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美贸易对抗下六点启示
中评社北京11月14日电（实习记者 王宽）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133期，“对话人大名教授时殷弘——美国对华战略与中国应对”于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三层多功能厅举办，本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关照宇担任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贾晋京做引导发言。
主讲嘉宾时殷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1996至2002年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查帕尔希尔分校、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从事累计两年半的独立研究，并曾作为访问教授多次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在美国丹佛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讲授研究生课程。着有专著（独着）18部，包括《华夏对外战略传统：经典前四史摘录和评注》、《从帝国复习到华夏野蛮：对后汉书的政治／战略解读》等。
时殷弘在此次讲座中就全球化下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格局、近现在发生的中美贸易对抗，以及中国近年来对外政策、发展的分析，提出了六点有关中美贸易对抗对中国的一些深刻启示，
一、中国需认清全球化下的首要问题
时殷弘在他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长久未认识到全球化面对的首要大问题，而是将其次要大问题误认为唯一大问题。他更进一步指出首要问题在于，因为中国得利太多，发达国家已经不需要这种全球化，而持有对这种全球化的愤怒。
谈到中国目前的对外经贸方面，他指出了国际社会所认为的六项“不对头”：
1、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或曰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巨额逆差；
2、中国市场准入不宽和外资投资环境不佳；
3、国家控制中国内外经济活动（特别是政府大力发动、规划、投资、管控中国的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
4、相对于外国在华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国有公司受中国政府种种优惠，包括时有的大量补贴；
5、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往往或有时不透明和不顾对方偿还能力；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或有时不实质性的充分惠及当地国家的就业、社会健康发展和生态保护。
除了政府大力发动、规划、投资、管控中国的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这一条不可能、也不能有基本变动外，这些舆论所说的不管被说的有多扭曲或夸大，中国都需针对实际情况加以改善或优化。
对此时殷弘认为当前特别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在于：中国多年提倡世界秩序、特别是世界经贸秩序要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如此才能公正，才能合理，才能可持续；然而，这不是维护和改善全球化的首要问题。首要问题在于，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得利太多，发达国家相当大一部分选民即社会基础已经不需要这种全球化，持有对全球化的愤怒。如果发达国际不要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全球经贸秩序，那么那种对中国大为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可能持续下去。
在提出首要大问题后，时殷弘更进一步指出中国长久未认识到全球化面对的首要大问题，而是将其次要大问题误认为唯一大问题。与此相关，在这首要大问题上，中国举措长久的过慢过傲，主要是长久地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资本市场准入长久停滞甚至局部收缩，对国内和对外的经济活动愈益加强相当广泛和严密的国家控制（特别是政府大力规划、发动、投资和管控中国的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相对于外国在华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国有大公司受中国政府特惠。这些出其他复杂的原因外，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国的深化和拓展国内改革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实，世界观和基本政策方面多少故步自封。现今，我们正在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乃至贸易战，而在此剧增的压力下就不能不付出大得多的代价。粗略地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就当前的世界风云巨变的缘由而言，最后一个共同富裕问题或许比第一个还重要。我们过去讲全球化要改革，要更新，只是抓住了第二甚或第三问题，第一问题没有抓住。
二、中美贸易战上，中国需适时向美国让步以换取时间
时殷弘指出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是一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单独一个他发动的战役，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又集中在同样是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一个“甜枣”吃，都是为了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榨得尽可能最大的利得。2017年全年他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就是这么做的，斩获可谓巨大，而2018年年初开始，他就将这一套残忍和决绝地应用于对华经贸关系以及更多。现在，必须有如下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即经过一段时间针锋相对的中美贸易战，不管暂时的“输赢”情况，中国都必须适时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空前的让步，主要是巨量增进中国对美进口和大幅度扩大美资中国市场准入，否则就过不去，或者说就争取不到一段较长的“休战”（准确地说是局部休战），为中国调整和优化经济、金融技术格局争取一段较长的时间和一种压力较小的环境。目前，这种调整的最眼前严峻两难就是“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中国削减严重金融风险的也许唯一的出路，但同时它正在导致中国提供社会产值和就业的主干即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凋敝的真实危险。
三、中国应开发国内市场资源，以减少对外依赖
时殷弘谈到对中美贸易对抗和冲突，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既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及其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以便争取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政治基础。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了中国跟政府在上述“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中国确实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加的愤怒作适当调整，而且这调整必须是正真得到贯彻的，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基础。更重要的，这些让步贯彻的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前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正真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
四、中国需理清问题轻重缓急次序以正确应对
在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上，时殷弘指出从2018年7月6日起，特朗普残忍地将中美贸易战强加给中国。首先是他的第一轮，即对340＋16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征收25%的高税，然后有了他的升级的第二轮，甚或可能有第三轮，即对2000亿甚至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征收高税，税率可能最终攀升到高达25%，伴之以已经对中国发动的高技术贸易和发展的种种愈益众多和严厉的限制，几乎近于封锁。这历史性的事态发展已经必然地迫使中国政府定出一个分明的轻重缓急次序，有别于先前多少扩散和分散的对外政策议程。
他更进一步提出，正确面对中美贸易战无疑已成为首要优先，以便保护中国多少易受伤害的国内经济和金融免遭过大损失，以至于令中国社会甚或政治不稳定。显而易见地方向是将“维稳”应用于中国经济和金融，使之成为中国头号国务。因此，战略环境（包括朝鲜问题、台湾和南海东海事务操作、中美西太平洋军备竞争、对俄战略／军事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等）已经必然地总的来说退居次要地位，特别是因为上述事态发展，及贸易战的开启和经济／金融的易受伤害性，还有可得可用的国家资源的相对减少。
五、中国对外政策方向应“韬光养晦”
时殷弘还谈到战略阵线与过去六年的情况相比将是显着收缩。在这阵线上，只有台湾问题操作和于美国军备竞争才会被当做与其他的战略事务相比的优先。而且，即使他们本身，与晚近的过去相比也可能变得较为温和，较为渐进。对中国外交来说，这些新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肯定是个福音，因为已协调、和解、共商和在世界上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或中立者为主题，他必定将受高度重视和优化。全方位的与诸多邻国关系的改善将继续下去，并且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在回想起来，过去五六年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但也有重要的缺陷，现在战略阵线不免“蹦得”过高过快，在贸易阵线却少有甚或没有作为。其结果，是在我们的对手的“劣根性”和严重病变之外参与作用，终于将我们的对手“动员”了起来。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迫任务，可以说是要依据有张有弛、“进两步退一步”的常理，用五六年时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及够大幅度的战略态势和足够积极的贸易调整奋进，以求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对手回到被“动员”以前的松垮状况，然后再谋求新的显着进取。能否如此，对中国的战略眼界和战略耐力是个重要考验。
六、中国应警惕“两分”的可能性
最后，时殷弘对“两分”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2018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开始至少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危险的“两分”（dichotomy）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趋于经双边谈判显着缓解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矛盾，进而愈益可能与他们分别达成自由贸易或准自由贸易安排，并且在单边废弃全球性WTO体制以后，成功地谋求与之以期构建新经贸规则体制，那大致只涵盖发达世界及其紧密伙伴；另一方面，中美之间所有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连同美国政府施行上述“集团经贸”方针，可能迫使中国少有选择，及只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主要依靠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从事主要的对外经贸活动。显而易见，总的来说此类经贸活动从长期看利润前景相当有限，中国资金将低回报甚至无回报地大量外流，与在发展中世界非常广泛、深入和颇为急速的介入相伴的、与不同人民和社会间的各类有关纠葛和风险将显着增进。同时不会给中国带来关键裨益，即获取高技术，大大促进自身系列广泛的技术更新和升级。
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小甚至杜绝这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否则中国的长远前景将受到严重的历史性的损害，如果从这样的视野看，中欧、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双边关系的尽可能最大程度的经久改善，连同中国积极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有选择地区域或次区域多边经贸合作体制，就无疑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许台海两岸之间的、虽有重要经济困难的经济技术合作推进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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