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斌：“一国”有容乃大　“两制”各显所长

　　中评社北京4月20日电／据大公报报道，中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吴志斌表示，1981年7月18日，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镛曾在人民大会堂获邓小平接见。查氏曾以无比钦佩的口脗称赞邓小平的治港远见，“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查良镛之言不无见地。“一国两制”的格局之广、气度之大乃至胸怀之深，是古今难得一见，中西闻所未闻。试问世上哪个政党愿将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抗的社会制度纳入麾下，包容其中，并与之携手共进？2019年西班牙加泰自治区的争取独立事件，可作一个反面参照。

　　从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到2021年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从法律法规和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的层面，落实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再一次肯定了“国”的不可撼动性，再一次使香港在中央最大的善意中，重归长治久安、行稳政远的初心和正轨。

　　把握民之所欲国之所需

　　对于“一个国家”的坚守是硬道理，是没有商榷余地的底线，更是“两制”落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清算了挑战国家安全的“挡路虎”，清洗了卖国卖港的“颜色鼠”，“两制”才有平稳运行的空间和前提。但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维系是需要智慧、勇气与包容，两者互为补充，借鉴完善，是“一国”领导下的试验窗和新尝试。在牢牢抓住“一国”的大原则下，“两制”如何互动、如何相互促进，这是一道摆在香港建制派前的大考题。

　　首先，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社会必须意识到，社会主义是有其优越性及不可替代性，若是一味沉迷在原来香港道路自信的荣光里，做不到自我反思和鞭策，最终只会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无法把握到民之所欲，国之所需。这一场漫长的新冠疫情“保卫战”恰恰体现出在统筹协调，调动人力、团结人心方面，社会主义中国始终是世界的榜样。这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人心长城是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不可抗力前的最有力之“武器”，充分体现出制度优势。

　　其次，“一国”之下的“两种制度”绝对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一个压倒另一个成相互替代的强迫状态。“一国两制”也一定不是以“一国一制”为最终目标而制定的。近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财委会会议上指出，虽然派遣中高级及首长级人员到内地院校交流、参加考察培训的名额已增至1000个，但希望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增加名额，让较为基层的公务员亦参与到内地考察和进修的计划之中。同在会上的民建联议员蒋丽芸进一步表示，希望香港官员可以去内地“挂职”，“落啲县呀、乡呀”（去到乡和县），相信会对官员在日后处理基层问题方面有所裨益。

　　“两制”和谐需“一国”护航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第一，香港官员赴内地交流是好事情，但若一定要落实到乡镇村等基层层次，确有一些“矫枉过正”。香港社会与内地农村的情况是天差地别，南辕北辙，让香港官员“上山下乡”，不免让内地考察挂职变得有些“削足适履”。第二，与其实行项目化、单向度的公职人员的考察交流，不如落实制度化、双向度的挂职交流。让内地和香港的官员互为学习，彼此合作，相互砥砺，共建和谐一体的“两制”环境。进而言之，内地不仅是有香港值得学习的地方，而香港本身也应该成为内地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可以提供建设性参照的地方，这才是“一国”之所以需要“两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故此，建制派在新时代下，一方面要成为稳定香港、建设香港、繁荣香港的建设派；另一方面也要成为香港核心利益和价值的捍卫者、守护者和建设者。唯有如此，建制派才能获得香港市民更多的拥护和认可，才可以真正成为香港社会主流的政治团体，才能最终成为配得上“一国两制”优越性的实践者、体现者和保护者。

　　坚持一个中国，是不容商榷的“唯一”，是港澳生生不息的“源头”；坚持“两种制度”，是互为补充的“唯二”，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支”。“一国”的有容乃大需要“两制”的各显所长，共存共荣来体现，而“两制”的良性和谐又需要“一国”的保驾护航。唯有如此，香港的运作才能在大国崛起的世代中，安顿好自身的位置，寻找到立命的坐标，在与国家同频共振中保持自身的特质、优势和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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