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春亚语中评：何为香港最大的问题
中评社香港7月1日电（记者 高映竹）近年来，内地到香港的留学人数与日俱增，但留港者比例颇低。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香港在全球竞争中如何获得科技人才的青睐？
香港东方蜘蛛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耿春亚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香港对没有背景条件、没有后台资源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平台。但香港必须寻找新动力，若港府固守陈规把“身份”当做诱饵和优势来吸引人才，人才的流动将会十分被动，科技产业落后将无可避免；如若港府能在对待人才观念上推陈出新、包容并蓄，打造成人才自由进出的“流动港”，有了真正的人才配置，他相信香港可以发展成为国际级创科中心。
耿春亚，200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派香港，取得香港城市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于香港科技园创办“东方蜘蛛”，自主研发“社交通”社交组织管理云系统，为香港社交组织机构客户提供系统及增值运营服务。
采访全文整理如下。
赴港留学人数暴增？主因不在香港
有传媒统计截至2017年内地生就读八大港校人数已逾12000，较13年前增涨了三倍，港校学费也随之水涨船高。耿春亚结合报告指出，实际数字应不止一万二，从入境处查到的准确资料显示，2017入境处发出的新增学生签证人数超过2万人。较13年以前（04、05年）相比增长倍数超过10倍以上。
“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关键节点，港府05年开始自费生和08年伊始开放毕业就业政策（IANG）。”
耿春亚认为整个所谓传统英联邦“英制教育体系”下，都会把教育产业化：一年期的硕士多快好省。产业化的模式使得赴港留学人数增长很快，学生多了，需求大了，学费自然水涨船高。“在香港读本科，非本地学生的学费都是本地生三倍以上，自费硕士生的学费更是没有监管的完全市场化，一年十几万甚至更多。当然，教学产业并非坏事，增加收入的同时能吸纳人才，一举两得”
至于吸引内地学生赴港留学的因素，耿春亚认为主要不在于香港，而在于内地。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有经济条件提供孩子海外留学。“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如果海外高校不给奖学金，我们是不可能出去读书。”
其实现在不光是香港，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中国留学生人数都普遍上升，“一般家庭的父母都掏得起二三十万给孩子出来读书。”
大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给了大家提供子女出国留学的经济条件，加之香港靠大陆近、学费少、门槛相对较低、学制短，毕业后还能留港就业作为毕业发展机会等具有吸引力，让香港成为众多中国内地留学生重要去向之一，且热度不减。
“其次申请香港硕士的门槛不算高，当然英国也不算高甚至更低，因为产业化属性决定了只要你符合入门槛条件就可以，雅思成绩要求也不是很高，这个量又开始增加。”耿春亚指出，如果香港教育正式产业化的话，可以录取更多的学生，只不过港校现在受到设施、住宿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才只有2万多，如果放开可以吸引更多。
教育品质方面，耿春亚认为本科生和硕士不同。
耿春亚作为香港清华同学会副会长和清华香港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有参与清华大学在香港的招生推介事务，他说每个人观点不同，但如果让他来做比较的话，他仍然认为清华会好过香港的任何一所大学，无论是从学生质素，教学研究水准，学校氛围文化和经费人脉哪个方面比较。“十几年前我选择清华大学读本科，如果现在重新让我选择一次，我仍然会选择清华。”
但在硕士层面上，耿春亚反而认为，如果不是想做Research就没有必要花2到3年时间在国内读一个硕士。他说， “留学香港是一个更有竞争力的选择，尽快完成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在新的环境中学习，有新的教学方式和充裕的学习资源，寻求和调整新的学习方式，利用好开阔的平台和就业引导，从而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他常鼓励一些内地朋友的孩子，用多快好省的办法赶紧读完一个硕士，然后抓紧工作，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寻找自己的优势领域。
留港率常年低迷 是香港人才的流失吗？
然而，在赴港人数增加的同时，资料显示，近来年复合留港率却不足三成。对此耿春亚表示，“留下的始终是少数，这很正常。”他相信，如果按社会学统计，到最后它会符合一些数学模型，大概二八分布。“如果你去看留英率、留美率，我相信也不会很高。”
在比较过去10年来复合留港率的波动变化情况时，耿春亚说他曾多次拿入境处的资料做过统计和分析，“哪怕摆在十五年前我读书毕业那会儿，留港率也就是两成左右，从后面的资料看也保持在两到三成。这只是一个比例性概念，现阶段还很难有资料去做到精确判断。”他解释。
尽管比例波动幅度不大，耿春亚指出不同阶段留港率低原因是不一样的。
“早期我们留港率低是因为就业签证政策问题，当时找工作困难，办签证困难，整个社会对内地留港人才类型的理解、聘用认知不足，手续办理十分繁杂。”他说，“而近几年的主要原因是本港就业市场窄，岗位选择跟机会并不很多。相反，内地随着经济发展，岗位增多，很多年轻人现在只把香港留学当做一种体验式学习的机会，最终选择回大陆就业。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离港毕业生大部分是一些上文说到的想留但留不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认为留也没有多大意思、选择中国内地发展会更好的人。
导致这部分人离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耿春亚展开十个手指头掰算。“如果我们从毕业开始梳理的话，大致有找工作不好走的；有感情不顺走的；有买房压力大走的；有父母希望回去陪伴走的；更甚的则有生了孩子不喜欢港式教育走的……一拨一拨的走，有些刚毕业走，有些过去三四年、七八年走。真正待满七年拿身份证不到三成，拿了身份证再走的一成，真正留下来的可能不到两成。”
所以是香港吸引力持续走弱，导致人才流失吗？
耿春亚摇头，“不是，香港这个地方不存在人才流不流失的问题。这些离港的原因非常正常，这符合是流动性人口的特征。”在他看来，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一个城市。“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待在北上广深，其实各方面条件不错却也选择离开，回家乡城市发展，大概也和我说的上述这些原因有关，包括独生子女这个原因。我发现现在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时父母大多希望他们能回去。”他补充道。
内地V.S.香港 综合品质谁更胜一筹？
其实细想之下，内地港校毕业生把香港住房差、房租贵、生活成本高作为离港理由，多半是预设了免费吃住父母的条件来比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仅目前毕业生在北上广深收入、房价等软环境比较呢？
耿春亚不假思索，“毫无疑问，香港更好。”
作为香港内地生联合总会会长，耿春亚常常被邀请去香港各大名校做分享，他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又不想回去投靠父母，那么你在香港奋斗条件不会比内地差，至少你毕业后的3到5年的奋斗条件，一定是香港好。
在耿春亚个人看来，香港是一个非常值得年轻人奋斗的地方。
“香港对没有背景条件、没有后台资源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平台，尤其是在毕业之后的3－5几年，但至于此后能否带着这样的经验跟能力，再回内地寻求转换新的发展机会，那得看个人的能力和机遇。”
耿春亚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北京做餐饮的朋友曾在香港某酒楼问一位大堂资深经理月薪，得知答案后就请该‘人才’赴京，并开出几乎是香港月薪的2倍人民币工资。“到了职业发展的中后期，比如五年以上工作经验以后，挑战随之而来。并非大陆就会比香港好，这和每个人本身的质素有关。”
耿春亚解释，由于香港社会层级和空间较为传统保守，类似于美国硅谷，社会成熟度很高，人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成长。相反，内地不确定因素太多，也许一旦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撞大运”。
问到他认为目前吸引大家回去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回答，“情感跟家庭的需要。”
可实际情况是，针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回去之后在职业发展上和在香港没有多大区别，也没有找到特别的机会；当他又开始寻求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时候，权衡过利弊的他就又会考虑返回香港。
“因为就软环境来说，生活的便利性、舒适度等等的整个条件，香港还是要比内地好太多。”
“再说回收入和房价的水准，其实跟北上广差不多。”耿春亚开玩笑说，“如果你去了深圳看房，再来香港看房，你都不会觉得香港的房价贵。深圳的房价真的很夸张！我不同阶段去看房，每每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慨：我有这个钱买它我还不如回香港买房，何况香港相对生活品质会更好。”
耿春亚说他一直有一个问题，一个人需要的空间到底是多大？尽管很多香港人住公屋，空间比较狭小，但其整体生活品质未必算差。“如果一定追求面积大，农村房子空间大，给你住，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幸福呢？”
年轻人不要迷茫 条条大路通罗马
其实，现在谁也不会说香港有什么压倒性优势或是内地有什么绝对不好。如果你还是纠结于“是去？是留？”的迷茫，耿春亚的建议是，“当你有一个理由需要你在在这个地方发展生活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对你最好的，不要犹豫。”
可，谁的青春不曾迷茫？
“但在青春的奋斗阶段，就应该尽量去奋斗，奋斗之后，青春才无悔；如果不奋斗，只是迷茫，毫无意义。”耿春亚认为更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去做去想，去寻找更好的未来。一路上会有很多机遇跟选择，永远选择最好的人，永远会做的最好。“我有个朋友原来学习成绩一般，读书毕业后去了东莞一个工厂做工程师，十年后，这家工厂上市了，成就副总裁的逆袭。我的意思是，”他举了个例子道。“只要你奋斗，就会有收获。要懂得去抉择。”
“年轻人最大的机会是年轻，最大的风险也是因为年轻而浪费年轻。一旦迷茫就没有意义，一旦迷茫就没有机会。”在耿春亚看来，《阿甘正传》中的阿甘最大收获就是不迷茫，选择就坚定地走下去，与其再怎样思虑，还不如直接干下去，不断调整终究会得到结果，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过客变住客？香港的吸引力在这里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一段话让耿春亚记忆犹新：“因为小时候，自己学不会山东话，被父母骂过多次，印象深刻。”梁振英曾说，“在他父母的心中，一家人来香港是讨生活的，他们终究是要回去的，回山东老家一直是他们的心愿，但直到他们去世，也没有能回去。”
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来了总觉得自己会走，但最终一辈子就没有走成，于是就留在了这里做起香港人。
“这个感觉我在香港特别的强烈，像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在香港，但是最奇怪的是，你还是有一种漂泊感，有着这样一种过客心态；过客变住客，却抱着过客心态过完了一辈子。”耿春亚说：“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融入香港社会。其实香港社会有好有坏，融入不意味着顺从，如果有人因为我是‘内地人’而歧视我，我照样反击回去。社会有很多不如意，我们还是要学会去拥抱去融入。再说无论你去北京上海，你也都需要融入。”
香港究竟有何吸引力？
香港这个地方，较其他地方来说，区别在于，也许你过得不好，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过的很好的人，于是你有了有这样的上进心，因为你觉得你在这里有机会能过得更好。
“香港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华人要想过得好的必然选择。”耿春亚笑说，“马云为什么来，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英国，因为在那里他过不上最好的生活，但在香港，他可以。”
关键是，你能看到很多人得到优质的生活，于是你觉得你也有机会；你觉得你应该奋斗，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奋斗成功。“不妨回想一下，你当初为什么来港读书？”耿春亚话锋一转，“每个人到了香港，肯定都有一个关于自己的香港梦，只不过这个梦什么时候破灭。”
耿春亚谈到香港电影里的“香港梦”，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他说，“走到今天，我觉得我还是 ‘I have a Hong Kong dream’。‘香港梦’很实在。如果说‘中国梦’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梦，那个香港梦则是属于一个香港小市民的梦，只要你努力就有成功的那一天，就是香港梦实现的那一天。”
“中国不开放香港就发财，但说实话，现在到了必须转变方式的时刻。”香港有这么好的经济优势和机会平台，做什么事情能够实现自己的香港梦呢？
耿春亚认为，“这是行业性问题，我真心觉得内地年轻人如果肯在香港发展，留心观察，不愁没有厚积薄发的机会。比如科技创业就是一个好方向，因为香港人多数不做这个领域，也往往做不好，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但关键是有多少人耐得住寂寞，能够搞清楚市场，做出有价值的东西，再推而广之”。耿春亚举出阿里、腾讯等科技公司一些高管的例子，“早期BAT重要人物中不乏香港人的身影，因为这些人在香港的确有很好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尽管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耿春亚说他最大的梦想是拍一部《甜蜜蜜Ⅱ》讲述他们这一代人，“九七后”来港奋斗人的故事。他最想告诉大家的是，“香港梦”最核心的内涵，一直都没变。
北上广深“人才引进”更吸引人吗？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关键，全球都在争夺人才。一岸之隔的深圳，如同全国其他多个大中城市陆续放宽落户条件一样，开启送钱送房的“抢人才大战”， 开出高额人才补贴和社保待遇。
对此，耿春亚表示，就算很多人选择落户深圳，也可能在香港工作，不能一概而论。“深圳有没有补贴都好，最终还是和就业有关。户口并不能解决你的发展问题，就和身份并不能决定人要不要留在香港一样。”
耿春亚告诉记者，他很早就拿到了深圳的人才证，却没有把户口调到深圳。“我觉得户口不能当饭吃，这些都是噱头。补贴不补贴，我觉得倒不是特别重要，因为补贴也只是养你一时，并不能养你一世，我自己对这些就不是很看重，当初不看重现在也不是很看重，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人各有志。”
香港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退休保障，甚至都没有‘劳动法’，但为什么依旧可以发展到今天？ 在耿春亚看来，人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人才”自己心里需要明白的道理。
“至于社保，也许我说的有点不客气，”耿春亚打了铺垫。“但凡来香港的人在同龄人之间都算得上top5%，至少top 10%，如果年轻的时候你就指望的是退休领社保过生活，这不是我们应该想的问题。社会上有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这样的声音，那是代表基层市民和弱势群体争取权利，而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为社会创造价值，缴纳税收。”
终极PK：看个人
“我看到香港没有‘劳动法’，没有退休保障，却还有无数的人在这里拼搏。我觉得人最终还是要对自己负责。”耿春亚补充说，不是不相信政府，是不应该想着去靠政府，我觉得政府是要那些给需要依靠政府的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
耿春亚提到了有的北欧国家公投放弃福利政策一例，他说，“我们作为社会精英应该要有这种精英思想，而不是老想着去依靠政府禁锢了自己的思想。”
“不过，如果到最后真的你不幸混到需要政府保障的地步，比如需要社保，其实香港是有保障的，比如说你混的没饭吃，你可以领综援；你混到没地住，你可以选择政府中转屋收容所；在看病问题上，公立医院看病也是有保障的。”耿春亚提到了他80多岁清华学长排队换膝盖关节的故事，“一共只花了400块钱，老学长还告诉我，对于一些慢性病，只要出现问题及时排队还是能够解决的，他们甚至觉得比在国内医院看病还来的好。”
实际情况是，很多人到40岁后才想到了退休保障，包括来港人才，和相当一部分海归，这符合中国人所说的落叶归根。可是现在，这一批已经退休回到内地的人突然发现自己俨然变成三无人员，没医保、没社保、没房子，想买房子还限购。对此，耿春亚表示，还是要靠市场化解决。“如果你早就预谋好回上海，却非得拿一个香港身份，然后你回到上海之后，你又郁闷什么不能给我政策？我觉得这属于个人规划问题。”
“你在香港工作交香港的税，然后你回内地，你没有在内地工作过，贡献过，没有交过社保，那你让政府去养，当然不合理，不可能两边好处都占上。”他还认为，如果真的没有在内地工作过，就不去撬社会主义墙角，商业保险一样可以保障到。
其二，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也会发展、也会考虑解决相关的问题。比如因经济能力差只能考虑公立医院医疗的问题，也不用担心。现在港府正研究港人内地养老问题，香港在内地办医院，以后都可能接受港人医疗。他相信，“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政府关心的事情，政府一定会想到我们。”
养老问题是政府有钱的时候可以办，没有钱，大家是不是只能抱着等死？耿春亚指出，所以一方面我们考虑养老问题，一方面还是需要考虑经济产业发展的问题。中央是香港的有力后盾，不交税拨经费，让利还免税，但香港人不能到最后连养老都让中央政府解决吧？
香港最大问题是人才问题 加快流动是关键
千呼万唤中，香港《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姗姗来迟。据创科署介绍，该计划旨在透过快速处理安排，为合资格科技公司或机构输入海外和内地科技人才来港从事研发工作。记者发现，在此计划中港府除了对科技公司的资质提出要求，更是对人才本身学科和毕业院校排名作出限制。
对此，耿春亚认为就这个人才政策来说，力度还不够。
“香港把身份当作筹码是不对的。”他认为香港的人才问题主要在于三点：老化、僵化和行业性保守严重。掌握资源和权力的群体老龄化，也即所谓“既得利益者”既保守又顽固，导致年轻人没有发展的机会，人才没有流动性。耿春亚强调，保持社会活力最核心的方法就是保持人才的流动性。
“其实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人才高端低端，都有流动性。香港需要打破僵化、老化、保守的观念，一旦人才流动起来，自然活力就来了。继续死撑下去，香港社会到最后就会是一潭死水。”
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想给自己的子女死撑留下一块生存的空间，到最后这点生活的空间也会被全球化挤压到没有出路。在香港从政府到社会到利益既得者阶层，都认为社会可以靠自己保护性利益得到发展，所以觉得外地人来了就是抢子女的饭碗。
对此，耿春亚表示：“实际上，到最后你会发现将来的世界，给你干活的人，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多东西通过远端化智慧化都可以实现。以后可能香港连医生都彻底没饭吃，开通远端看病，药可以快递，医生可以约谈，只要买一台机器手术什么都可以做。”
行业保护到最后真的会给香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一如装空调、修马桶的‘厌恶性行业’都有严重的行业保护，整个社会哪里还有竞争和吸引人才的氛围呢？”
“香港永远不缺‘上层人’，只要大陆蓬勃发展，就会有无数的有钱人愿意来香港支撑经济。但经济支撑了，谁又来为你服务？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劳动者们不开心，基层生活困难，压力过重，‘上层人’生活想必也不会很舒服。”耿春亚提到英国人当年的精英意识，某种程度上区别于狭隘的自我意识，而是精英需要对社会负起责任，培养好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动力自我承担的意识。
香港需要变得更加谦虚、开放
香港不刺激社会活力，这种明着实施行业保护、骨子里自我坚持优越感的顽固思想不消除，长此以往，基层人就更加没有机会。耿春亚结合目前所谓“香港青年人的问题”说，“其实他们斗争方向错了，坦白说，他们天天和政府斗，觉得中国内地这不好那不好，没有任何意义。年轻人真的要斗，应该与社会行业斗，与寻求个人发展斗；而不是与政治或与政府斗。”
不过耿春亚遗憾的表示，填鸭式教育让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比老年人还要封闭保守。在大学里面问卷调查有多少人用过线上支付，答案让人失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增加人才的流动性迫在眉睫。”耿春亚据此提出一个建议：港府可对年轻人设立“走出香港读书”全球奖学金计划。如果申请人拿到世界任何一所合法大学offer，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准由政府提供奖学金。“如果你去菲律宾读大学，一年给2万人民币奖学金，如果你去欧美读大学，给你5万，其实这个钱很少，平均一个人一年给3万， 一万个学额也才三个亿港币，对香港财政开支九牛一毛，却能增加1万个学额，从而产生巨大的流动性。”
人才有了流动，对于年轻人发展就有极大好处，特别是对基层年轻人。
“如果要是回内地的，两三万的奖学金除了交完学费，生活费都够了。也不会把吸引港生回内地读大学搞得跟统战一样。”他又道。
既然该人才计划已经试运行，耿春亚指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希望加大开放力度和加强自由度，给予人才提供最大发挥自己的空间和平台。
“这些人在香港既不偷又不抢，这些公司，只要做到一点，加强着人才引导的方向，完全可以把口子可以放大一些。”他说，“他们进来最差也能消费，也是消费者，把一个自由行变成一个长期消费者也没有什么坏处。”
至于现在条件方面的审核还是有的诸多限制，比如要求大学排名等。耿春亚摇了摇头，“试点阶段可以这样做，但是将来放开的时候不要搞这些奇怪的限制，可以不批，甚至可以批了再抽查。”
对于增加来香港工作跟交流的机会，入境处不需要卡死。“大不了可以把他当作菲律宾工人不给身份得了呗。说实话，内地很多人你给他身份，他都不换，所以其实可以更加放开。”对当年向广东开放的政策，耿春亚指那是一个刺激流动性好的方式，只要政策引导好，不要让他们都去走私水货就可以了。针对科技人才，港府更可以做好引导工作，比如多做一些两地产业发展互动，科技企业交流的专案。
作为科技公司的创办者和CEO，耿春亚告诉记者，深圳公司的同事跟香港的同事工作上合作比较困难，香港的伺服器坏了，需要深圳同事的服务器工程师配合，过来处理还是比较麻烦的。这其实都是对科技产业发展造成的障碍：大家连交流合作都这么麻烦，谈何扩大发展？“建立起人才流动性很重要，可以说不给身份，再说其实没有多少人care身份的问题，有些人可能还更在乎深圳户口。给足人才流动的空间才是最关键。”他强调。
其实香港跟内地在交流交往之上的心理鸿沟非常大，远远超过了口岸所造成的鸿沟，这需要通过增加人员的互动交流来慢慢填补：比如允许更多的人到香港访问、交流、发展、合作，寻找机会；让更多的人瞭解香港，未来逐步可能再开放一些产业。
“至于身份问题，只要发放类似于旅游一样的访问签证就可以了。”耿春亚建议。
香港科研优势明显 产业化仍待突破
以创新科技驱动发展，是国家以至全球发展的新趋势。日前习主席指出要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引发全港热议，耿春亚就此指出，香港在创新及科技发展方面确实优势明显：
首先，学术水准高。“香港RESEARCH做的非常好，十几年前我读书那会儿水准就相当高，当年国内发篇《Nature》了不得的时候，香港就已经可以发很多篇。”
其次，香港不缺钱。“香港是一个钱很多的地方，是一个地方资源汇聚的地方。”
既有优点，问题却也不少。耿春亚结合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创业经历指出，香港科研水准高，但问题在于科研跟产业分离。“科研学术”是阳春白雪，跟“产业落地”完全不同。香港发展科研本身有优势，但是发展产业没有优势。
科研有政府经费拨款，属财政在养。“目前看来，从学者到学生到整个平台的质素，都非常好，出了不少成果，相信如果中央‘科研资金过河’，他们会做得更好。”
“但产业需要市场化，如果教授都能帮企业家把生意做好，那教授也不用做教授了。然而市场化的部分在香港做的不算好。”耿春亚进一步解释，在香港，很多科技应用都是直接购买国外，本地工业升级转型乏力，上升空间小，加之不断寻求廉价的产业转移，香港不应用新科研技术已成为常态；加之社会风气僵化守旧，本地人对于新的科研产品认识接受度很低。
科创产业在香港备受冷落
说起高科技，港人喜欢跟一句“Hi Tech ， 揩嘢，Low Tech 捞嘢”，不愿积极投资科技发展。从董建华时代的中药港到曾荫权时代把科技踢出三司十二局再到此前泛民拉布创科局三度难产可见一斑。耿春亚强调，“其实对香港来说，产业发展是最关键核心动力；产业发展的核心又是人才问题。涉及到，做产业的人有没有投资创新科技的意识？又有没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耿春亚提到了建立手机萤幕王、，跻身香港十大富豪榜的杨建文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工到创建伯恩光学厂，从制造简单的手表玻璃镜片，到持续投资研发和不断产业升级实现手机玻璃面板高新技术的故事。他感叹，年轻人将来就业还是得靠产业发展。特别是对大量基层就业影响范围广的新兴科技产业，如果继续封闭，年轻人将来的成长空间真的会很惨。
“年轻人不能再去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零售业服务业，因为那些产业收入到达了一定标准就到头了，标准太高只会容易产生衰退。”他作解释。
另一方面，香港不缺钱，资金优势，国际化优势，自由度优势明显。以内地受限的医药创新产业为例，香港本可以凭藉医疗高级设备进口的优势，自由发挥空间大。但耿春亚指出，香港由于人才资源匮乏，缺少高质素的创新产业的人才，导致医药企业在成长期阶段遭遇产业瓶颈，后劲不足，无法成熟。“所以核心在人才。比较而言，倒是大陆依靠充足的人才慢慢发展得很好。”他说。
香港未来可能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吗？
耿春亚坚信，未来一定有人有机会去做到。但是到底是谁在什么环境跟机会之下能够做到没有人现在能说清楚。
有人说，香港一直依赖地产金融为支柱是产业多元化的阻碍，耿春亚却认为，地产金融就好比国内的BAT，很多人觉得他们大到无法摧残，但说不定十年之后就有人把他们打趴下。
“也许有一天有人能够成为香港的科技英雄，就这样带动了香港的全民意识。”“杭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有了阿里巴巴，杭州整个创新产业和科技生态完全改变。想当年马云开始阿里巴巴在杭州的创业时，互联网产业主要集聚北京上海，杭州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可以在杭州做，但就是因为马云的出现和带动，形成了整个产业链。”
也许香港未来有一天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耿春亚认为，现在产业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香港的地产跟金融正在走向下坡。“随着国内开放程度加深，特别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放开，香港的优势逐渐减弱。最明显的也会看到有很多中资金融机构的收入慢慢渐高于外资，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外资金融机构跳槽到中资金融机构，再跳槽回北京，变化见微知着。”
“再说地产，本地还有多少地可以做？现在香港地产公司最大的资产都在内地，香港已经没有空间，没有新的土地去做开发，最后都只做地产管理，从遭遇瓶颈再到发现瓶盖……靠炒卖发展的高速期已经过去。”
以上，耿春亚总结道，“这些都是为什么香港必须要寻找新动力的原因，但新动力到底从哪里出来，谁也说不好，也许香港，突然发展出一个非常厉害的生物或者科技公司，带动了社会进步。”
他相信会有这种可能性，且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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