相关性使各自的发展互为条件，谁都难以再孤立地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是必须参与、融入和依赖地区乃至世界的整体发展，因而难以逆转地成为深度全球化世界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地球变小”和“一荣俱荣”成为各国普遍的感受。一句话，长期的全球化使各国交流前所未有地密切和频繁，相互依赖、依存史无前例地加深，人类社会的互联一体性空前凸显。正如习近平所说，“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所谓消极形式指伴随长期全球化而生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和威胁。通俗讲，诸多共同挑战和威胁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比如：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各种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性经济危机，国际公正缺失、贫富悬殊和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共同导致的国际恐怖主义及“文明冲突”现象，人与自然矛盾激化导致的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都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也难以独自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任何国家，即使与世无争或独处一隅，也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方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这些威胁虽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如大国战略竞争），但主要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瘟疫流行等）。以新冠疫情为例，它在两个月内快速扩散至全球各地，所有国家皆未能幸免。所有种族、民族或任何群体对它都无天然免疫力。人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精英百姓，都可能中招，连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理、英国首相和巴西总统等领导人也被感染。美国综合国力和医疗条件都稳居世界第一，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约4%，但其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远超其他任何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这些都有力证明新冠肺炎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各国的威胁和危害有多大，即使一国的经济、科技、军事再强大也无济于事。因此，在当今深度全球化世界，全球性威胁使各国“同在一条船上”，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可能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否则就会“一损俱损”，面临更加可怕后果和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在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上，其一体性的两种表现形式构成辩证性统一：一方面，科技进步促进的世界生产力发展使人类物质财富急剧膨胀，而且长期的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间的隔离，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空前加深，利益深度交汇、日趋融合；另一方面，随着旧式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导下现代性的各种内在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极端主义、核扩散、金融风暴、生态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日益加大，这些具有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的全球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和解决。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如今天这样文明如此高度发达、国与国之间变得如此紧密、具有如此多共同利益、面临如此多共同威胁因而命运如此休戚相关。换言之，这个时代文明程度（尤其是物质文明）前所未有，且各国前所未有地连在一起，同时这个时代又前所未有地充满各种挑战和危险，各国之间存在诸多分歧。

　　（二）当今世界的变乱性及其表现

　　变乱性是当今世界形势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变乱性是深度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各种矛盾日益错综复杂和尖锐化的表现和结果。当今世界变乱性遍及全球，表现在多个层次上。就国家层次而言，“红蓝对抗”的美国和“左右撕裂”的英国等一些欧美国家盛行右翼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种族排外主义，大行逆全球化（如“特朗普革命”）和逆区域一体化（如英国脱欧），既令自身陷入激烈内斗和社会分裂，又加剧与外部世界的摩擦和冲突。而战乱不休的叙利亚和也门、动荡不定的伊拉克和索马里、东西分裂对抗的乌克兰和利比亚等国是世界变乱性最血腥、最极端的体现。就国家集团层次而言，后金融危机时代接连遭受债务危机、恐怖袭击、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大流行而陷入复合型困境的欧盟是世界变乱性的主要代表。就地区层次而言，各种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的中东在各种内外势力的激烈博弈下陷入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军备竞赛再起之复合型乱局；而拉美在美国诱压兼施下政治重趋右倾化，反美国家与亲美国家间矛盾激化，不少国家深陷社会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从全球看，变乱性主要表现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矛盾普遍激化、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猖獗、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网络攻击频发、瘟疫大流行等。

　　当今世界变乱性亦即当今全球治理赤字，概括起来无外乎互为条件的全球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广义安全领域。

　　在经济领域，概括地说，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多重失衡（如供需、实体与虚拟、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等）更加严重，可持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而虚拟经济泡沫越吹越大，资本市场动荡与分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肆虐，经济霸凌主义横行，世界经济面临更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新的大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引领的上一轮全球化的累积负效应和近年来美国“卸责护霸”的对外经济政策。

　　在安全领域，概括地讲，当今世界面临霸权主义横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军备竞赛再起等传统安全威胁与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难民危机、网络攻击、粮食危机、瘟疫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史无前例的严峻复杂形势。
　　就传统安全而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全球性地缘政治形势更趋紧张，东亚、欧洲、中东等主要地缘战略区的安全形势同时急剧恶化。在大国战略竞争最集中的印太地区，美国联合日、台、印、澳、英等域内外反华势力，力图构筑“半岛与三海联动”和“印太合体”的制华圈。诡谲难测的朝鲜半岛局势于2018年突然缓和后于2019年底重新恶化，至2020年6月中旬几乎重回到2018年前的敌对态势。

　　在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台湾2020年“大选”前后，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以加大对台售武力度和频度、提升美台政治军事关系、军舰频繁高调穿越台海和军机飞越台湾空域等多种形式大打“台湾牌”，力挺执意“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当局，其“一中”政策名存实亡，台海陷入中美建交以来最危险时刻。中国的南海维权和海上丝路建设遭少数周边国家及美、日、英、澳等域外国家的无端指责和联合干扰，尤其是美国一味支持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以“航行自由”侵犯中国海洋主权的力度和频度空前。比如，2020年7月初，当中国军队在西沙演练捍卫领海领土主权时，美国两个航母打击群以维护“航行自由”之名到南海进行挑衅性演练，却反诬中国军演危害南海稳定。

　　在南亚，印巴在克什米尔频繁交火，印度与尼泊尔交恶，中印边境冲突再起。在欧洲尤其是东欧，大部分国家跟随美国不断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乌克兰危机的后续效应使北约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至黑海地区持续剑拔弩张，俄罗斯与以北约为主体的西方不断上演“孤熊”斗“群狼”的新式冷战。在中东及北非，美、俄、土、伊对叙利亚控制权的争夺及其触发的中东地缘政治分化重组，使中东大乱局深不可测，美、俄、土、伊、沙、以等力量及叙利亚内部各派势力在“文明断层线”的激烈搏杀宛如一场微型世界混战④；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实施对伊全面制裁后，把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炮制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等令国际社会震惊的系列举措给中东大乱局雪上加霜，尤其是猎杀苏莱曼尼险些触发美伊大战；后卡扎菲时代东西分裂对抗的利比亚战火再起，联合国、俄罗斯和几乎所有西方大国及中东大国都卷入其中；宿敌希腊与土耳其为争夺东地中海油气剑拔弩张。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除恐怖极端势力猖獗、网络攻击频繁、粮食危机和难民危机外，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核不扩散进程局部逆转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是当下最紧迫、最严重的三大全球性威胁。新冠疫情除了可能使数亿人感染、数百万人死亡外，其危害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历史性地重挫全球化（全球化一度几乎完全陷入停顿）；历史性地打击世界经济（今年将萎缩约5%，中国之外所有主要经济体皆会深度衰退）；急剧恶化国际安全形势（传统安全形势近乎四面烽火，而多重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袭来，且两者相互激荡）；加剧大国对抗（美俄国内疫情都很严重，却都在磨刀霍霍，甚至演练核战争；新冠疫情非常严重的印度多次跨界挑衅中国，差点引爆第二次中印战争），尤其是把中美推到彻底摊牌的边缘（国内民族民粹主义盛行并深陷疫情、经济和种族三大危机的美国执意藉机强化与中国的全面对抗）。就核扩散形势而言，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2018年刚启动就陷入僵局，到2020年6月发生逆转；而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令该协议名存实亡，伊朗重新朝核武化方向推进，而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发誓绝不容许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两者都在激化相关地区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相关大国对抗，反过来更不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就生态环境威胁而言，人类长期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和高消费而相对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致使地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地球暖化不仅使大西洋飓风和西太平洋台风的破坏力屡创纪录，而且使南极出现创纪录的摄氏20度高温，使北极圈出现摄氏30度以上罕见高温，令瑞典、英国等邻近北极圈的国家遭遇极端高温、乾旱。位于北极圈内的一个俄罗斯城镇最低气温曾达摄氏－60度以下，但2020年6月下旬竟一度高达摄氏38度。北极高温正在令北极冻土解冻，不仅可能释放长久沉睡其中的未知病菌，而且会使其中的固态甲烷气化，大大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从而形成温室效应的恶性循环。南极北极升温在危及企鹅、北极熊生存和海龟等生物的繁衍外，还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威胁低地国家和许多国家沿海地区的生存。北极升温不仅加剧美俄等周边国家对北极的争夺，而且北极强冷空气频繁南下使欧洲、北美等地近年来在春天频繁遭遇极寒天气。而2019年持续近半年、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令数亿只动物丧命的澳大利亚山火再次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如果2030年前地球升温不能控制在1.5度以内，人类将遭遇毁灭性气候灾害。
　　（三）当今世界的变革性及其突出表现

　　变革性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当今大变革时代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之中”；“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家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⑤变革即革故鼎新，意味着长期量变基础上的革命性、历史性质变，代表着前进的力量和时代的进步。当今世界大变革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创造世界经济新动能、重塑世界政治新体系、促进世界大发展直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在基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新发展的大变革时代必然产生引领大变革的新思想新理念，大变革也必然催生、壮大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进步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最具时代性和现实性的先进思想，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大变革时代最具全球性和前瞻性的精神产品，是剧变中的当今世界克难前行的思想引领。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站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潮头、正在全面崛起的新时代中国，是当今大变革时代最突出的新的时代进步力量。因此，当今世界大变革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在世界大变局中披荆斩棘、在以世界生产力新发展推动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变化的历史大潮中蓬勃发展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在思想理论层面的集中体现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在物质、实践和制度规则层面的主要表现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并引领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制与国际秩序转型。

　　在一体性、变乱性都很鲜明的当今世界上，大变革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中心向全球发散，波澜壮阔地影响着全世界，遍及思想、科技、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许多领域。总体而言，当今世界变革性在于：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反映出“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西方中心世界没落）⑥之际，伴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中国全面崛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石破天惊的历史性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主要表现为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与国际秩序从西方主导的不公正型向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公正型转变和全球治理体系重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⑦。

　　三、当今世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正相关

　　（一）当今世界一体性孕育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人类整体性的凸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⑧。从理论逻辑上讲，当今世界一体性自然蕴涵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因为只有在一体性的当今世界上才可能构建各国真正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客观现实看，中国宣导、引领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应者云集、如火如荼地展开和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倡议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赞赏和回应，都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国际基础和现实可行性。中国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引领新型全球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强化了当今世界的一体性。世界一体性越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就越大，最终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可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理解这两者的正相关关系。
　　客观上，当今世界一体性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长期的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各国客观上初步结成了全球性共同体，并大大促进了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客观条件，打下了物质基础。这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建立在各国相互封闭、隔离和物质财富不够丰富的世界上，只能建构于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联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地球村”里，只能构建在各国“同在一条船上”因而必须风雨同舟、同舟共济、搏浪前行的当今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时代，只能构建于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物质文明非常发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基础上，只能构建于科技高度进步、各种生产要素互联互通的一体性世界的基础上。

　　当今世界总体上逐渐增强的一体性客观上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国接触、交流、合作的高度便利化。日新月异的交通运输和网络通讯技术大大便利了全球性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大大促进世界范围内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经贸发展，有利于文明对话、全球繁荣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全球性联系、到达、交流日趋容易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连接成一个整体，以致“越来越小”的世界成了“地球村”，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雏形。第二，各国互利共赢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即各国经济之间存在1＋1>2的集合效应。各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财富增长不仅靠各国资源投入和自身努力，而且有赖于各国经济交流合作、互通有无和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有赖于资源跨国乃至全球性优化配置。在各国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下，各自经济在资源投入和科技推动下固然能够增长，但是远不及相互开放合作条件下的增长迅速和持久，因为不同资源禀赋的经济体间互补性交往合作导致的市场规模扩大和彼此渗透、融合，对各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有重要促进作用。可见，世界经济一体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主观上，随着全球化曲折发展但不可逆转地总体深化，世界各国基于彼此高度相互依赖、深度联接的客观现实而产生的世界一体性意识或全球整体性意识总体上逐渐强化。“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重要文件充分说明，人类社会的现实危机感正在增强，克服危机的现实紧迫感正在上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在觉醒。”⑨换言之，“利害相关、命运与共”这一人类社会的新的“共有观念”趋于形成。这一世界性“文化”是世界物质力量结构之外影响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观念结构”，有利于人类社会完全走出彼此敌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即从当今世界没有绝迹的“霍布斯文化”（敌对关系），经由当今世界总体上的“洛克文化”（合作与竞争伙伴），最终迈向接近世界大同的“康德文化”（朋友关系）。⑩因此，全球化总体上不断增强世人的世界一体性意识，说明“环球同此凉热”在意识层面从想像变成了现实。这无疑有利于“同在一条船上”的世界各国加深相互瞭解、加强交流合作，从而增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二）当今世界变乱性产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遭遇全球化逆风等各种变乱表明：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引领、美英主导、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推动的旧式全球化，因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全面激化各种国内国际矛盾而在各国命运与共的“地球村”时代走到了历史尽头。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要求实现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公正合理化，中国发起“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型国际合作平台并得到广泛积极回应就是有力证明。同时，“特朗普革命”和“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从反面强烈地警示世人：任由狭隘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搅动的逆全球化蔓延，受害的与其说是全球化本身，不如说是被全球化联成一体的包括美英在内的世界各国及其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自全球化近代开启以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还是一国的经济动荡或政治冲突，都可能通过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蔓延到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扩展为对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⑪21世纪深度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任何“黑天鹅”都有“蝴蝶效应”。发生在一国、一个地区的变乱往往具有跨国性、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影响，成为全世界共同威胁，任何国家皆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因此，当今世界变乱客观上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世界变乱性产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必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方案，而是人类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解决全球性危机的现实而理性的选择。”⑫这正是中国为全世界摆脱“安全困境”、实现“积极和平”和共同发展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倡议的根本原因。习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阻止当今世界变乱演变为世界性大灾难的当务之急和唯一有效之策，是维护、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根本之道。当今世界各种变乱彼此迭加、相互影响，总体呈加深扩大之势：“英国脱欧”令欧洲一体化严重受挫，既不利于经济全球化，也妨碍世界多极化；在美联储主导的一轮又一轮全球性货币宽松把资本市场泡沫越吹越大之际，美国发动全球性贸易战和日益严峻的新冠疫情使“高处不胜寒”的美国股市在一个月内史无前例地熔断四次，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引发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几率急剧上升；在中东陷入伊斯兰极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突厥民族主义、犹太民族主义纷争之际，美、俄、土在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军事对抗与美伊全面敌对使中东陷入大混战的风险不断升高；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再退出2010年签署的两个超级核大国间仅存的唯一核军备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企图，以及美国成立太空军加剧太空军事化，都在加剧美俄非对称性军备竞赛乃至全球性军备竞赛，从而严重破坏世界军控进程，危害全球战略稳定；俄罗斯与北约军事对峙日益尖锐化和美俄在拉美战略对抗再起，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美俄对抗重新具有了冷战时期的严峻性和世界性；基督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间的“文明冲突”导致20年全球性反恐的结果是越反越恐，恐袭呈现全球化之势；地球暖化和环境污染加速地球生态系统恶化；尤其是新冠肺炎全球性扩散在严重威胁全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同时，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产业链和供应链；等等。若如此严峻的事态持续恶化下去，世界和平与发展将受到严重破坏，人类安全与生存将遭受严重威胁。因此，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避免世界性大灾难降临，是全世界的当务之急和唯一正确的可行之道。

　　（三）当今世界变革性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在大变局与大变革对立统一的当今时代，应对世界大变局、缩小直至消除世界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本之道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维护世界一体性、促进世界大变革。“随着全球治理陷入制度困境、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趋。”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今世界大变革的思想先导和精神引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社会新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崛起和世界影响不断扩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当今世界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中坚力量，而且是在世界剧变中大力宣导和践行开放、交流、包容、互鉴、协调、平衡、互利、合作、普惠、共赢、绿色、创新等新发展理念、努力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制公正合理化的时代进步力量。作为当今世界大变革的突出代表，新时代的中国首倡并引领国际社会践行既切合当今世界一体化现实、又满足全人类社会紧迫需求、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空前宏伟的全球治理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各国在世界剧变中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等全球性威胁、共同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正道。新时代的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以自身巨大变革引领新型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维护世界一体性、化解世界变乱性、凸显世界变革性，从而维护和促进全人类共同利益。近代以来首次站在科技革命潮头、以自身不断变革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对外战略最高目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日益凸显着当今世界的变革性和时代进步性，有力促进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全球化，从而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当今世界变革性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论证这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和时代发展大趋势的重要判断。
　　第一，早已立志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中国在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变革的主要代表，因而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必然以大力宣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1956年，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很落后的中国也立志要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50年代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个雄心壮志。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自身不断变革、发展壮大和越来越广泛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给世界以越来越大的积极影响，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由于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也越来越需要世界，习近平就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立即作出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最高战略决策，并紧扣现实，加强内外统筹，把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直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融为一体，创造性地实现了“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⑰从党的18大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不久，习近平就向国际社会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之后，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重大场合深刻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使之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和文件。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的大国责任，多次减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对华债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毫无保留地与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向他们提供无私援助，并抓紧研发新冠疫苗，并史无前例地公开承诺：一旦研发成功，将以此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惠及全世界人民。显然，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新冠疫情爆发后提出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并引领国际社会努力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不是中国出于一己之私，而是在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世界大变局进而迈向人类美好未来的时代伟业中承担的不可推卸的历史性责任；也不是突发奇想，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新时代中国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现实要求和历史必然。由于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且不可能孤立地崛起，一定是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群体性崛起，而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题中之意，因此代表当今世界大变革的中国崛起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换言之，当今世界的变革性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

　　第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基本趋势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不仅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把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依次划分为“五大社会形态”，而且依据人的自由度的两次质变，从“社会共同体”角度把人类社会从低到高依次定义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自然的共同体”指世界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共同体，包括原始的氏族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奴隶制时代的共同体、封建时代的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人的自由度极低甚至全无，普遍存在“人的依赖关系”。“虚幻的共同体”指仍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中，表面上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人因普遍存在对“物的依赖关系”而没有实现真正的个性自由，因此马克思称其为“虚幻的共同体”，以戳穿资产阶级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因此是最终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谎言。“真正的共同体”指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从而出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实现所有人全面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⑱，即理想共同体。从当今世界现实与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相结合的角度看，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虽总体上仍处于“虚幻的共同体”阶段，离“真正的共同体”仍非常遥远，但早已进入向“真正的共同体”曲折、缓慢过渡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这个历史进程在人类社会发展当前阶段的前进动力是当今世界大变革，其前进趋势表现为中国宣导和引领的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其艰难曲折性表现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为了顺应世界大变革的历史发展趋势、促进大变革的时代进步潮流和应对大变局这一人类社会共同挑战与威胁，在“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过渡的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性共同体”⑲，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想共同体生成过程中阶段性的共同体样态，担负着历史性的过渡作用，并体现出承上启下的阶段性特征”。⑳因此，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代表，新时代中国宣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短期内不是以建设“理想共同体”为目标，而是要从根本上应对诸多全球性挑战和威胁，引领世界各国共同减少当今世界的和平赤字、民主赤字、发展赤字、生态赤字和信任赤字。
　　四、结语

　　新冠病毒肆虐下，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的当今世界，是大变局与大变革的矛盾统一体，具有“三性并存”这一前所未有的总体特征。当今世界的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三者间构成对立统一、共生共存的关系。其中，当今世界一体性宛如母体，当今世界变乱性和变革性好似一对貌似而质别的双胞胎。换言之，当今世界的变革性与变乱性对立统一于当今世界的一体性之中。一体性既构成变乱性和变革性的基本环境，又一定程度上从正反两方面催生了变革性和变乱性。变乱性损害一体性，且对抗着变革性，但既超脱不了一体性，也阻挡不了变革性，反而客观上凸显了变革性之必要。变革性消除不了变乱性，但一定程度上可抑制变乱性，最终强化一体性。

　　动荡、变乱的当今世界看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格格不入，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宛如搭建乌托邦一样不切实际。但是，动荡与变乱发生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上，违背全世界共同利益，威胁着全人类安全、发展乃至生存，因此人类社会又迫切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虽然世界大变局难免动荡与变乱，但大变革才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性因素和方向性力量，这个大方向的指向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从实然、应然、未然三者之综合角度看，新冠病毒肆虐的当今世界在一体性、变乱性、变革性这三个维度分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可行性、必要性、必然性形成三重正相关。

　　在新冠病毒全球肆虐、世界各种矛盾趋于激化的严峻而复杂形势下，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充满矛盾的特大命题。一方面，具有一体性的当今世界前所未有地离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近，新冠疫情肆虐下全世界的当务之急是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刻不容缓的长期任务和共同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下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冲突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难度增大，当今世界离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渐行渐远。其悖论在于：虽然新冠疫情迅速全球蔓延再次证明了当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是“一损俱损”的共同体，各国急需同舟共济，但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不是凝聚了全球共识、缓和了国际国内矛盾，而是扩大了世界范围内思想和利益的鸿沟、加剧了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使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似乎更难实现。换言之，深度全球化而又剧变中的当今世界一方面急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越来越难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困境，它表明当今世界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生死攸关的时期。虽然长远美好未来可期，但中短期内世界陷入大危机甚至大灾难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此，只有彻底抛弃丛林法、霸权逻辑、冷战思维等错误的陈旧思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才有光明未来。
　　注释：

　　①《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讯会议发表书面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6月19日，第一版。

　　②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5页。

　　④郑保国：《当今世界剧变背景下的时代主题和未来走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7页。

　　⑤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版，第332页、第199页。

　　⑥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58－59页。

　　⑧刘建飞：《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9月版，第53页。

　　⑨王公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92页。

　　⑩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⑪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第10页。

　　⑫王公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92页。

　　⑬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9页。

　　⑭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9页。

　　⑮《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3页。

　　⑰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57－58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⑲王公龙：《过渡性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理论视野》，2019年第3期。

　　⑳洪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契合、传承与创新》，《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0期，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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