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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征:拜登对华政策调整将是有限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中评社 陈洁琼摄)

  中评社北京5月16日电(中评社报道组)5月7日下午,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袁征受邀出席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举办的以《美日峰会与东亚区域关系研讨会》为题的“思想者论坛”。袁征在会上表示,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拜登执政有助于中美关系逐步回归相对理性而有节制的竞争轨道,但拜登团队将会受到多方力量的牵制,其对华政策调整将是有限的。日本已然公开选边站队美国,至少在安全问题上如此。

  袁征表示,至4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上台执政已达百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文评论道,拜登执政百日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至关重要的100天”。分析上台执政百日的举措及表现,有助于我们研判拜登执政的风格和政策趋向。

  第一,“百日新政”的突出特点。自1月20日上台执政,拜登签署了多项行政令,推翻了多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拜登强化抗击新冠疫情的举措,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执政百日,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2亿剂,提前完成了拜登政府设定的目标。尽管还有起伏,但美国疫情相较之前已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拜登政府还在实施了规模巨大的纾困救济计划,在经济复苏、就业、社会平等方面采取了举措。根据最新《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发布的民调,52%的美国人赞成拜登的表现。不过,只有13%的共和党人赞成拜登的表现。52%的支持率在战后历任总统中排倒数第三位,仅仅高于特朗普和福特。即便如此,《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在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时代,不被憎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成就。” 

  执政百日,拜登政府的施政突出地展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先内后外,重点突出。拜登上台,主要精力投入到在国内议题上,包括抗击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强化社会保障、种族不平等、气候变化等。这些是拜登国内施政的重要路线图。在拜登看来,美国首要的就是要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恢复美国的民主机制,这样才能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提升美国的软实力。他表示,“我们将引领世界,不是因为我们所显示的实力,而是因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这也是拜登团队聚焦国内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大政府”色彩颇为浓厚。拜登政府的施政方案强调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扩充联邦政府的权力。上台伊始,拜登政府就强行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重点救助中下层家庭。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之一。3月31日,拜登又提出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称是“一代美国人的一次投资”。不过,这一基建计划被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作为“特洛伊木马”,认为拜登的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和基建,而是包括了可负担的住房补贴、老年护理、社区设施和其他项目。为了确保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拜登政府有意大幅提升向富人征税,以便帮助中下层民众。其中,主张对顶部1%的富人加征39.6%的税收。这与民主党“大政府”的传统理念一致,但势必会招致共和党的极力反对。

  三是党派之争凸显。尽管拜登有意弥合美国社会的分歧、但回归两党共识的状态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实在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如同参众两院通过1.9万亿的纾困计划一样,完全以党派划线投票,所有共和党议员都投票反对。而在同性恋、枪支、移民等问题上,双方针尖对麦芒,难以达成共识。为了避开共和党的反对,拜登更倾向采用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施政方案。

  四是立法效率颇低。尽管拜登团队有意模仿上世纪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采取举措来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但在美国社会极化、党派之争加剧的情况下,国会立法阻力重重。在执政百日内,拜登仅仅签署生效了7项法案,和小布什一起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执政百日立法最少的总统,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执政百日里签署了76项立法。

  五是回归多边主义,意在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沟通与协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维护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次是重新加入国际机制,力图发挥主导作用。

  六是强调意识形态,用“民主社会”对抗“专制政体”,刻意用西方价值理念拉近与盟友的关系,加强西方内部的凝聚力。拜登政府声称要打造一个统一战线,今年年内召开“全球民主峰会”。

  七是继续推进大国竞争战略,遏制和打压中俄。拜登执政百日,显然部分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采取遏制中俄的态势。

  袁征指出,应该说,拜登政府“百日新政”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4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认为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是受欢迎的,也是姗姗来迟的回归常态”,给予了拜登正面的评价,认为拜登政府执政百日,虽然不完美,但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施政日程,假以时日就会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从“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趋向。依据拜登执政团队的言行,结合当前美国的对华氛围,可以确认美国将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总体趋势,战略竞争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拜登政府制衡中国、维护霸权的出发点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在策略和手法上会有明显的变化。

  一是,在战略定位上,拜登团队同样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延续对华强硬政策。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布林肯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项,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竞争者”。按照布林肯的说法,中美关系会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投入,竭力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全力阻遏中国影响力的拓展。

  二是,拜登团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重视人权民主价值理念。凸显价值观之争,对内能够争取国内支持,凝聚共识,对外则可以拉近与盟友的关系。拜登政府从意识形态角度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冲动更为强烈,未来继续插手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

  三是,尽管拜登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但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会放弃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对等原则,两者目标也大体一致。拜登政府甚至会以取消对华产品附加的高额关税作为条件,要求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拜登也会寻求与盟国协调,联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四是,中美科技竞争会白热化。美国不会放松中国的科技封锁和出口管制力度,会本着“小院高墙”的手法来防范中国对于高科技技术的获取,竭力阻挠中国“弯道超车”。

  五是,拜登政府还有意通过各种规则来规索中国的行为方式,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这涉及到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投资透明等多个议题。拜登表示,不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专注于国际规则。

  六是,拜登政府注重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与合作,构筑排华小圈子,打造对华统一阵线。在全球层面,拜登政府有意推动“全球民主联盟”。今年年底,拜登政府有意组织和主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这是迈向“全球民主联盟”的重要一步。美国还会根据议题打造不同的“民主国家”小圈子,包括民主国家科技联盟、“芯片”联盟,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在地区层面,着力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朝着地区民主联盟的方向发展。尽管形成“亚洲小北约”军事同盟尚待时日,但从现在的发展来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需要指出的是,三个动向值得重点关注:其一,巩固既有的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拓展合作的空间。其二,构筑新的多边同盟机制,打造地区和全球民主同盟体系。随着拜登上台执政,一直酝酿的“全球民主联盟”设想也将进入具体操作阶段。其三,推动各个同盟之间的联动性,加强欧洲与东亚同盟之间的勾连,北约进一步“东扩”。

  七是,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一些人士有意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国内视线,缓解美国内部的矛盾,增强国内凝聚力。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认知问题上形成共识,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美国国内的消极氛围将对拜登对华政策构成潜移默化的牵制。拜登团队已经表露出明显的苗头,就是利用中国问题来缓解国会立法进程中的阻力,以便推销自己的施政举措。

  八是,未来中美竞争的重点:一是技术竞争;二是规则竞争;三是意识形态之争;四是周边地缘战略博弈;五是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之争。

  袁征认为,即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强硬的政策底色,但拜登上台执政给直线下坠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止跌的机会。从拜登执政百日来看,尽管氛围不佳,但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还是会逐步稳定下来。拜登团队有意识着眼美国自身,认为要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首先应当是从国内解决问题,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等层面加大投入,保持美国的绝对领先。拜登政府重视多边国际合作,中美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军控不扩散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有更多合作的空间。如同阿拉斯加对话和克里访华表明,中美对话将恢复,两国的沟通将有所改善。这有助于缓和气氛,避免战略误判。拜登团队相对理性务实,执政风格可预期性较强。拜登本人及其团队均为主流建制派,从政经验丰富,在对华关系上既谈竞争,也谈合作,寻求一定的平衡。拜登政府强调,美方欢迎竞争,但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

  “尽管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但相较于反华歇斯底里、根本不讲规则的特朗普团队,拜登执政有助于中美关系逐步回归相对理性而有节制的竞争轨道。”袁征说,人们可以抱有期待,但幻想不可有。拜登团队将会受到多方力量的牵制,其对华政策调整将是有限的。拜登的四年任期基本上和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在时间上重迭,这期间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三,美日峰会释放的信号。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发布了名为《新时代美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插手我香港、新疆和台湾地区事务,并表示将“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两国首脑峰会是拜登执政以来首次与外国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具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性意义。尽管白宫发言人曾表示会晤目标为“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但从双方《联合声明》内容看,该会议更像是以中国为核心议题的“专题讨论会”。

  袁征表示,美日联合声明体现出美日同盟长期以来在对华战略层面的延续性,但涉华内容更负面,更具挑衅性。就联合声明看,海域问题俨然已成为美日关切的焦点。一是,在台湾问题方面,公开而明确地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列入两国共同关切的议题,同时也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二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公开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对我主权形成严重侵犯。三是,《联合声明》以所谓“人权问题”为由,对我国新疆和香港事务进行了干涉和指责。四是,在《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强化高技术领域的合作。

  他认为,近年来日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采取了一系列迎合美国的制华行动,表明日本已然公开选边站队美国,至少在安全问题上如此。日本大力推动印太战略,支持和追随美国遏制中国。3月12日,拜登主持召开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首次视频峰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实际上就是制衡和围堵中国。这次峰会标志着四国安全合作的的重大突破。四国机制成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关键支柱,期望建立印太地区多国之间协调互动的框架。3月16日,日美外长和防长在东京举行“2+2”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现有的国际秩序,给联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挑战。”该声明还对台湾、涉海、涉疆等问题表示关切。美日狼狈为奸,互有需求。在2+2会谈中,应日方要求,写入了类似“对中国海警法感到忧虑”、“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等表述,而美方则要求日本同意写入“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他指出,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其一,日美同盟关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菅义伟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首位与美国总统拜登握手的外国首脑。2016年11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几经努力,赶着第一个与特朗普会面,从而为特朗普上台后的美日蜜月关系创造了契机。菅义伟无疑也想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加快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步伐。

  其二,美日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的盘算,美日各取所需。在双方互惠性同意下,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成为日本坚定的后盾,日本则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最前沿。从日本对华战略而言,出于对钓鱼岛、台海和南海地区等安全利益的考量,乃至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渴望,日本更多从负面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更倾向于依托美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这从近些年日本政要的言行可以明确看出来。在科技合作领域,美日的利益考量也有微妙的差异。拜登政府要强化对华“科技战”,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而日本则能够有效协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制衡我“数字丝路”建设,是实现对我技术遏制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加入此前由美国提出并主导的半导体供应链重建计划,有助于其在未来获得半导体规则方面的制定权及主导权,是强化自身在数字领域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其三,从国内政治角度而言,菅义伟支持率低迷,面临很大压力。抗疫不力,内阁丑闻不断,个人形象备受打击。如果没有拿不出政绩,那么就难以在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面临疫情、经济、奥运会等国内难题,因此菅义伟就更加看重美日同盟,希望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改善自己在国内低迷的支持度。

  当然,日本也在试图在中美间寻求一定的平衡。面对中国的坚决反对,菅义伟政府也试图缓和氛围,在诸如台海问题上进行一定的澄清。4月28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批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日本来说,中国和韩国分别是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尽快批准实施RCEP,将中日韩三国纳入同一自贸框架,对推动日本出口、拉升日本经济复苏有现实意义。即便如此,日本越来越鲜明的立场和在诸多问题上的言行,表明日本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已经选择站在了美国一边。

  (中评社报道组:徐梦溪 张洁 陈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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