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关注：吴晓求谈改革开放40年金融发展
中评社北京9月30日电（记者 海涵）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财政金融学院、商学院、经济学院、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承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第二届年会（2018）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金融学科发展”。会议邀请了来自多个高校、研究机构、智库的专家学者共话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在主题演讲中从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融资工具和融资机制、金融业态、金融功能和金融风险、金融开放以及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的变革和发展。
吴晓求说，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的发展经验、改革的路径和利弊得失，准确、全面、客观地分析和了解中国金融的现状，是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基本前提。知彼又知己，才会理性自信，才能拥有未来。
他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伟大的成就。中国由改革开放前的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变成小康、进步、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金融无论在规模、结构、业态，还是功能、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金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传统、落后的计划性金融，转变成初具现代金融功能特征的市场化金融，中国金融开始具有大国金融的一些特征。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方向、技术性特征和国际化趋势，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流。
金融资产扩张、结构变化
吴晓求提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金融资产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其一，是从金融资产的属性（货币属性和资产属性）和资产的流动性差异角度来观测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分析其内部结构的变化；其二，是从商业银行（及类银行）信贷资产和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角度统计金融资产规模，分析金融资产结构变动的趋势。
他分析称，在1978－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中，在经济快速增长，名义增长率年均14.9%的同时，货币性金融资产（M2）年均增速20.5%，M2的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货币率由0.318上升到2.03。与此同时，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改革开放初的计划性金融转变成市场化金融，且基于市场机制的证券化金融资产的影响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40年来，以金融资产结构变动为核心分析指标的中国金融结构，无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趋近金融结构质的变化的临界值，中国金融已经进入到市场化金融发展模式的运行轨道，”吴晓求说。
金融业态：从单一到多元
吴晓求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基础性力量，来源于经济的规模性和市场化之后的“脱媒”趋势和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深度变革带来的新科技对金融基因的深度渗透。如果说“脱媒”的趋势推动着资本和市场的发展，那么高科技对金融基因的深度渗透，则正在改变传统金融存在的物理状态和运行模式，无异于金融的二次脱媒，进而使金融业态和功能发生了突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金融走了一条与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不完全相同的道路，进而加快了中国金融的现代化进程。
吴晓求说，中国金融在1978－1990年间，金融业态高度单一，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导的商业银行几乎成了唯一的金融业态。1990年沪深两个交易所的设立和运行，开创了中国金融“脱媒”的新纪元。从金融的结构性变革角度，沪深交易所得设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资本市场发展新时代的到来。2005年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激活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并加快了金融的“脱媒”趋势，推动了金融结构的市场化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作用，仅次于1990年沪深交易所的建立，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上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到市场化改革和全面发展的时期。随着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新技术、新方法的出现、整合和对金融的深度渗透，在中国金融体系和结构中一种新的金融业态已经出现，后来人们把这种新技术与金融粘合后的金融业态简略而略带粗糙地称为Fintech，也即互联网金融。经过实践的大浪淘沙和严格的监管，互联网金融开始在中国进入淘汰和整合期，第三方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标志。
金融风险结构变化：从资本不足风险到透明度风险
吴晓求指出，由于中国金融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呈上升趋势且趋于结构性变化的临界值，居民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结构亦朝着同一趋势演变，金融业态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金融功能正在由融资为主，转向融资与财富管理并重，由此中国金融的风险结构，已经由改革开放初中期的单一的机构风险演变为今天的机构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的格局。
他表示，中国金融的风险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单一机构风险即资本不足风险到市场风险即透明度风险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国金融进入到资本不足风险与透明度不足风险“双风险”结构时代。如果考虑中国金融的开放度这一变量，未来中国金融风险将比今天更加复杂敏感。
金融的开放与国际化：全方位试错式探索
吴晓求认为，评价一国金融的开放程度，最核心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汇率形成机制；二是资本在国际间流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谨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探索，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趋势已经确立。
他分析说，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40年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基本要点是：中间价定价基础由机构报价到市场收盘价；参考货币由单一美元到篮子货币；浮动幅度不断扩大；从直接管理、窗口指导到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上坚守市场化方向没有变，但在操作层面上秉持的是谨慎的、探索性的试错方法。
从国际资本流动来看，吴晓求表示，国际资本流动包括境外资本对内投资和境内资本对外投资，境外资本对内投资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外伤直接投资（FDI），二是资本项目的金融性投资。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从制度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除了少许援助性对外投资外，中国金融活动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国际资本活动。2002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合格境外季候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时办法》，以推动者中国资本市场开发和国际化，有限度地吸引外国投资者。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另一项过渡性制度安排是沪深交易所与香港联交所的互联互通，简称沪港通、深港通。
同时，吴晓求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虽有提高，但仍然有限。人民币离岸存款主要分布在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分布区域相对单一。在改革开放40年中大多数时间，人民币离岸规模很小，2010年后离岸规模迅速增加。人民币的互换规模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扩大，到2018年8月已经与40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了33687亿元人民币的历史记录。人民币互换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和信用度。
金融监管模式：从“大一统”到“分业监管”再到“双柱”功能监管
吴晓求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监管经历了：“大一统”、“分业监管”和“双柱”功能监管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双柱”功能监管是分业监管模式的升级版。1983－1992年期间为“大一统”金融监管模式，在此期间，金融信贷活动与金融监管、央行只能混为一谈。1992年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时代的来临。2018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合并成立中国银保监会，调整央行部分职能，且赋予央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意味着中国金融开始探索“双柱”功能监管模式。
吴晓求指出，从“大一统”的监管模式，到基于“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具有条条特征的平面化监管模式，再到基于宏微监管并存的“双柱”功能监管模式，既意味着金融监管基础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金融监管理念的进步，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发展和变革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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