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峰：中评社新闻舆论场与舆论力量

　　中评社香港4月23日电/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郭伟峰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中评社的新闻舆论场与舆论力量》，作者指出：新闻舆论是什么？现在的相关定义非常不一致，多元化。作者认为，通过新闻媒体发表的、能够引起受众广泛关注及反馈的言论观点之汇合，就是新闻舆论。或者说，舆论简单的定义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在新闻媒介上体现出来，就是新闻舆论。新闻舆论力量顾名思义就是新闻舆论的影响力。中国评论通讯社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智库媒体，其中最重要的力量表现就在于新闻舆论。文章内容如下：

　　一、两岸及港澳舆论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中评社的新闻舆论力量是因应两岸及港澳舆论场而来的，要发挥舆论力量，首先得认清舆论场的特殊性。在这里，我们要重视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关于舆论的理论分析，他在1922年的著作《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李普曼在将近100年前的理论创建，放诸于今天的两岸及港澳舆论场，也一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1，两岸及港澳舆论场复杂多样。

　　因为两岸及港澳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尤其是海峡两岸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所以各自的舆论场必然不同。从意识形态来看，有两个阵营的舆论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区域特点来看，分成大陆、台湾及港澳四个完全不同的舆论场。从媒体特性来看，则分成了8个舆论场，即为大陆、台湾及港澳四个地方又各自拥有两个舆论场：主流媒体舆论场与社交媒体舆论场。由此可知，两岸及港澳舆论场不可能是单纯的，更不可能是同质化的。要在如此复杂的舆论场发挥作用，就必须具有不一般的新闻舆论力量。
　　2，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制约舆论场。

　　对抗性矛盾是指矛盾双方在根本性质和根本利益上互相敌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斗争形式一般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非对抗性矛盾是矛盾双方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一般不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即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式。须知，两岸及港澳舆论场是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纵横交错的舆论场，其对抗性舆论往往大于非对抗性。尤其突出的是在两岸之间、台湾内部与香港内部。比如说统与独的矛盾、香港维护“一国两制”与颠覆国家主权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和平与发展之间虽然有矛盾，但都是可以调和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3，如何辨识舆论主场与舆论主体

　　从整体来看，两岸及港澳舆论场并不是处于同样的地位的，就是说不是平起平坐的，必然有主次之分。从两岸关系的舆论实力来分析，舆论主场当然在大陆一方。从舆论特殊性来分析，香港在实施“一国两制”过程的舆论最特别，是主场。从舆论的危害性来分析，台湾的独立舆论最具风险，是主场。然而，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舆论的主体必然在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实践的方面，无论是认同或者反对，都无法脱离这一舆论主体。舆论主体是由众多人构成的舆论的发出者。试想，在大中国范围中，独立与分裂，怎么有可能成为舆论的主体？

　　用李普曼的理论来分析，两岸及港澳舆论场真的存在着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虚拟环境的主要营造者，也就是两岸及港澳的大众媒体，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并没有完全发挥正向的强大影响力，很多媒体反而在发挥破坏、撕裂社会的作用力，增强的是彼此之间更加刻板的成见，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实环境未必差，虚拟环境未必对。

　　二、两岸及港澳舆论场的舆论冲突与对抗特点

　　舆论冲突不是怪现象，是舆论的常态。舆论冲突指两种舆论陷入尖锐对抗的状态，以不可调和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一方压倒另一方为结局。毋庸讳言，在两岸关系中，以及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存在非常严重的舆论冲突。
　　1，舆论冲突的危机随时发生。

　　按照有关观念分析，舆论冲突的第一种形式是相互攻击。第二种形式是意见冲突和武力冲突相互补充，以武力冲突来解决舆论冲突。从历史上看，一切武力冲突的前期都有一个舆论冲突过程，舆论冲突激化，随时都可能酿成武力冲突，武力冲突的目的在于解决舆论冲突无法解决的矛盾。这样的舆论冲突的特点描述，与当前的两岸关系完全契合。统一与独立的舆论冲突，2020年在两岸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其激化程度，已经有意无意地与武力冲突相勾连，这是两岸8年和平发展时代未见的重大舆论危机。在香港，中央被迫制定《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乃经过多年的舆论冲突、尤其是港独舆论的兴起，以及分离活动的猖獗，导致恐怖主义活动在香港抬头，舆论冲突即将进入武力冲突阶段。中央对此无法视而不见，务必起而遏之。当然，关于《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争议是在立法层次的争议，还是属于舆论冲突的范畴。

　　有观点认为：相对于传统传播环境，网络时代更易爆发政府舆论危机。网络空间的自由言论机制为非理性言论流行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信息爆炸的网络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种信息，而且可以自主过滤与自己见解相反、兴趣不一致的信息。后者增加了“群体极化”的可能性。偏颇的情感容易被无限制地宣泄，与极端意见相左的观点却因为畏惧粗暴攻击不得已选择沉默。确实如此，两岸及港澳的社交媒体，是舆论冲突乃至引爆舆论危机的最糟糕环境。

　　2，对抗性认同是舆论场的重大威胁。

　　两岸同属一中、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是目前的社会正当性认同，而予以否认及对立的，当然就是对抗性认同。在两岸及港澳舆论场中，其对抗性认同的壮大是对和平、安全、稳定、繁荣的最大威胁。从香港近年发生的反中央、反政府、反社会的社会事件来看，当对抗性认同发展到另类认同时，往往迅速转化为集体行动，对抗性话语从线上的话语战争走向线下的示威活动，大批民众在短时间内涌向街头，成为冲击社会实体的对抗行动。这时，对抗性话语往往真正成为对抗性政治，对政权产生致命冲击。所以，当对抗性话语无法遏制或者疏导，且不断汇合壮大，就必然会产生对抗性认同，反过来制约舆论场，催生破坏社会的实体力量。
　　3，舆论对抗的基本特点。

　　舆论对抗的基本特点包含舆论动员、舆论打击、舆论封锁、舆论误导等等，具有明显的反理性特征。在历经数年的香港蓝黄舆论对抗中，这些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举例言之，有关舆论动员，黄营在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控制力都曾经远远大于蓝营，动员能力是蓝营的数倍以上。有关舆论打击，黄营无所不用其极，大量制造与运用假新闻，让蓝营百口莫辩;更有甚者，通过“起底”，即泄露个人资料以打击执法者。有关舆论封锁，因为自媒体平台控制在外国公司手上，他们支持黄营舆论，封锁蓝营声音，导致蓝营失声挨打。有关舆论误导，黄营充分调动西方舆论，以偏见看事实，误导国际舆论，也误导在地舆论。这就决定了，蓝营要脱围而出、打破被动挨打的困境，也必须用同样的舆论手段来对付之：一要争取掌握社交媒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二要以事实为准，勇敢还击；三要通过法律手段制约外国人的媒体平台作乱；四要加强对国际社会释疑解惑的能力。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舆论对抗中最容易导致反理性的冲动。

　　三、把握舆论共识，发挥中评社的舆论引导力

　　中评社绝非沉迷舆论斗争而不可自拔的新闻平台，但在如此激烈对抗的舆论场中又应该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评社在政党、政府资源等方面，没有什么背景实力，也就是没有硬实力。如新华社等是国家通讯社，中央社也是台湾的执政党的通讯社，政党政府的政策与之相适配，具有权力话语权。它们具有新闻舆论的主导权，务必进行新闻宣传与舆论斗争，它们被赋予了这样的硬实力。没有这等硬实力的中评社当然不必要去和它们比肌肉，因为我们没有。中评社要反其道而行，要致力发挥独特的软实力，这就是舆论引导力。舆论引导力主要表现在如何把握与凝聚舆论共识的方面。

　　1，社会共识与舆论共识的关系。

　　社会共识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看法。也称社会合意，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下去，需要该社会成员对社会有一种共识，即对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正确与错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事物等等要有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判断和行动才会有共通的基础，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由此而论，如果有社会共识，就必然会出现舆论共识，舆论共识与社会共识互为促进，互相依存。两岸及港澳舆论场尽管充满了矛盾，但是依然拥有社会共识，也一定拥有舆论共识。如何判断社会共识，进而把握舆论共识，是中评社日日新、时时新的重要课题。
　　2，两岸及港澳的最重要舆论共识。

　　要明瞭两岸及港澳的最重要舆论共识，首先要判断何为最重要的社会共识。我们要深入思考：如何形成社会共识?如何寻找到各群体求大同存小异后的“最大公约数”？高阶价值，即共通的，且具有相对的优先性，可以引导、协调、整合社会中的不同意见的价值，这是达成社会共识以及舆论共识的有效路径。我们认为，作为两岸及港澳的现阶段最重要的主流的社会共识与舆论共识，就是十二个字：民族复兴、和平发展、稳定繁荣。无论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无法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无论支持统一或者倾向台独，更多人都愿意维护和平的手段和模式。无论拥护或者反对“一国两制”，更多人都希望经济稳定、保持繁荣。有了这样的社会共识与舆论共识，就有了中评社大展拳脚的新闻舆论舞台，就能够最有效地发挥舆论引导力。

　　3，中评社的新闻舆论以促进共识为目标。

　　按道理来说，舆论场内的交锋应建立在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以理性和节制的方式表达。但是，在两岸及港澳舆论场，这样的良好环境是不存在的，非理性、不节制是两大特点。如果没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网络舆论场，中评社又能做一些什么？我们必须力排干扰，坚定不移地以促进共识为目标，也就是要掌握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主流舆论引导当然要有终极的话语建构目标。这就要做到：第一，以民族复兴、和平发展、稳定繁荣作为两岸及港澳的公共利益，进而成为中评社最重要的舆论导向，以求获得两岸及港澳舆论场形成一定的共振效应。第二，要端正态度，以理解与包容的态度来介入舆论场。中评社记者编辑来自两岸及香港，是最瞭解各地的舆情民意的媒介，别人不懂的，我们要懂，别人不容的，我们要容。第三，坚持理性对话，没有理性，在特殊的舆论场就会失去道德制高点，就会沦为争强好胜的舆论打手。中评社永远不要以引爆舆论场、挑拨离间、从而捞取政治与经济利益为目的。如此，中评社的舆论引导力就能够发挥正向作用。

　　舆论引导力是指特定的组织、个人或媒体根据其意图对舆论的性质、发展趋势和方向进行引导的能力，它主要由舆论引导中的传播力、影响力、说服力和凝聚力四要素构成。中评社有一定的传播力、影响力，把握与促进舆论共识，就是在说服力和凝聚力方面不断强化。
　　四、中评社必须拥有舆论监督权

　　舆论监督权的基本定义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瞭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新闻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其主要监督方式有报道、评论、讨论、批评、发内参等，但其核心是公开报道和新闻批评。因为“舆论监督的实现需要两个环节：一是提供足够的舆论信息，即可以形成舆论的事实和情况，使人们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有充分的瞭解；二是在拥有信息的情况下，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及有关人进行理性的、坦率的评论。在信息日益丰富的情况下，舆论批评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人们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论辩、辩驳乃至争论，即众多个体意见的充分互动，最终达到某种为一般人普遍赞同、且能在心理上产生共鸣的一致性意见，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在舆论场中，没有监督权也就等于没有参与权。所以，中评社在两岸及港澳舆论场中应该拥有怎样的舆论监督权？我们一直在实践中寻求最佳的答案。

　　1，首先要拥有问题导向思维。所谓的舆论监督权，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中评社要拥有一定的舆论监督权，就必须对两岸关系问题、香港问题有深入的、独到的问题导向思维。要发现和抓住两岸及香港各种问题中的主要问题，要有能力思考与分析判断有关问题，并且要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正因为如此，中评社才不遗余力打造智库媒体，培养专家型记者，构建运行大数据分析系统，从思想层次、政策层次、舆论层次、科学技术层次，向两岸及香港各个方面提出问题，提出对策。

　　2，其次要使用比较宽泛的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新闻舆论监督有两个内涵，相对狭隘的内涵就等同于批评，比较宽泛的内涵同时包含肯定和建议。社会共识与舆论共识的构建过程中，不是只有批评而没有肯定，一手抓批评，一手抓肯定，方为上策。比如说，在涉及民进党的新闻处理中，对于其被独派绑架而提出的危及两岸关系的台独政策主张，我们必须批评，没有可能不批评，因为台独是引爆两岸战争的烈火。但是，民进党中也有很多改善两岸关系的积极建议，对此必须予以肯定，不能因为民进党的党性而忽视了其中的理性。

　　3，要坚持既有的原则立场，要依法实施新闻舆论监督。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既有的原则与立场，中评社的追求和平与发展、反对引发战争的分裂言行就是基本原则之一，不可调和、不会放弃。此外，两岸及香港的法制法规不尽相同，有些在这边是对的，在那边则是错的。遇到这样的棘手问题，作为中评社不能够选边，必须都要予以尊重。而且，两岸关系之间互有法律条规的规范，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也有基本法规范，当各种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依照相关的法规进行批评监督。举例言之，《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通过并予以实施，作为立足香港的媒体，我们必须完全尊重，要提醒港台关系的践行者知法、守法，如果无视法规，港台关系就会受重伤。
　　五、中评社要成为沉默舆论的关注者

　　新闻学者徐翔关于沉默舆论概念的阐述，非常值得中评社研究与掌握。徐翔认为，舆论通常具有公众传播性和公开表征性，必须经过公开的社会讨论传达和公众性的传播，在社会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生发激荡。然而，舆论也具有“沉默”的形态，可以在非显见的隐性意义场中得以生长和传播。沉默舆论，不仅指的是显在舆论的潜在形态或弱化形态，而是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即虽然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和传播，但是蕴含着重大传播能量和重要社会作用力。从核心界定来说，沉默舆论是表面上不被公开性、公共性地明确表达或传播，但却在社会公共领域和公众中具有传播效果和作用的表征内容。沉默舆论并不只是基于其不被公开表达、议论或不被明确地言语表征，而是基于这种从潜在性与沉默性而通向公共性与效果性的张力结构。尽管它不具有通常所见的热门议程、公共话题的显性舆论形态，不具有在各种大众媒介载体和“议程”中的公开表达和传达形态，但是依然在沉默的话语机制中进行社会传播，并对公众和社会意见具有较强的传播效力和影响作用。①

　　中评社在实践中发现，沉默舆论在两岸及港澳舆论场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去发掘，根本觉察不到沉默舆论对公众社会存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沉默舆论既然是沉默，就不会活跃在网络上、自媒体上，那么沉默舆论的作用机制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徐翔指出：其一，沉默舆论生成对社会意见和社会情绪的隐性的作用与改变。大规模的民意生成滋长并不一定在显赫的舆论声势中完成，而是具有潜在的扩散和隐性改变。舆论的不可见并不意味着它在传播力度和传播效果上的缺失。其二，沉默舆论形成对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的爆发转换。舆论并非一直处于高亢状态，而是有其起伏转换的过程。沉默舆论并不需要发展滋长为显舆论才能起到功效，但它本身也有着把舆论内在的沉默力加以转换和释放爆发的机制。其三，沉默舆论构成与显舆论共同作用的有机传播生态。沉默舆论可以表现为显舆论背后的延伸乃至基础，成为对显舆论进行调控中必须面对的必要构成。②

　　两岸关系是在起起伏伏中前进的，从两岸敌对时期到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又回到两岸对抗时期，台湾的主导舆论肯定也会随之变化，彰显的舆论地位会被替代。比如马英九执政时代，推动两岸交流是彰显舆论。2016年蔡英文、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大倒退，推动两岸交流的彰显舆论突然就不见了，是消失殆尽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政党政治压住了这样的民意，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压制了这样的声音。于是乎，推动两岸交流的舆论就转变为沉默舆论。

　　中评社坚持寻找和采集继续推动两岸交流的舆论观点，就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舆论有其起伏转换的过程。今天的沉默舆论，就是明天的改变社会的彰显舆论。和平统一在台湾的政治压制中，难于成为彰显舆论，但是与之相伴相生的和平发展舆论，终究不会沉默的。
　　六、中评社独具的舆论代表概念

　　在新闻传播学中，有舆论领袖与意见领袖的概念，虽然各方对其中意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观念是我们需要学习瞭解并运用的。不过，中评社经过实践，发现用舆论代表的概念，更加有用，更能弥补不足。

　　1，舆论领袖、意见领袖概念的异同。

　　舆论领袖是指能够非正式地影响别人的态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变别人行为的个人。公众舆论的大规模形成，需要精英人物的引导，将局部舆论演化为社会舆论。这类精英人物就是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是社会舆论的高层主体，处于第三级地位。舆论领袖发表意见不仅引导舆论，更重要的是生产意见，提出系统性、指导性的观点，对社会问题作出高于大众认识的阐述，因而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至于意见领袖，有人将之完全等同于舆论领袖，但也有人认为有区别：意见领袖一般非常符合大众的心理与利益诉求，他们往往就被自然地推选成为了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往往与主流意见不相符。也就是说，舆论领袖代表主流舆论，意见领袖代表非主流舆论。这样区分也不无道理。

　　在两岸关系新闻舆论及意见的采集中，中评社历来重视对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观点访问。比如，在吴伯雄担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及国民党执政期间，他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至为重要的台湾方面的舆论领袖，也是中评社最为密集求教的舆论领袖。

　　2，中评社舆论代表的特征。

　　至于中评社独有的舆论代表概念，包含几层意思：一是主流舆论的代表者，不见得一定要具有改变别人的行为的实力，但是必定可以让人知道何为主流舆论。二是主流舆论的解读者，这与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带头者身份地位是不相同的。三是主流舆论的助力者，这与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必须带领舆论或意见前行的引导者作用有所不同。因此，大量的专家学者、社团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都纳入了我们的舆论代表范畴，中评社的舆论说服力就更加强，扩大了舆论力量。
　　3，中评社舆论代表的作用。

　　说实在的，一个舆论代表的影响力可能比不上一个舆论领袖的，但是一群舆论代表的作用，在很多方面绝不亚于、或者会超出一个舆论领袖的作用。中评社舆论代表的突出作用有：其一，影响普遍的人，就是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关注。其二，影响特殊的人，对政府、政党政策和知识精英阶层也必有一定影响。其三，影响不同的人，可以跨越制度障碍，与对方平等对谈。两岸及港澳之间，在很多方面没有社会共识，要引导舆论共识就难上加难，舆论领袖及意见领袖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很难发挥。但是，一旦两岸及港澳的舆论代表都在中评社这个平台上、就受众关注的问题进行平等对谈，其有关影响力、说服力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鉴于新闻很容易成为一种“主观真实”，而它与“客观真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出入。所以李普曼建议通过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组织，依靠专家来搜集消息，这种独立的组织机构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困扰，将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这两者分开，专家只是执行收集情报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信息的客观真实。并且这些专家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对于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者行业知识储备不足这一难题。李普曼认为这种独立的情报机构，能够客观地还原事实，有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因此也能构建理想的民主社会。李普曼强调在收集信息时客观中立、不受个人偏见的影响的做法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身。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舆论的想法不切实际，对大众持轻蔑的态度，认为无知的大众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这是李普曼理论的硬伤。李普曼笔下的专家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

　　中评社的舆论代表绝非李普曼式的专家，而是能够代表主流社会的民心民意，也能唤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甚至认同的专家，他们来自大众，服务大众，引领大众。

　　注释：

　　①《“沉默舆论”的传播机理及功能研究》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作者：徐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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