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两岸关系中惯例行为解读
中评社香港11月11日电/华侨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与金融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朱润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两岸关系中的惯例行为分析*——从行政性惯例向社会经济性惯例的转变》。作者以惯例行为为研究角度，揭示了当前两岸关系中，约束两岸行为的不仅仅是法规，更是惯例。不同的惯例行为存在不同的效率特征，从而使得更高效率的社会经济性惯例会逐步替代低效率的行政性惯例。社会经济性惯例会给两岸民众带来更多的共同 “情理”，从而会促进两岸在更大程度上谋求共识与互动。尽管两岸政府对这种惯例转变抱有不同的态度，但是鼓励多元竞争和合作，以共同经历来培养共同“情理”，将是未来大陆对台工作的一项有力举措。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中国人历来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常用“情理”来评价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中国人认为的“合情理”并不是按单一标准进行认定的结果，而是在理性与情感的中间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中庸”位置，谓之合理。这个位置经过多次尝试和实用后，被大家约定俗成地接受，这就是一种惯例，而按照这种惯例来从事的行为就是一种惯例行为。惯例和法律一样，具有强烈的约束性，但不同的是惯例是一种软约束。
多年来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北京和台北之间各种类型的交往，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交往，实质上都是遵循着各自认为适当的共同惯例方式进行的。其中，有两个规律性的结果几乎是可以确定的：一是随着交往的逐渐频繁和深入，两岸之间的共同惯例在逐渐增多；二是由于政治主张上两岸长期存在的明显分歧，不同类型的惯例行为存在不同的效率特征。
在两岸交往的历史进程来看，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代表的行政性惯例行为仍居于主导，但其占比在逐渐下降；而以民间交往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其比重在不断上升。两岸今后的交往会逐步从行政性惯例向社会经济性惯例的转变，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么？社会经济性惯例的普及又会给两岸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北京和台北当局对于这种转变的态度会如何？北京在对台策略上应作出怎样的调整？
二、必然趋势还是昙花一现？
处理两岸关系中的行政性惯例行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缓和两岸敌对关系和寻求政治共识的一项最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利用经贸交往，谋求意识形态趋同的一条必经之路。所以，即便在当前，两岸关系中具有实质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大多还是一些两岸政府的行政行为。
当北京和台北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而各不相让时，双方都常常试图通过某种官方行政方式来向对方施压，以迫使对方来接受自己的期望。但单一的行政施压似乎越来越难以呈现出明显的效果，因为当双方进入到敏感利益区域时，外交妥协的成本往往会很高，议题越敏感，成本也会越高。这就使得行政性惯例行为的边际成本递增，双边关系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两岸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歧却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在这一领域，两岸一直都是按照民间交往中的社会经济惯例来运作的。直到现在，许多台湾的中产阶级都承认，ECFA的条例几乎全部是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单边关税优惠（PTAs）形式来拟定的，按照国际惯例，两岸ECFA的签署会给台湾带来巨大商机和经济增长；之后的服贸协定的内容也完全可能拟成另一个PTA。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两岸科教文体方面的交流活动不断，双边也都尽可能地给予对方一定的便利和友善。这种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同样也存在成本，但由于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的可重复性，使得在某一惯例方式下可以多次反复地进行运作，随着两岸经贸和社会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深入，反复运作的惯例行为就逐步形成了行为规模，而在规模条件下，行为的边际成本会随着行为方式的增加而递减。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边际成本递增的行政性惯例行为难以突破收益的瓶颈，另一方面，边际成本递减的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却可以给双边带来可预期的递增收益。所以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会比行政性惯例行为更具有效率。更进一步，根据市场的自然选择规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行政性惯例行为向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的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社会经济性惯例带来的共同“情理”
尽管在理论上的确可以得出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更为有效的结论，但在实际的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却会遇到与理论“背离”的情况。比较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泛政治化现象。无论大陆对台湾做出何种举动，台湾的部分媒体和民进党名嘴都会设法给其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如果大陆的行为显示其强硬态度或秀了下肌肉，那就会从“情”字入手，突出大陆对台湾的冷酷与无情；反之大陆的行为如果展示了对台湾的友好或优惠，那就立刻换了副讲“理”的嘴脸，貌似在抽丝剥茧般地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实际上往往会先偷换一下概念，再根据臆想来编造某个骇人听闻的鬼故事，突出大陆“施恩后的阴谋”气氛。
台湾民众往往缺乏对大陆直接和全面的瞭解，长期以来也看到了两岸用行政性惯例行为解决两岸问题的常规方式，已经形成了“大陆的一切举动都是北京政府行政性惯例行为”的惯性思维，自然比较容易接受媒体和名嘴们对大陆的恶意抹黑，曲解大陆对台释放的种种善意。社会经济性惯例则能较好地化解这一困境。
社会经济性惯例往往能把“情”与“理”进行辩证统一，既能摆事实、讲道理，又能便宜行事，兼顾情分。例如，在讨论关于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台北提出的“新南下政策”之间的关系时，有人就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大陆应不应该让台湾的“新南向政策”也搭上“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呢？直接回答的结果都是令人尴尬的：如果不应该，那么表示大陆对台湾的不友善，台湾经济未来的不景气可以全赖成是大陆的恶意打压，同时，习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倡议高峰论坛上所说的“欢迎世界所有人都来搭‘一带一路’的顺风车”就成了空话；但如果应该，那么台湾可能会解读出台湾从“一带一路”中所获得的好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能获得这些好处应归功于“新南下政策”而不是大陆，从而这成为了民进党谋求连任的“伟大功绩”和推进台独的“有力证据”。事实上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因为在社会经济性惯例中，搭便车没有应该不应该之说，只有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够的问题，愿不愿意是于情，而能不能够是于理。台湾愿不愿意搭“一带一路”的便车？如果愿意，那就承认了台湾未来预期收益是源于大陆的善意，而不是民进党“新南下政策”的英明；如果不愿意，那么未来台湾经济的不景气自然不能怪罪于大陆的恶意打压。同时，即使台湾口头上表示愿意搭便车，还要看台湾企业是否具备搭便车的客观条件——同等条件下给予台湾企业更优惠的合作待遇是可以接受的，但与外国竞争者存在明显的条件差距，台湾企业自然不能搭便车了。因为中国企业不可能因为台湾因素而无原则地破坏市场的“三公”原则，这是比两岸惯例更大的共同惯例。
事实上，北京强调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搭好台，企业才是唱戏的主角；与此相类似的，台北也强调企业要主动走出去，扩大向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和投资，政府会动用有关资源进行全力支持。两岸都不约而同地把企业放到最主要的位置，而让政府作为一种支持，这不是出于默契而是由于这种行为符合经济发展的惯例。当这种共同惯例结合在一起时，两岸共同利益也就自然联在了一起。
社会经济性惯例的引入，会使得两岸民众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双边共同“情理”上。台湾 “小确幸” 的思潮，在当前世界格局纷繁多变的背景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因为从理上看，多变的世界格局孕含着机遇与挑战，预示着未来更为激烈的全球竞争，偏安一隅而自求多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从情上看，简单明快的生活固然具有吸引力，但这种短时间的欢愉后面是长期精神上的空虚与颓唐。用行政性惯例行为去干预台湾年轻人的思想行为是几乎不可能的，但社会经济性惯例能通过现实的点滴变化慢慢让台湾年轻人认识到年轻人更应该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并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当前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涌入大陆求学就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两岸年轻人之间已经逐渐形成了共同“情理”和共同惯例。所以，社会经济性惯例的普及会给两岸民众带来认同感和信任感。
四、北京的“YES”和台北的“NO”
北京对于向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转变，是持明确肯定的态度，希望通过加强民间多层次的双边交往，通过社会经济性惯例为两岸带来更多的共同“情理”，增强两岸民众之间的认同与互信。这从多年来北京一再鼓励民间接触、民间交流和民间商贸可以看到。
近期北京推出的31条惠台政策中，已经不再是一份对台补贴清单了，而相当大的内容是涉及给予台商和台胞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谋求在更为经济的范畴下来给予台商和台胞更多应得的实实在在的优惠。而这些优惠大多是台商和台胞多年来在大陆工作、学习和做生意时希望获得的便利待遇。
同时，台北对于通过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来进行两岸交流是有畏惧之心的。一方面，台北对于北京给予优惠的行政性惯例行为有很强的预期，这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层面，在企业和民众个体层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旦转向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大陆政府大幅让利的预期红利会减少或消失；另一方面，台湾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业转型一直成效不佳，大量企业的技术水准并没有有效升级。台湾许多技术都是从欧美进口或外包，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加上经济长年景气度较低，资产积累速度慢，岛内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所以，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的使用水准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准，企业竞争优势不明显，竞争潜力不足，与大陆企业的经济交往与竞争中难以取得上风。
所以，尽管蔡英文政府提出“从世界走向中国”的主张，许多台湾人觉得前景渺茫；但真正与中国大陆平等地进行经贸竞争，“从中国走向世界”，却也没有明显的成效。至少在马英九当政的八年中，两岸经贸交往虽然有大幅度的增加，但真正意义上按社会经济性惯例进行公平竞争或合作的案例却并不多见。许多台商因当年台湾的过剩产能而把公司（工厂）转移到大陆，在大陆开厂多年，一直享受着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等到大陆也出现过剩产能时，不得不再把公司（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但多年享受的优惠与补贴一下子没有了或者大幅下降了，企业运营立刻遭受了困境，不得不重新考虑投资投向问题。
由此可以看到，尽管两岸今后的交往会逐步从行政性惯例向社会经济性惯例转变，但是两岸对于这种转变的心态是完全相反的。大陆对于这种转变持正面的态度，而台湾更有可能持负面的态度。由于造成台湾所持负面态度的因素多样且复杂，预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台北对向社会经济性惯例转变的负面态度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反转。
五、鼓励多元竞合，共同经历
大陆的正面态度会加速这种转变，但同时台湾的负面态度又会延缓这种转变。如何处理好两岸的差异态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就要再次回到社会经济性惯例行为的共同“情理”上来进行分析。
我们以“一国两制”的“情理”观为例。大陆方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存，但两个政府之间的战争仍属于中国内战；两岸从地缘文化特征和历史文化渊源上都同属一系……这些都从“理”上论证了两岸同属一国的不争事实。两岸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无法强迫一边向另一边进行制度转变，强制的制度转变只会引起当地社会动荡和人心动摇，会极大地伤害当地已经习惯于之前政治经济制度的民众情感。所以，各自保留原有的制度选择，是从“情”上进行的考量，以给予双方最大的尊重。可见“一国两制”也是一种惯例，而且具有其“合情理“的特征。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是否都认同这个“情理”却不尽然。因为那是大陆的“情理”，不是台湾的“情理”。只有共同“情理”才会形成认同和互信。
事实上，从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共同经历是形成共同“情理”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当台湾和大陆的就业者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和打拼，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共同思考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这种团结合作的经历很容易让彼此成为好友，形成共同的“情理”观和共同惯例行为。同样的，当台湾和大陆的企业在同一个商业园区或竞争或合作时，相互间的学习（又称为知识外溢）会引起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即一方通过对对手能力的学习和模仿会引起对手对自己的学习与模仿冲动和研发创新的冲动，从而形成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氛围，最终在整个区域内形成一种共同的“情理”观和共同惯例行为。对于上面“一国两制”的案例来说，事实上许多港商实际上也是台商，通过对香港的建设来形成与这些台商的共同“情理”，就能让至少一部分原来对“一国两制”无感的台湾人瞭解到“一国两制”的本质内容。
大陆应为这种两岸企业与个人的“多元竞合与共同经历”尽可能多地提供机会。近年来，民进党台独小动作不断，同时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想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两岸的接触，摆脱对大陆的依赖，以谋求最终的台独目标。同时，大陆对台交流降至冰点，两岸交往的障碍增多，许多经贸项目相继流产，而这正合了民进党的意。同时，行政性惯例行为的对抗特征非常明显，两岸同时承受着巨大的行为成本。只有开放地（大度地）与台湾进行多层次接触，从微观自然人法人实体到中宏观层面的行业与产业层面，全面推进双边交往，通过社会经济惯例方式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与合作，才能与台胞和台商具有共同经历，才能在相互促进中形成共同的“情理”观和共同惯例。而这些共同惯例又能形成行为规模来降低互动的边际成本，激励两岸互动加速、升级，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六、结语
两岸之间复杂的竞合关系，需要用一些有效的标准来进行衡量，而基于共同惯例的“情理”判定，是符合中国人传统处事哲学的一项有效手段。大至民族的昌盛，小到个体的发展需求，都包含了中国传统“情理”的内核，这是任何政党的任何歪曲所不能消磨的。充分利用好这个内核，在两岸民众心中启动这个内核，谋求共同理念与共同行动，将是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一条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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