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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讲书:刘澜昌详解香港新闻生态

香港知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刘澜昌受邀担任“中评大咖讲书”首期嘉宾。(中评社 沈而忱摄)

中评社编委兼采访主任林艶主持此次活动。(中评社 沈而忱摄)

香港知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刘澜昌。(中评社 沈而忱摄)

中评社北京总部以线上形式参与“中评大咖讲书”讲书活动。(中评社 赵思雯摄)

中评社北京总部以线上形式参与“中评大咖讲书”讲书活动。(中评社 赵思雯摄)

刘澜昌与中评社记者合影留念。(中评社记者摄)

刘澜昌与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评社社长郭伟峰(图中左二),中评社总编辑、中评智库执行长罗祥喜(图中左一)和中评社常务副总编辑陈耀桂(图中右一)合影留念(中评社 张心怡摄)

中评社北京总部人员在会后合影。(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5月25日电(中评社报道组)5月21日,由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主办的第一期“中评大咖讲书”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香港知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刘澜昌受邀担任首期嘉宾,分享了《在河水井水漩涡之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新闻生态》著作内容,并回答了中评社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此次活动由中评社编委兼采访主任林艶主持。

  刘澜昌于1982年取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士学位,其后又在该校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南北极》、《开放》杂志任主任编辑,在《经济日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和《香港商报》任记者、采访主任、编辑主任和主笔,曾在凤凰卫视任职,担任过亚视高级副总裁兼亚视新闻总监。刘澜昌不仅有着香港回归过渡期和回归后香港新闻实践的丰富经历,长期以来还坚持致力于一国两制新闻理论研究,并完成了著作《在河水井水漩涡之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新闻生态》。

  刘澜昌在主旨演讲中分享了他对香港回归前后新闻生态变化的观察、对新闻自由的理解以及对香港媒体发展的看法。

  刘澜昌指出,由于国家奉行社会主义体系,但香港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新闻自由的规则和理论,导致香港新闻生态在回归后形成了特殊的状态,香港的新闻环境在中国的新闻环境中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英国于殖民时期把新闻自由的理念带到香港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就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呈现,共产党、国民党和西方国家的媒体可以同时在这里出现。他认为,在这样特殊的新闻生态中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幸运”。

  刘澜昌将香港的新闻环境划分为“回归前”和“回归后”两个阶段,认为回归后的阶段还在不断完善、更新、改革之中,这也与我国领导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他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例指出,香港回归之初,中央严格按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办事,但实践到现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一理论发生了变化。这源于两点原因:第一,香港不是一个可以实现港人治港的“世外桃源”,相反,世界上有多股力量在这里博弈;第二,香港继承了英国留下的公务员体制,此前人们以为这一体制非常优秀,但现在发现其存在着决策效率低、缺乏责任担当、受到财团控制的特点。

  刘澜昌还谈到新闻自由,就这一点,他在书中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做了详述。他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是整个香港新闻事业理论的基石。他主张维护新闻自由,并认为媒体争取的自由度和政策控制力是一个矛盾的整体。双方是在进行一种博弈,可能媒体人要求多一点,政策会想再控制的多一些。

  但刘澜昌也指出,不同的环境和时代下,新闻的自由度也不同。香港的新闻学院在谈到新闻自由理论时,一般是照搬西方的一套,但没有对香港自己的特殊情况进行归纳。他在会上具体分析新闻自由表示,新闻是一种基本权力,这一点在香港社会是有整体认同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基本的运作方式;新闻自由还是媒体经营的自由,比如在香港办媒体是比较宽松的,只要有资源就可以运营媒体;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自由采访的权力,就是在总体上不违规的情况下,新闻人必须要有传递信息的自由;新闻自由是可以发表意见,媒体除了传递新闻信息,还要需要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新闻自由也包括受众可以自由接受信息,百姓可以不受限制购买报纸和上网;最近,他还在思考,新闻自由也包括管理者对自由度的理解。

  刘澜昌进一步指出,在理解新闻自由概念的同时,还需要理解新闻、舆论、宣传、媒体的区别。这些概念互相交叉,但又不完全等同。其实,通过新闻可以造成一种舆论,但新闻本身不是舆论,而是通过表达意见造成舆论。舆论是西方比较常用的概念。在香港比较少遇到“宣传”的概念,比较多是在宣传节目或产品的背景下使用,就这一点,香港和内地很明显有较大不同。“媒体”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包括传统的平面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现在整个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他在书中还特别谈到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道德、媒体的自律和政府监管的问题。

  随后,刘澜昌介绍了自己对香港媒体发展的两点判断。第一是“占中”后,香港媒体有了井喷式的发展,但现在真正能够生存下来的媒体只是少数。第二是香港自媒体的发展将会出现党媒现象,就是党派色彩浓厚,这与现在的政治斗争有关。

  刘澜昌举例说,欧洲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也是欧洲党报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之一。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党报时期的阶段后,就发展出了商业报纸的阶段,商业大众传媒开始出现,这奠定了现代的新闻理论。他提到,后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相继出现,这些媒体实际都会倾向一个立场,但会坚守中立的原则。他强调,这些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会努力平衡自己中立的立场。在报道一方面意见时,也会报道另外一方意见。“但是香港现在的一些媒体完全忘记了这些内容。”

  “现在的香港媒体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刘澜昌表示,这样的媒体必然会出现以政治色彩寻找同温层读者,以此来扩大自己影响力的现象。“但他们却忽略了,媒体应该是面向大众的。”

  刘澜昌以自己的媒体从业经验为例指出,他在亚视就职时的原则是,在坚持正义底线的情况下,可以有政治倾向性,但如果一个节目把两方面的意见都进行表达,那读者肯定是最宽的、最广泛的。“事后从影响面来看,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比较好,如果我们像现在很多媒体,黄的就面向黄的,蓝的就面向蓝的,就变成了一个党派媒体,而不是纯粹的传统媒体。”他说。

  刘澜昌预判,香港现在党派媒体色彩浓厚的原因,和政治斗争关系密切,未来随着整个局面的安定,可能会有新的反应和变化。

  最后,在互动问答环节,刘澜昌还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提问,分享了自己在新闻领域的从业经历和观察,并且就香港传媒界的“二次回归”、香港新闻公信力、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应具的新闻观等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相关具体问答内容将在中评网全文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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