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丽曼 台湾“女硬汉”
中评社香港7月18日电／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徐博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7月号发表专文《章丽曼：台湾“女硬汉”》，文章描述：“章丽曼，1924年出身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富绅之家。章家可说与国民党的渊源极深：章丽曼的祖父章子昆，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交好；父亲章壮修，北伐军尚未进入南昌城时就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做内应，被军阀当局追缉，北伐后曾出任国民党的土地局局长；三叔章益修，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赴台后任‘国大代表’；而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则是号称蒋介石‘铁卫军’的宪兵营长。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与国民党渊源极深的家庭里的章家小姐，却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再度发动内战……”文章内容如下：
王晓波的英雄母亲
1988年暑假期间，我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一场小型学术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来自台湾的著名统派学者王晓波。会后闲谈时才得知，50年代初他在台中，因父母涉嫌“匪谍案”而落难，兄妹4人孤苦伶仃，嗷嗷待哺，不得不到台中育幼院申请当院外生，每个月领取二十块钱的生活补助金勉强度日。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母亲潘佩卿，此时恰好在台中育幼院当会计，负责发放院童的补助金。晓波听我这么说，心情格外激动，瞬间拉近了我俩之间的距离。打这之后，又经过几次往来接触，我和晓波兄遂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对于他的家世，其实我知道得也并不多，只知道他母亲后来被国民党枪毙，父亲因受牵连而坐过牢。直到2001年8月18日，在晓波母亲章丽曼殉难的地方——台北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举行了“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会后晓波兄来大陆，亲手送给我他编的《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集》。当晚，我一口气读完这本“纪念集”，掩卷良久，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至此，我才真正瞭解了他英雄的母亲、瞭解了他家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更瞭解了他王晓波本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3年元宵节的晚上，台中万家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伏，王晓波全家老少在等爸爸王建文从台北回来过团圆节，可久久等不到，小孩子熬不住，只好先睡了。王晓波回忆说：“第二天醒来，只见家中一片凌乱，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妈妈不见了，刚满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见了，只剩下还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经外婆解释，才知道，昨天深夜来了一批宪兵，抄遍全家后，把妈带走，为了喂乳，妈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宪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没有回家过元宵节。”〔1〕
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母亲章丽曼，他们为何被捕？父母亲双双被捕入狱，留下王家老的老，小的小，一家5口骤然失去了生活来源，以后日子怎么过？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从富家小姐到革命者
章丽曼，1924年出身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富绅之家。章家可说与国民党的渊源极深：章丽曼的祖父章子昆，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交好；父亲章壮修，北伐军尚未进入南昌城时就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做内应，被军阀当局追缉，北伐后曾出任国民党的土地局局长；三叔章益修，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赴台后任“国大代表”；而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则是号称蒋介石“铁卫军”的宪兵营长。〔2〕
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与国民党渊源极深的家庭里的章家小姐，却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再度发动内战。
据和章丽曼关系密切的她的小弟章仲禹所说，早年章丽曼就读于南昌市环湖路小学，日寇入侵中国后，他们进住设在福建永安的流亡学生收容总站，过着极其艰苦的流亡生活。其后章丽曼考入九江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国民党军官王建文结婚，尔后她随丈夫的部队调防到大后方重庆，先后在临江门小学教书、朝天门邮局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北站邮局、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任职。1948年，丈夫王建文被派往台湾花莲训练新兵，章丽曼把儿子王晓波和两个女儿以及照顾孩子的母亲陆佩兰送到台湾，而她自己由于在上海的工资是丈夫的三倍，舍不得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又回到了上海。〔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两岸往来断绝，不久章丽曼被所在单位辞退，失去了工作。判决书上说：“迄同年8月，上海新闻专校改为伪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开始招生，章以原职辞退，且素爱文艺，思想左倾，乃考进就读。迨年底结业，匪认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模棱，被派为预备队工作，心殊怏怏。”1950年2月，新闻学院教务主任黄忠，“侦知其思家心切与家庭环境，遂乘其弱点，利用其来台为匪工作。当时章以丈夫个性固执且自性（认）不适此项工作而与婉辞。惟匪干黄忠多方诱惑鼓励，勉予应承。”〔4〕
对于章丽曼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的工作去向，她的姐姐章丽丝却有不同说法。章丽丝在1967年4月12日“文革”中写的一份申述材料中说：章丽曼“解放后仍在上海工作，她在上海写信告诉过我，说她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后在新华社做记者，派至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章丽丝在写这份“申述”材料时，并不知道妹妹在台湾早已牺牲，也不清楚妹妹的真实身份。〔5〕而判决书上对于章丽曼曾经当过“新华社记者”，并“派至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这样重要的经历均不掌握，这很可能是章丽曼被捕后故意隐瞒，没有如实交代。
据悉，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的前身并非“上海新闻专校”，而是“华东解放军新闻干部学校”，这是一所为中共培养新闻力量的学校，这所学校后被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而众所周知，解放初期的新华社不完全是纯粹的新闻机构。至于“台湾工作委员会”，则是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机构。倘若章丽曼身份真如她姐姐所说，再结合她被捕后的表现（见下文），那她之所以赴台，恐怕就不单单是“思想左倾”和“思家心切”那么简单了！
据判决书说，章丽曼“应承”此事后，“由匪黄忠介谒上海匪干于任，转由于任询其丈夫性格如何？并嘱函约其夫来港，以便当面说服。遂给章由上海至广州路条及函介于广州爱群酒家匪干熊玉辉（按：该匪即张玉惠，化名熊玉辉）。抵穗与张匪见面，而张匪仍如于匪相同垂询其夫个性，并嘱其抵港时电嘱其夫来港，籍便当面说服，一面大施其利诱之伎俩。订明通信暗号：如以‘我们都好，都平安’，即是丈夫不肯，没有情报；‘三个孩子闹病＇，即是情报寄出；又如寄情报用一本书，在其最前的几页或最后的几页用铅笔轻点所要的字为情报传递之方法。并嘱探其夫办何案？跟踪何人？及劝其夫于匪打台湾时叛变。章由穗返港，静候五天，仍未见其夫来港。嗣接张匪来信约在九龙弥敦道一旅邸见面。章趋见时以实相告，张匪遂给与广州匪方通信地址，章即于同年三月十七日抵台。”〔6〕
革命“女汉子”
1950年3月17日章丽曼到达台湾后，全家在乱世中再次团聚，一家老少喜气洋洋。此时王家已从花莲迁往台中，三天后（3月20日）特意到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以资纪念。（见上图）
然而不出所料，章丽曼身负的重任却无法完成。判决书上说：章丽曼抵台后，“未几，果向其夫王建文煽惑，为匪联络，表现工作，否则最低限度在台打仗时不要对匪牺牲太大。维时其夫王建文任宪八团三营营长，不但不为所惑，反而严辞驳斥其思想错误，言行不当。”章丽曼知事不可为，乃于同月，按照事前双方的约定，给在广州的张玉惠（即熊玉辉）写了一封密信，“问候‘平安’，表示其夫不允，无何情报之意思。”〔7〕
“1950年3月”中下旬，这是个什么样的时间概念？一方面在大陆，人民解放军正在厉兵秣马、紧锣密鼓地准备渡海武力解放台湾；另方面在岛内，这正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残酷绞杀中共地下党人的当口。其时，蔡孝乾已经被捕叛变，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彻底破坏，大批地下党员或被杀，或入狱，或逃亡，岛内风声鹤唳，白色恐怖迷漫全岛。而正是在这个当口，章丽曼来到了台湾。
其实，早在章丽曼赴台之初，台湾情治部门就盯上了她。判决书上说：“本部以章丽曼来自匪区，自始即予严密监视，获悉其不无嫌疑之处，遂将乃夫王建文迁调附员，用以防患于未然。”〔8〕王建文从“营长”改调“附员”，被削去了带兵权。后经长达近三年的秘密监控侦察，遂于1953年2月28日元宵节当晚，宪兵司令部终于对王建文／章丽曼夫妇二人下手了！
王晓波回忆说：“妈妈被捕后，起先关押在台中的宪兵营部，那是前不久我父亲在那当营长的地方。也许是由于父亲出身宪兵官阶中校的缘故罢，妈关押在台中时，还准许婆带我去面会。在妈解送台北之前，告诉婆，只当她车祸死掉，要婆带大我们，当时小妹在吃奶，我还记得妈对婆说：‘如果带不了那么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罢。＇妈说着就哭了出来，并摸着我的头说：‘要好好听婆的话，帮婆带好妹妹。’当时我似懂非懂的含着泪点了头。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到妈，再见到妈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坛骨灰了。”〔9〕
章丽曼夫妇被捕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关押与审询，直到1953年5月11日，才由宪兵司令部军法合议庭作出宣判：认定“章丽曼煽惑军人逃叛，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之。王建文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10〕判刑后又过了三个多月，1953年的8月18日，章丽曼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死刑，年仅29岁。
1991年6月3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王晓波和着血与泪写下的悼念母亲的文章，文中说：“我们从来没见到过母亲的判决书，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毕业后，那年料理母亲后事的表兄来家过年，而拉着我到户外去，跟我说：‘你已经学成毕业了，应该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他才把将近二十年前，他在宪兵部队里四处打听母亲逝世的经过告诉了我。”
妈被捕后，曾自杀二次，一次是吞金项链，一次是吞下一盒大头针，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已无法知道，妈是处在何种境遇，而必须以自杀来保卫自己。临刑前，要她喝高粱酒，她拒绝了；她说，她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绝了；她说，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她是无罪的。最后，她是坐着受刑的，临刑前还是一直高呼口号，口号声是被枪声打断的。”〔11〕章丽曼，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四个可爱孩子的母亲，就这样悲壮地牺牲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一个其乐融融、好端端的家庭，自此家破人亡，过着凄惨的生活！
王晓波一家的苦难人生
母亲遇难时晓波只有9岁多，他的大妹巧玲才7岁，二妹巧云6岁，小妹学昭还未满周岁。父亲王建文也因“知匪不报”而被判处七年徒刑入狱。料理章丽曼后事的是当时正在宪兵服役的王晓波的表兄谢永全，是他把小妹从台北抱回来的。
王晓波说：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母亲遇难了。记得当时，婆哭天抢地的叫着：‘女死了，儿不在（在大陆），叫我怎么办啊！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当时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以后我就是没娘的孩子了’，两个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着婆。
那时婆望着我们兄妹，想到母亲的遇难和往后的日子，就悲从中来的哭泣，我最长，只有我安慰婆，‘只要我们长大，一定会好好的孝顺婆’。婆听了更难过，又望着我们哭：‘我的仔啊！你们什么时候才长大啊！’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但又怕再触动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条离家不远的小河边，独自一个人莫名的大哭一场才回家。”〔12〕
王家在台湾本来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章丽曼出事后，更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敢跟他们往来。一个外省老太婆，不要说台湾话不会说，就连普通话也不会讲，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外孙和外孙女，在人地两生的台湾，怎么过？王家，顿时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生活绝境。
后来经人介绍，王晓波和大妹巧玲，只好到台中育幼院申请挂了个“院外学童”的名义，每个月每人可以领到二十元的救济金。在50年代物价飞涨的台湾，这点救济金犹如“杯水车薪”，自然难以养活一家五口，于是外婆就叫兄妹几人每天到市场里去捡一些菜叶子回来，好一点的晒成乾盐叶，差的就喂几只鸡鸭。王晓波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吃过婆养的鸡鸭，那是逢年过节卖来换取一点现钱的。”〔13〕
虽然，一些当年跟王建文称兄道弟的人不敢再和王家往来，但是“人间自有真情在”，还是有一些人继续与王家保持往来，例如，王晓波的表兄谢永全，还有一些王建文当年当营长时的传令兵、司机和几位宪兵，几位晓波大舅装甲兵里的同学。他门偶尔经过台中，总是从微薄的薪饷中，十块、二十块的接济王家。
王晓波回忆说：“逢年过节，别人家好不热闹，我们只有瑟缩在家里，但也经常有邻居送来拜拜完了的鸡鸭、肉粽，那是我至今犹记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邻居，一位是长期患肺结核而卖女儿的洋铁匠，另一位是经营冰店失败也卖女儿的黄老板。父亲是军人，有配给的眷粮、食盐，母亲生前常把一些我们吃不完的粮食和盐分给他们。后来，我进台大回台中省亲，有次遇见洋铁匠太太，还拉着我的手诉说着母亲，‘你妈妈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爱卡打拚，呒好让你妈妈失望。＇妈妈去世后，我成熟了不少，看到了人世的凉薄，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有几件刻骨铭心的事，至今仍不能忘怀。
爸爸妈妈相继扣押后，全家慌乱成一团，居然还有爸爸的宪兵同袍来找婆，说是要替爸妈活动，向婆索取活动费。父亲在军中一向清廉自持，家中并无积蓄，婆在六神无主中，只有把她老人家带来台湾的一些陪嫁首饰变卖支应，没有，还凶婆婆，最后当尽卖光，那位“善心”的叔叔也就一去不回了。全家陷入绝境，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到市场抢菜叶，家中没有粮食，有次婆要我到收成完了的蕃薯田里去捡剩下的一些蕃薯头，被主人发现，一脚踢翻在蕃薯田里，灰头土脸的爬起来，举首望苍天，即使妈有罪，我们又何辜？我只要像一条野狗般的活着，但我不如一条野狗！”〔14〕
章丽曼牺牲后，王晓波从小就背负着“匪谍儿子”的罪名，而常常因此和同学打架，虽然每次都是瘦小的王晓波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但是，老师追究起来，被处罚的都是他。
王晓波因为是育幼院的院童，在学校一切费用都可免缴。小学五年级时，王晓波选择了“投考班”。但由于幼稚的“虚荣心”，王晓波从来不敢跟同学说他是“免费生”。一天中午，老师要大家回去拿补习费，王晓波为了怕一个人留在教室里而“曝光”，就陪着同桌的同学回家去拿补习费。不想回到教室时迟到了，那位同学交上二十元补习费后就回到座位，老师则要王晓波伸出手来，用竹扫把的竹枝抽他，一面抽一面说：“你这个匪谍的儿子从来不交补习费，还跟别人回去拿补习费！”王晓波说：“当时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广众前被剥光了衣服般的被羞辱，我咬紧了牙根忍住了眼泪，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师才要我回座，我实在忍不住的向他说：‘老师，您好狠，我记得！’结果又换来一顿毒打，抽得两只手鲜血淋漓，但我一直没吭一声，也没掉一滴眼泪。”〔15〕
有一次，晓波的大妹巧玲发高烧，已经神智不清，外婆带着晓波把大妹抱到台中医院求医，医生说要住院，但他们哪里交得起三百元的保证金？从南昌乡下来的外婆只会拉着晓波跪下向医生叩头，请医生救大妹一命。为了救大妹的命，王晓波拚命地在水泥地上叩头。可是这位医生却毫无恻隐之心，他猛然起身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外婆和晓波只好怅然地把高烧中的大妹又抱了回来。幸亏后来好心的里长帮他们出具证明，办了贫户就诊，才挽回了大妹巧玲的性命。
念中学时，离家比较远，同学间有时问起晓波的母亲，晓波都谎称是“病死的”，但“匪谍儿子”的阴影还是摆脱不了。有一次他不服教官的“管教”，跟教官抗辩，教官理屈词穷，辩不过王晓波，就在同学面前脱口而出，说：“你是匪谍的儿子，不要以为我不知道！”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16〕，王晓波被关在警总地下室侦讯，侦讯员劈头就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17〕
打小，王晓波的心中就埋藏着一个理想，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儿子一样，长大以后中了状元，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亲平冤。
有妈的孩子是无法体会没妈孩子心头的滋味的！在学校里，王晓波一向不擅长美术、音乐的课程，但在音乐课上，老师教唱“人皆有母，翳我独无……”，就禁不住泪流满面。同学们看着王晓波这副模样，都莫名其妙。每逢母亲节，听到别人唱“有妈的孩子像个宝……”王晓波就热泪潸潸。晓波说：“虽然从小没有母亲却有外婆的疼爱，但是失去母亲的遗憾，总是深藏在心灵深处，不时浮现出来。”〔18〕
高中毕业后，王晓波考上了台大哲学系，到台北念书，他老爸常去信要他到台北的东和禅寺去看母亲，但王晓波却始终没去过。直到他1967年大学毕业，并顺利考取了台大哲学研究所，上午参加了毕业典礼，下午就到东和禅寺去给母亲上香，这是他第一次去看母亲。王晓波说：“站在娘的骨灰盒前，看着娘的照片，我强忍着泪水，默默着告诉了娘，您的儿子终于完成了学业，长大了，替您争了气。从东和禅寺出来，看见象征权威、矗立的总统府，擦乾了眼泪，想起外婆的话：‘天下只有万岁的百姓，没有万岁的皇帝。’心中默念着：‘看你矗立到几时！＇”〔19〕
几十年来王家都是所谓“列管户”，户口簿上的“记事”栏中明白地写着：章丽曼“因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判处死刑，于民国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死亡。”因此，王晓波兄妹几个，常常在半夜睡梦中被查户口的用手电筒照醒。后来，王晓波到台北教书，户口转来台北，警察还是每半个月要来查一次户口，直到80年代末解除戒严后才中止。
王建文出狱后，到处找不到工作，后来好不容易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当了一名执达员（类似于抄写员），以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王晓波的大妹巧玲初中毕业后，被她爸“哄”去念嘉义师范，毕业后在新竹一家天主教小学教了几年书，辞职回台中后就找不到教职了，后来才找到台中启聪学校。巧玲从小能诗擅文，才华横溢，但由于从小营养不良，病痛缠身，得了抑郁症，而于1971年不幸自杀身亡，正是24岁的花季年华。
二妹巧云高中毕业后，考取私立大学，王建文因要负担晓波念台大，巧云只好辍学，到铁路局去当观光号小姐。她在火车上受到欺负，经常跑到台北来看哥哥，兄妹二人只能抱头痛哭。王晓波安慰妹妹：“都是哥哥不好，为了哥哥念台大，害妳在车上受欺负。”巧云后来和一位美国教授结婚，移居美国，生育后，因体弱而长期病痛，也于1987年去世，年仅34岁，遗有一子。
小妹学昭算是比较幸运，五专毕业后，也是与美国人结婚。移居美国后，她给晓波来信说：“从小我们就背着‘你妈是匪谍’的罪名，来到美国后，不再怕有人指责我说‘你妈是匪谍’了。”学昭婚后育有一子，并继续念书，直到1991年39岁了才拿到学位。
王晓波的外婆陆佩兰，担惊受怕劳碌了一辈子，替王家哺养了四个孩子长大成人，晚年思乡心切，1985年回南昌定居，1991年3月逝世。巧云的死讯，王晓波他们一直不敢告诉外婆，外婆临终还在叨念：“为什么二妹好久都没有信来？”〔20〕
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
王晓波总结自己充满苦难和与命运抗争不息的前半生，深有感触地说：“也许是由于幼年生活的经验，使我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民众充满了‘我群感’和温馨的同情，并曾矢言：‘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经过‘自觉运动’、‘保钓运动’〔21〕，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让我理解到，我们家庭的悲剧仅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也不尤人，我们只恨中国为什么不强大，自己为什么不争气。我们只应抹乾眼泪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在我们的子孙身上再重演。”〔22〕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王晓波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积极投身于反美反独裁反“台独”的爱国运动，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继承母亲的遗志，实践着自己的誓言，成为岛内统派德高望重的旗手、海峡两岸著名的统派学者，他鞠躬尽瘁，直至晚年仍奋斗不息。
时序进入1998年，在社会各界公义人士和“白色恐怖”受难人的多年努力下，台湾立法部门终于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于当年12月成立基金会，王晓波亦被遴选为受难家属代表担任董事。2001年5月26日，董事会通过了对章丽曼的补偿，确认了当年宪兵司令部对章丽曼的死刑判决是“不当审判”！近半个世纪的沉冤终于得以昭雪！2001年8月18日，在烈士殉难的地方——台北马场町举行了隆重的“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如漫天雪片飞至台北。2011年1月10日，大陆有关部门也向章丽曼在台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正式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如今，经过几代人的流血牺牲、艰苦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复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于实现。章丽曼女士及在台牺牲的所有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章丽曼女士，安息吧！
注释：
〔1〕〔9〕〔11〕－〔15〕〔17〕〔20〕〔22〕王晓波：《我的母亲叫章丽曼：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集》，第19、22－26页，2001年12月。
〔2〕〔18〕〔19〕王晓波：《迟到了四十八年的讣告》，《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集》，第1、2页，2001年12月。
〔3〕章仲禹：《怀念我亲爱的姐姐——章丽曼》，《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集》，第15页，2001年12月。
〔4〕〔6〕－〔8〕〔10〕《宪兵司令部判决》，〈42〉，法判字24号，1953年5月11日。原件复印件，由蓝博洲提供。
〔5〕四书斋主：《愿英魂安息：纪念章丽曼女士》，见《民间历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2010年3月17日，下载于网络。
〔16〕“台大哲学系事件”：1972年12月4日，台湾大学“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讲师王晓波在会上的发言，被国民党视为踩了红线，会后台湾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民族思潮决心采取镇压的手段，于是利用寒假期间，逮捕学生领袖钱永祥、卢正邦等人。1973年2月17日晚，特务机关警备总部传讯陈鼓应和王晓波二人，被拘留了24小时之后释放。数日后，被捕学生亦相继释放。台湾当局无端逮捕台大师生，立即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3月16日《纽约时报》以“10名同情北京师生被捕”为题，报道了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的消息。接着香港《东西风》杂志连续刊登《捉放陈鼓应的风波》、《台大解聘陈鼓应》等文章，披露陈鼓应和王晓波被捕后，师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校门口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经宪兵部队送医院急救脱险）。暑假过后，当局勒令台大不得续聘陈鼓应和王晓波，并将台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
〔21〕“自觉运动”，又称“青年自觉运动”。1963年，美国留学生狄仁华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人情味与公德心》的文章，赞美台湾有丰富的人情味，但人民缺乏公德心。于是引发了台大学生刘容辉等人呼吁台大学生“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而引起同学响应。并由王晓波等人创办学生刊物《新希望》（后遭当局查禁）。蒋经国系的“中国反共救国团”也出来搞所谓“青年自觉运动”，以藉机降低或抹煞“自觉运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但这个运动通过“救国团”的跨校平台，却变成台湾全岛性的青年运动。
〔22〕“保钓运动”，又称“保钓爱国运动”，即保卫钓鱼列岛及南海岛礁的爱国运动，始于1970年，是指针对日本在美国所谓的＂归还＂琉球的框架下恣意侵占钓鱼列岛，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等民间力量自主发起的一系列爱国护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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