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中新社北京八月三日电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前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日前在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上表示，在网络数字时代，中国经济将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阶段。在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阶段，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的突出优势将继续支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高增长的新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近10%的平均增长率，这也是一个波动的增长率。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 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下降趋势有许多解释，包括: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发展阶段问题、人口红利消失问题、国际环境问题、缺乏科技创新能力等。 江小涓说，从影响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变量——投资、消费和出口——来看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虽然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消费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但实际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稳定。 原因是投资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长率越快，消费的贡献就越低。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继续通过投资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困难，也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还有三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进口技术减少和服务经济的到来。 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看，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净增长一直为负，这与经济下行趋势高度一致。 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是抚养比。低抚养比表明劳动力供应充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抚养比一直相对较低，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的抚养率在未来40年将越来越高，特别是对老年人而言。与以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这种高抚养率对整个社会和家庭有着完全不同的压力和心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此外，产业升级后，可以进口的技术存量减少，从而减缓了效率提高的速度。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三大产业中，农业和工业比重下降，而服务业比重上升。 自2012年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产业。自2015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步上升。 根据国际经验，几乎没有例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后，经济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 当经济结构以服务经济为主导时，为什么经济增长会下降？因为服务业的效率相对较低 许多服务行业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和“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例如，教育、医疗、艺术表演、保安和保姆不能使用高效设备大量生产。没有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就无法提高。 然而，不同行业的工人需要相似的报酬，“服务”效率低下，但报酬不能过低，与商品相比，后者越来越贵。 服务业的效率和成本怎么会低呢？例如，1984年买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要花1000元人民币，雇一个保姆每年要花500元。当时，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例是2: 1 到2018年，32英寸彩色平板电脑的价格将达到1000元，雇佣保姆的价格将达到每年5万元。届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例将为2: 98。 事实上，我们的消费结构变化不大，但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因此，在许多发达国家，当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时，同样的资源将被投入，但产出效率将明显下降。因此，人们说这是一个高成本低效率发展的时代。 中国是否会步其他国家的后尘，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无法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江小涓认为，中国经济向中高速增长过渡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事件。 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全球化发展迅速，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导致了全球产业链的形成。然而，近年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势头受到阻碍，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增长停滞不前。 与1998-2007年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相比，2008-2017年的增长率明显放缓，中国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在过去的40年里，由于技术、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全球价值链可以被切割和转移，许多产品被切割成不同的部分并在不同的国家生产。 跨国公司的关联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志。 1980年，跨国公司的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只占三分之一。2000年，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75%，2010年甚至上升到80% 然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不会继续增长，而是呈下降趋势。 产品在不同国家切割和生产并最终组装的零件和程度是有限制的。如果没有好的新技术变革，这一进程将因上限而放缓。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崛起。 一些中低端产业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冲突。 事实上，出口的重要性是不可能重现的。中国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高峰时的近40%下降到现在的不到20%。 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正常的值 数据显示，人口在7000万以上的大国的出口平均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 此外，外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 “因此，我们的总体判断是，提高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开放的重要性将相对降低。 ”江小涓说 中国很可能成为服务贸易的强有力竞争对手。江小涓认为，从国内外条件和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然而，从中国国情和技术发展的特点来看，中国经济仍将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 “因为中国已经进入网络数字时代的服务经济阶段 “过去服务业不能支持经济增长的原因是，过去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不能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当前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新技术突破了“时间空同步”和“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边界要求，大大提高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新技术也可以整合制造业和服务业。 一百多年来，教育劳动的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但是现在随着远程教育的发展，大规模的网上开放课程(MOOC)可以大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 据统计，截至2018年，清华大学在五年内建成了258个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门户，惠及全球800多万人。 生活英语听说、财务分析和决策以及心理学导论是所有在线课程中排名前三的课程。 另一个例子是金融服务可以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帮助下提高效率。现在对个人以及小型和微型企业的贷款已经大大改善。 未来，技术发展将继续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中国有着特殊的优势。人口众多，网络应用水平领先，网络和数字产业规模经济优势明显，边际成本低。 例如，100万人看在线戏剧和10亿人看在线戏剧几乎没有区别。 大规模是优势，流动是生产力。 此外，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基础好，这是生产服务业特别大的基本优势。它支持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互联网时代制造业的许多新的发展模式。 就在网络时代和数字时代，中国已经到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阶段。 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例相对较低。由于不可能同时与同一个地方进行远程贸易，过去不允许服务贸易。然而，在网络时代，网络空之间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非常低，规模经济非常显著。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服务贸易的强有力竞争者，从实际表现来看也是如此。 江小涓说，鉴于上述新变化和新发展特点，应该有相应的对策来满足政策需要。 首先，宏观调控政策应把握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经济时代相对高速的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做什么？关键是要把握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在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中国经济有了新的增长来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有相对较好的增长表现。宏观调控仍然需要把握速度和质量的关系。 第二，产业结构政策应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采取中性政策。 服务业可以提高效率，与制造业更加协调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哪个更重要 现在很难将服务和制造分开。以5G为例。5G起初是一种信息服务。它的特点是高吞吐量和低延迟。然而，如果没有巨大的物联网来连接一切，那是没有用的。 聊天不需要如此高的吞吐量，它必须与工业互联网、制造业和许多登陆场景相结合。 因此，服务必须与制造相联系。 同样，如果制造业不与互联网、云或互联网相连接，也很难实现大发展。 未来，工业的发展将更加灵活、一体化和互联。没有必要提及谁先发展，谁后发展。最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将通过市场得到确认。 第三，技术发展政策应该给予市场更多的技术发展，政府应该提供应用场景。 大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不可控，发展受限。 例如，对于自动驾驶，企业可以制造所有必要的机器，但是法律、道路、交通控制和相关的支持规则都需要在整个空之间有一组场景，这不是企业可以做的。 技术开发现在可以更多地移交给市场，政府应该在技术落地的应用场景中做更多的工作。 第四，产业组织政策应注重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同时形成 我国的国内产业优势来自巨大的市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鼓励大型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 当今的平台企业需要有相对较大的规模才能具有竞争力，但如果这些企业实力雄厚，没有其他企业与之竞争，它们很可能形成垄断。 因此，我们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在两者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第五，国际竞争政策应该从普遍中立转向国民待遇。 中国将回归适度国际化，这是一个数量问题。 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纵向分工时，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处于高端。因此，我们应该支持国内产业升级。 目前，许多产品是水平分割的。中国的一些消费者愿意购买苹果手机，而许多外国消费者愿意购买华为手机。政府不必太担心这些领域。 第六，国际收支政策应该从整体上考虑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有贸易顺差，但这种顺差将逐渐缩小。 因此，贸易顺差、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如果国际贸易产生更多利润，要么增加外国投资，要么购买外国政府债券，以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七，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许多公共服务已经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兼容，效率更高、服务更好、价格更低，并且在市场仍然无法做到的领域付出了更多努力。 市场能够服务的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后退，做好标准评估、监督等工作。 第八，科技治理政策应引导有效共同治理的形成 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公共治理政策应该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的治理。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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