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老将钱永祥：两岸人民应思考爱国主义

　　中评社台北4月11日电（记者　倪鸿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钱永祥10日在保钓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上指出，50 年前的保钓运动，学生没意识到该如何面对意见不同的同胞、同志；但这些年来，两岸人民政治意识增加了一些新经验、新成分。这时重新思考爱国主义，或许对两岸的爱国者、特别是年轻世代有参考价值。

　　钓鱼台教育协会、全台渔会、苏澳区渔会、头城区渔会、琉球区渔会、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鼓浪前进─保卫钓鱼台运动五十周年纪念研讨会”，马英九受邀出席。

　　保钓老将、“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钱永祥以“爱国主义：保钓运动五十年后的省思”为题表示看法。

　　钱永祥表示50 年前的 1971 年，他还在大学三年级就读，受到北美保钓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了台大校园里的保钓运动。当年的保钓运动主要是北美的台湾留学生发起，香港以及韩国、马来西亚的华籍同学也加入，前后有上万人参与。

　　他指出，当时的台湾还在戒严时期，社会封闭，校园的管制很紧，当他还在迟疑的时候，韩国以及港澳的侨生已经发难，在校园里张贴海报，表达国土遭强权侵占的义愤，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于是本地生也鼓起勇气，以保钓为号召，掀起了一场学生的抗议风潮。

　　他说，必须承认，由于当年各种条件的限制，岛内的钓运先天与后天都有不足。 保钓运动一直停留在校园里，加上校园与社会绝缘，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共鸣。那时候的台湾社会也还不够成熟，无法像 80 年代那样出现真正的社会力量，推动政治与社会运动。

　　钱永祥表示，保钓运动对于参与者当然具有高度的个人化 的意义，不过不仅它的表面目标“保卫钓鱼台”无从实现；它也没有转化成具有明确内容的政治运动或者文化运动的准备。钓运的参与者后来分道扬镳， 有回归大陆体制或者台湾体制者，有从事统运或者独运者，也有人投身推动社 会运动、民主运动。但是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好说明了钓运的内容模糊不定，可以同时向多个分歧很大的方向发展？说明了钓运本身的情绪成分，远远超过了理念的成分？

　　钱永祥认为，保钓运动的主要内容的确是一种情绪，也就是爱国主义。但爱国主义这种情绪容易流于狭隘，甚至于丑恶。所谓爱国，很明显并不是爱当下执政的政府 （government），因为一个爱国者显然可以反对政府的施政，反对主政者的统治方式与错误的政策，甚至于设法取而代之，都丝毫不妨碍他的爱国。

　　他指出，其次，爱国也不必然认同当下的政权或者政治体制 （the state），因为发动革命推翻现行体制的人，往往也是非常爱国的人，这个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爱国”的“国”通常指国族或者民族 （the nation），也就是一个共享着某种身份认同的族群，由其历史、语言、文化、风土、习俗、 生活方式等构成。

　　钱永祥表示，50 年前的保钓运动，当时国际上强权政治当道， 越战进行的如火如荼，冷战的敌我思维方式弥漫，保钓学生习于以黑白正邪的眼光看待政治对手，同时由于几乎不曾经验过民主的集体生活，也就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面对意见不同的同胞、同志。

　　他说，另一方面，保钓运动的爆发时机，正好遇到中国大陆登上世界舞台，中美建交、中日建交、台湾被赶出联合国等等涉及中国崛起与台湾前途的庞大议题，很快就把保钓这个相对单纯的议题席卷而去，原本比较素朴的爱国主义，顿时被注入统独、左右这些高度政治化的内容。其结果就是钓运的分裂以及逐渐萎缩。

　钱永祥指出，50 年过去，虽然国际形势有很多改变，中国崛起之后，国际强权政治的运作方式势必有所不同，但是敌我对峙的意识依然强盛。这种情况之下谈爱国主 义，很难不被各种官方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带着走，结果复制当年的许多问题。但是这些年来，两岸人民的政治意识增加了一些新的经验、新的成分。这时候重新思考爱国主义，或许对两岸的爱国者、特别是年轻的世代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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