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答中评：尽快制定公共外交管理条例
中评社北京5月22日电（实习记者 孙立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20日对中评社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在过去十几年间进步很大，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依旧突出。未来我们需要在公共外交法律制定、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以及中国媒体国际化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道路。
赵可金还呼吁，今后要尽快的制定公共外交法或公共外交管理条例，避免在公共外交中由于参与不当造成的不必要麻烦。
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中评社记者：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非常重视公共外交的发展，那您认为中国近十年里在公共外交领域取得了哪些显着的成果？
赵可金：中国近十年在公共外交方面取得的显着成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第一点是公共外交从自发走向自觉。以前我们不怎么重视公共外交，或是没有公共外交的想法，往往是被动开展公共外交。比如我是从2000年底关注研究公共外交，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公共外交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知道公共汽车，公共厕所，但不知道有公共外交，而现在大家应该是知道了，自从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以来，公共外交普及速度非常快。而且中国对公外交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明确，公共外交实际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但现在我们不大倾向用西方的“公共外交”这个概念，我们更倾向于用“民间外交”这样的说法。毕竟我们中国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不一定机械地套用西方的模式。我们国家从没有公共外交这种想法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道路，这条道路的特征是政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各方参与，而且这一过程还穿插着高层配合高访这样的公共外交设计，重大的主题公共外交活动，以及一些日常的这种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机制。我们现有八大人文交流机制，涉及到17个领域，所以，我们整个的公共外交工作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取得的成绩是了不起的。
第二点是从杂乱无章走向统筹协调，中国的公共外交形成了一个统筹协调的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像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这些部委都有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外交学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等很多的社会组织。加上，众多的地方政府建立的民间友好组织、地方公共外交协会，这些部门、协会、社会组织一并构成了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现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地方党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都把开展公共外交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上海、广东、浙江、扬州这些地方发展非常快，还有包括像云南、新疆、东北这些边疆省份也发展的很好。我去满洲里的时候，满洲里的一个企业——内蒙古发达集团和满洲里市政府一起举办了中蒙俄美丽使者国际大赛，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在这一区域也形成了一个人脉网络，对深化彼此民间友好和民心相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公共外交方面形成的这种明确的统筹体系也是我们国家取得的很大进步。
第三点是从没有品牌到形成特色品牌，中国也在公共外交领域形成了一些重要品牌。比如说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教育部国家汉办主持的。还有像是由中国文化部会同相关部委和驻外机构在海外共同推出的春节品牌活动“欢乐春节”，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还有像中国外交部创建的蓝厅论坛，会就各界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政策解释，形成了一种政策公共外交模式。还有外交部通过中国驻外大使来向世界推介中国的某个地方，这种地方推介活动在以前是没有的。还有像博鳌亚洲论坛，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这样的对外交往活动。共青团中央实施的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也在与国际接轨。还有中国的援非医疗队也是我们国家形成的一些重要品牌。再就是像我们成功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这样的大型活动。这样一来，我们整个的国家形象就像是一个影集，每一个省、每一个地方就成了这个影集中的一页。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的国家品牌，而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研究我们的这些项目。事实上，我们国家的公共外交在发展，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国家能力在提升，也是外交能力的提升。以前外交就是由政府之间处理官方关系，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官方与非官方齐头并进、相互呼应的新局面。
中评社记者：可以说，中国的公共外交在过去一段时间获得了不小的成果，那您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在未来若要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障碍或是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可金：当然，我们当前的公共外交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在政策公共外交方面，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协同还不够默契。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呼应就不够默契，不默契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共享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传统外交是考虑国家利益，而民间外交可能考虑多样化的社会利益，或者考虑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就造成了这种匹配上的不默契，所以会出现我们外交想要“收”或者是低调的时候，而我们民间却弄得很高调。官方与民间配合不够默契，这是我认为的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第一大问题。
第二是我们国家的资源投入过于分散。事实上我们花了很多钱，但却没有抓住外交的要害。公共外交要解决的是些疑难问题，而不是讲大排场、大阵势。公共外交虽然形式上是公众的，但其核心还是外交。比如说在南海问上，国家的政策核心就是要解决南海问题，那么公共外交在配合解决南海问题上，就要集中火力、集中力量，为解决该问题提供公众的支持，争取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外交立场的理解，能够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现在却存在一种“为了公共外交而公共外交”的现象，反而没有很好的集中公共外交的力量。
第三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公共外交法或者是公共外交管理条例。国外进行公共外交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因此他们知道如何参与公共外交。而我们的公共外交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大家就不知道如何参与公共外交，反而因为，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后要尽快的制定公共外交法，或者至少是制定公共外交管理条例。
中评社记者：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先后退出了《巴黎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近期的《伊朗核协议》。在美国频频“退群”的情形下，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多的机会借助国际组织等多边舞台来开展公共外交？
赵可金：多边公共外交这一点的确很重要。其实，我们过去进行公共外交更多是双边的，而在多边方面是存在问题的。而且还存在着虚拟公共外交的问题，就是网络领域的公共外交问题。多边公共外交这方面我们确实比较弱，也确实需要大力加强。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国际组织缺少人，没有人脉。我们中国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员是很少的，结果我们成了缴纳会费的大国，但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却成了小国。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在国际组织里面开展公共外交，我们在国际组织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很少，参与国际组织人员的不足也反映出我们国家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的弱势。因此，未来我们国家要加强参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人才培养，还有我们也要加强借助国际舞台、多边舞台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能力。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是很强的，他们无论是在国际组织还是在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行业内年会中，都会有人积极参与，传播他们自己国家的声音。而我们国家在参与这些会议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是外语水平不够，或是一些其他原因，往往不能很好的表达立场，发声亮剑，也不能进行一些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因此，未来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角色和行为，不断加强中国的对外传播能力。
中评社记者：媒体是公共外交开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和环节，那您认为当前媒体，特别是发展迅速的新媒体该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如何让中国的媒体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赵可金：中国媒体最主要的是要走出去，通过国际规则来做媒体。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都是在“家”里做，这样的结果就是与世界是分裂的，做得越多，实际上与世界的分歧越大，因为我们并没有走出去，更没有走进去。因此，我们的媒体必须要做的就是走出去，而且要走进去，能够利用国际话语来讲中国故事。包括语言方面——公共外交的语言。像是美国有VOA（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俄罗斯有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我们虽然有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电视台），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走出去。尤其是媒体影响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结构性劣势”还是很明显，迄今为止，中国大量的网络媒体更多地使用语言还是中文，事实上并没有为国际公众所了解。因此，就媒体国际化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媒体还没有实质性的迈出去，我们在将来应该下一番比较大的功夫才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媒体报道有自己的思维定势，不走出自己，很难赢得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一点我认为是最难的。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2349.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