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宏观调控应着眼于中长期

　　中评社北京7月16日电／2019年年初以来，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超预期回升，宏观经济显示出企稳态势。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着眼于从中长期视角来保持经济健康增长。但5月份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经济运行再次面临下行压力。面对这一局面，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日前对记者表示，应坚决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继续实施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更多精力聚焦到国企、土地、户籍、服务业准入和事业单位等重点领域改革上，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经济稳定主要依靠衰退性顺差支撑

　　《金融时报》记者：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放缓，一些先行指标回落，让人们对2019年全球经济不甚乐观。然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却超过预期。有人认为，内需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能够担起拉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任。对此您怎么看？

　　祝宝良：事实上，从需求端看，内需在不断下降。即便是GDP增长明显好于预期的一季度也是如此，内需拉动仅为5个百分点。而2018年全年，消费拉动5个百分点，投资拉动2.2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0.6个百分点，内需拉动7.2个百分点。近几个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进一步说明内需仍没有起色。表现为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4月份当月出现-1.2%的增长，改革开放40年来罕见；基建投资增长缓慢，明显低于预期，去年以来稳定基建投资的政策至今没有显现效果；消费增长迟缓，汽车、家电、珠宝、文化用品等消费增长缓慢。由于内需不足，进口增速下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短期内抢出口，出现了衰退性贸易顺差，支撑了经济增长。

　　内需疲软，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受中美贸易战、否定民营企业言论、金融去杠杆等叠加影响，2018年以来，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困难，信心不足，部分企业出现信用违约和股票穿仓，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二是2016年以来居民持续加杠杆买房，居民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房价居高不下。还贷压力和预期收入减慢挤出了部分居民，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消费需求，导致正在进入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汽车消费大幅下降。三是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受到体制机制制约和国家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约束，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减弱、传导周期拉长。整顿地方政府各种违规融资行为后，财政扩张支出政策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传导时滞明显拉长，由过去3个月左右滞后期拉长到6个月以上；对企业增值税减税政策力度很大，但企业利润仍没有改善；货币政策效应减慢，出现了宽货币、紧信用，流动性宽松而融资难、融资贵频现的现象。2018年7月底以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仅仅改善了市场预期，推动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好转，但对实体经济，如投资和消费的作用还没有显现。

　　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大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如预期达成协议。有人判断，贸易摩擦将向科技、金融蔓延。您是如何看待影响的？

　　祝宝良：中美经贸摩擦涉及双边贸易、知识产权保护、补贴、市场准入、国有企业等多个问题。从双边贸易看，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我们的数量经济模型估计，短期内由于出口产品不可替代，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短期价格弹性为0.7%，也就是说出口价格提高10%，对美国出口下降7%；由于出口合同往往提前3~6月签订，因此，短期出口出现回落有3~6个月的滞后期。中期内，由于商品可以部分替代，中国的出口价格弹性会提高到1.5%，即出口价格提高10%，对美国出口下降15%。关税调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要持续大约两年零两个月左右。

　　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和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约500亿美元，考虑出口的乘数效应，中国GDP减少0.6个百分点左右，第一年影响为0.3%，第二年为0.2%，第三年为0.1%。

　　如果美国对征收10%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增加到25%，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约500亿美元，中国GDP减少0.6个百分点左右，第一年影响为0.3%，第二年为0.2%，第三年为0.1%。

　　如果美国对其他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对美出口减少1200亿美元，中国GDP减少1.4个百分点左右。第一年影响为0.7%，第二年为0.4%，第三年为0.2%。

　　从长期看，贸易摩擦、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补贴等问题，会影响双边贸易、投资、技术转移、人员交流，进而影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影响国内企业投资和外资流入,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我们估计，改革开放40年，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科技交流等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在0.9个百分点左右，中美经贸摩擦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不可低估。

　　下半年政策的刺激效果将显现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研判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祝宝良：展望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经济形势，预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对刺激基建投资、稳定消费显现一定的效果，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缓慢上升。制造业投资会低位回升。初步估计，增值税减税约8000亿元，按照企业利润50%用于投资，制造业投资提高两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在4%左右。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开始挤出消费，并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和升级。房地产调控政策不能动摇，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出现减缓趋势，但由于货币政策相对宽松，2017至2018年，土地购置面积增长较大，房地产投资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长9%左右。专项债政策调整后，基建投资会逐月增加，预计全年基建投资会增长6%左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的滞后效应和六项支出扣除可减税4000亿人民币，按照居民边际消费倾向0.8计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可提高1个百分点。综合计算，2019年以来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将在2019年下半年逐步见效，拉动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分别提高0.5和0.3个百分点，内需总体上逐季有所回升，全年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在5.5%左右。受世界经济减慢和中美贸易战影响，我国出口会继续回落，全年可能出现零增长，而内需回升会拉动进口增速有所加快，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季走低。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在6.2%左右，2020年为5.8%。如果美国继续加征关税，我国不增加新的刺激政策，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在5.2%左右。

　　价格没有上涨压力。如果石油和铁矿石价格稳定（这两种商品受地缘政治和垄断供给影响难以预测），由于工业品价格的翘尾影响峰值在2019年4月份，从5月份开始，我国工业品价格将稳中趋落。猪肉价格将可能继续上涨，加上消费品价格翘尾的高点集中在今年3至7月份，7月份CPI涨幅应该会继续提高，但核心通胀率会较低。预计全年CPI在2.4%左右，PPI在0.3%左右，物价不会成为稳健货币政策的掣肘。

　　宏观调控具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5个国家的央行采取降息举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走到了宽松的“十字路口”。您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的宏观政策将如何进行调整？

　　祝宝良：2019到2020年，我国经济会继续减缓，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开放等结构性政策应着眼于2020年，不能寄希望短期内解决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经济走过了长达近11年的增长，扩张周期正在接近尾部，2019年加息的可能性极低。欧洲、日本等经济存在不确定性，英国脱欧和伊朗等区域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2019年美联储中性甚至偏松的货币政策为我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第一，货币政策要与经济增速相适应。要做好预期管理，以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监管政策被市场过分解读。要高度珍惜今年年初的修复成果，通过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稳预期”“稳信心”。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和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的大方针下，股市价格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大。股市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预期和信心。股市稳健发展有助于通过权益价值的上升来降杠杆、通过财富效应来促消费、通过托宾Q效应来促进投资、通过赚钱效应来吸引外资并有助于汇率的稳定。

　　第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的民生功能。在增值税减税效果没充分发挥出来之前，要通过“稳基建投资”来稳增长。优先建设有利于带动消费包括文化、教育（职工培训）、医疗、养老、旅游等方面的基建投资。研究发行特别国债，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资高铁、水利、电信等属于中央事权的基础设施项目，减少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作用。

　　第三，通过出口多元化对冲中美贸易下滑。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或者区域的贸易量已经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量的1/4，提升“一带一路”的市场可以有效对冲中美之间贸易量的下降。

　　第四，继续加快推进开放政策实实在在地落地，吸引国外资本。“稳外资”带来的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对激发民间资本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对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有重要作用。

　　第五，恢复中美贸易谈判。中美经济贸易是压舱石和推进器。

　　第六，推动土地和事业单位等领域的改革。放开文化、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结合事业单位改革，激活这些行业的供给，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激活农民消费。

　　来源：金融时报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70065.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