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良：营造有利国家统一国际环境
中评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 海涵 李娜 实习记者 胡振华）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陈士良日前在由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主办、中国评论通讯社合办的“中美建交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研讨会上谈了他对中美关系和和平统一之间内在联系的一些理解。陈士良表示，台湾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的强大，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东亚各个国家获益，而不是受损，二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亚太地区更加繁荣稳定，三是两岸统一要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所贡献。
陈士良回顾说，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接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日，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这两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在同一天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也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1月2日，党中央召开了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阐述我们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具有划时代意义。
他指出，重温40年前的这两个历史大事，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和和平统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今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一些启迪：
第一，台湾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陈士良表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的东南边陲，在历史上，台湾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经常随着中央政权的兴衰而发生变化。当中国强盛时，两岸就统一，而国家弱乱时，台湾被外国强权占领。这几乎是台湾的宿命。就近代而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开始衰落，台湾在1895年被日本割占。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国力仍比较弱，1950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再度被纳入西方势力范畴，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
他指出，今天，中国国力日益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指日可待。中国的强大，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国家统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提出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日的重要讲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第二，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陈士良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关键是靠中国自身的实力。只要中国不断发展进步，实现国家统一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外部势力干预是台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它至今迟迟无法解决，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外部势力的干预。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仍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他谈到，从两岸70年的发展历程看，当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之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就有很大的帮助。在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最紧张的时期，中苏交恶也开始公开化。中、美、苏的大国博弈出现了新的局面，美国和中国都需要与对方合作，共同抗衡苏联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与新中国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这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把握住了机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随后，中美在1982年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这就是“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所以，他强调，从中美建交和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过程看，当国际格局、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我的变化时，对于国家统一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日益消极。
陈士良表示，如果我们把中美建交以来40年的中美关系划分阶段的话，借用陶文钊先生的观点，那么，这40年可以以冷战结束为分界线，分为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变化。
他解释说，在冷战时期，从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再到里根总统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基本驱动力是对抗苏联的战略扩张。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由此消失。这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几乎是釜底抽薪。美国方面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还需要中国？特别是美国还有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既然共产党执政70 多年的苏联都可以迅速地分崩离析，那么中国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所以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出现“中国崩溃论”的论调。
“但中国没有崩溃，反而不断发展壮大，”陈士良说，于是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到了新世纪之后，“中国威胁论”就变得比以往更加现实和突出。2010 至2011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今后数十年，中国将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美国一些右翼人士还把制约中国发展作为美国的首要任务。
“所以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1999 年发生了‘炸馆’事件，2001 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亚太地区的一些多边机制约束中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挑起争端，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又推出‘印太战略’，挑起中美贸易战。”
陈士良认为，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非常的高瞻远瞩。中美建交之初，虽然美国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拉中国对抗苏联，但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倒向美国，而是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他指出，事实证明，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是非常正确的。几代领导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个定位，为中国的崛起和确保战略机遇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正是得益于中国历任领导人的努力，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文和技术转让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逐渐变得多元。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持续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动力。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全面性发展，中美关系才经受得住了冷战结束的冲击，也基本经受住了特朗普上台后的暴冲。
但是，陈士良坦陈，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既有战略基础缺失之后，美国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美国迟迟不肯认真执行“八一七公报”。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如果不是台湾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还会更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更是大打台湾牌。美国先后两年都通过了强化美台军事关系的“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提升美台官方互动的“与台湾交往法”。这些都显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逐步从“不反对两岸统一”到“不支持两岸统一”，发展到今天的“干扰两岸统一”。
他认为，随着大陆的发展壮大，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两岸统一的内部条件正在形成。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上的讲话，吹响了和平统一的号角。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但是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尚需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统一的外部环境，增加美国和周边国家对两岸统一的接受度。
第四，做好战略谋划，营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
陈士良指出，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在很大意义上是顺势发展和借势发展，利用既有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来发展自己。从现在到建国100年，也就是未来的30年里，中国是不是能继续在现存的国际体系里崛起，或者要突破这个体系，甚至另建一个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判断。中国做出怎样的判断，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能不能成功崛起。
他认为，首先，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的国力。美国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够塑造国际秩序，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国力。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距离美国这样的国力还有很大差距。
另外，陈士良并指出，塑造国际秩序也需要得到本地区国家的普遍支持，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普遍支持，中国距离这样的国际支持还有较大差距。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反而产生了种种疑虑。比如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算是比较密切的，但是战略互信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外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疑虑。
陈士良强调，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目前仍然不具备塑造国际新秩序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屈从于既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事实上，近些年来，中美“两强并立”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两国关系越来越多地涉及国际秩序问题。例如中国同美国合作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特朗普当政以后，我们虽然暂且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了，但精髓还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三条依然是中国发展同美国关系的指导性原则。
所以，他借用陶文钊先生的看法，认为，中国未来将既不是完全被束缚于现有的国际秩序之内，也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而是走第三条道路。一是通过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塑造中美关系，不断让国际秩序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进；二是在某些特定领域，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局部改善。通过这种方式，为民族复兴创造最多的时间和空间。
就台湾问题而言，陈士良指出，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必然是秉持同样的思路。我们不是要通过重建东亚秩序来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循序渐进地改进东亚秩序，为解决台湾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陈士良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指出，“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他认为，从这个讲话看，我们要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外部环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东亚各个国家获益，而不是受损，二是两岸统一要能够让亚太地区更加繁荣稳定，三是两岸统一要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有所贡献。所以，要营造有利于统一的国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要善于顺势、借势，还要学会谋势。对此，需要我们做好谋划，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体办法。
最后，陈士良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我们反对国家分裂，推动和平统一，是正义的事业，历史必定会眷顾正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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