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岛内政治风云 青年学者：这些问题有意思
中评社北京6月3日电（记者 海涵）由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台湾研究博士生论坛于6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中，与会青年学者就台湾复杂的政治状况各抒己见，分别对台湾的转型正义、民粹政治、公众政治信任下降、公投法修正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着手处理转型正义问题，谈及此问题，福建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凌斌认为，20多年来，台湾地区的转型正义实践有其相对成功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还原历史真相、抚慰心灵创伤的作用，同时也为推动台湾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平稳过渡，实现台湾政治转型的“宁静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他也指出，台湾地区的转型正义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境，出现了重建历史真相的工作误入歧途、厘清加害者责任的工作进展缓慢、转型正义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相关“立法”引发质疑与争议以及转型正义概念的滥用与变异等严重问题。刘凌斌认为，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蔡英文当局凭借“全面执政”的优势加速推动转型正义实践，将其作为打压国民党、推动“去中国化”、夯实“台独”基础的利器，企图借“转型正义”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实，以从中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此举势必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民粹政治是当前台湾政治发展中面临的又一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薛祥认为，民粹政治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独具特色，先后历经李登辉时期的“威权民粹主义”和陈水扁时期的“选举民粹主义”两个典型时期。他表示，“太阳花学运”的爆发，标志着台湾的民粹主义有不断升高的趋势，年轻大学生越来越成为其中坚领导力量。薛祥指出，台湾的民粹政治既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政治策略，一种被操纵的社会运动，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人民与“他者”对抗的想像，社会用以界定自身的认同政治。他认为，台湾的选票机制和宪政体制的不足，社会民主化的不成熟和社群媒体的兴起是决定岛内民主向民粹化演变的关键。最后，他表示，台湾的民粹政治严重制约着台湾的治理绩效和民主政治的巩固，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无独有偶，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小笛也谈到了体现着台湾民粹主义的“太阳花学运”。他认为，台湾“太阳花运动”虽然以学生为主导，但参与团体和参与人数众多，具有一定的规模性。王小笛表示，从共识动员理论的视角来看，运动发起者通过一套具有号召力的话语体系，凝聚了群体之间的共识，这套话语迎合了台湾社会中的反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对大陆因素过分忧虑的双重社会心理，将“反全球化”和“反中”结合在了一起，是台湾一定时空下社会议题的反映。王小笛指出，运动中的动员话语，从一开始的“反黑箱”、“维护程序正义”转变为“反跨海精英集团”、“大资本”、“社会分配不公”和“反中”，客观上扩大了社会覆盖面，是动员能够成功的关键。“当然，由于话语过去宏大，且运动者没有在后期进行很好的话语整合，导致了运动的分裂，”王小笛说。
台湾民粹政治的背后，还存在着公众政治信任下降的困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杨端程认为，自民主化以来，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他表示，政治信任是对民主质量和政体合法性的反映，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自由民主国家公众的政治信任都在不断下降，因此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并不是孤立的个案。然而杨端程认为，台湾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又具有特殊性，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特定性信任的大幅度下降，为新兴民主政体所罕见。他认为，对台湾的分析当超越之前跨国研究的普遍性解释，必须考虑台湾自身政治经济变迁的特殊性，其中，政党政治的恶性发展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停滞，执政党与反对党又通过“反腐”互相对抗，两者的结合导致台湾公众对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的评价下降，进而恶化了公众的政治信任。杨端程表示，来自台湾地区的研究结果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民主化的定义和未来。他认为，尽管台湾在选举层面实现了政党和平轮替，并且也被认为民主得以深化和巩固，但是党争民主的畸形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停滞和政治腐败，却说明其政治发展并不完善。因此，杨端程总结道，结束政党恶斗、走向“善治”，应该同样属于民主巩固的内容，如何拓宽亨廷顿对民主巩固的定义，纳入“政党趋同”、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等经验指标，或可有助于丰富当代民主理论对一些特定概念的界定。
所谓“政法不分家”，台湾司法领域的诸多问题同样备受青年学者的关注。2017年底，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所谓“公投法”修正案。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川认为，当今世界，国际环境诡谲多变，分离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许多分离地区纷纷诉诸公投谋求“独立”，例如苏格兰公投、加泰罗尼亚公投、库尔德公投等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台湾难免不被分离幻想冲昏头脑，企图通过“公投法”，建构一套自诩为天衣无缝的、合乎“法律”的“台独”进路，将“台独”迷思一步一步地、堂而皇之地送上权力的殿堂。
许川指出，在本质上，“公投修法”是从“修法”倒逼“修宪”的“台独”行径。需要从四个方面来认识此次“修法”：从动机上看，民进党当局翻修“公投法”的意图是借此压制国民党、抵抗大陆促统、扩大执政优势和渐进推动“台独”；从内容上看，降低公投门槛和投票年龄、废除“公审会”、建立提案和连署电子系统和开放不在籍投票等，都将包括“台独”在内的“公投案”推至极易通过的边缘；从特点上看，由于国、民两党的实力移位，民进党此次修法的诉求已从“民主诉求”转向了“主权诉求”，且对“鸟笼”公投进行了“去笼化”处理，使得“公投法”的拘束力更强、危害性更大；从影响上看，“公投”可能进一步凸显台湾民主早熟症候的特质，加剧岛内的民粹运动，政府能力及其治理绩效随之降低，两岸关系备受其害，甚至连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也有可能因之生变。
最后，许川认为，针对步步紧逼的“台独”活动，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不仅要反对形形色色的“文化台独”等柔性“台独公投”，更要坚定步伐采取适当措施，震慑“台独”，有力地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唯此，才不会给“台独”以可乘之机，借“公投”之名，行“台独”之实。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马密其发言中论述了台湾的“大法官解释”，她指出，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官解释”中的两岸关系经历了从“一国一团体”到“一国两区”定位的变迁。他认为，在“一国两区”定位阶段，一方面，大法官通过自我权限的缩限，回避了“一个中国”根本问题的论争，尚未突破“一个中国”的底线；另一方面，“大法官”在另一些解释中，纵容隐蔽地“去中国化”，解释大陆人民权利时呈现泛政治化的倾向。“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受政治影响较大，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隐忧，“大法官”主要可能会从人员身份和领土范围等方面突破“一个中国”的底线。对此，马密提出了四条应对“大法官解释”中隐忧的路径：第一，挖掘台湾地区法秩序中维护“一个中国”的法理资源；第二，从“释宪”的界限维度出发，论证“大法官”不能突破“一个中国”；第三，建立影响”大法官解释”的评估体系；第四，强化两岸交流，诉诸台湾地区民意反制。
台湾的军政关系亦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建含指出，在大陆的革命、内战进程与在退至台湾之后的政权建设实践促使台湾形成了混合型的军政精英结构，军队精英不仅是军队的指挥与动员者，也是社会的管理者、党政事务的决策者。他认为，混合属性为军队在“专业化”和“政治化”两个方向上的转变都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集团核心领袖的选择便十分重要，最终，蒋经国的选择奠定了台湾军队转型的“专业化”基调。宋建含表示，这种基于精英互动的解释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台湾军队转型的特征，并对基于“专业分工”假设的西方军政关系理论的不足有所弥补。
对台湾政治状况的分析不仅仅限于岛内各种问题的探讨，还有青年学者对两岸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兵试图从两岸政治发展模式的形成背景、形成条件和发展路径等方面着手，比较两岸政治发展模式的异同。他表示，政治发展模式问题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从理论上构筑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发展所呈现的标准形式或样式，政治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之上的。陈兵认为，两岸由于历史上的长期隔阂，在经济结构、历史传统乃至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也就造成了两岸政治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别。陈兵指出，两岸的政治发展都没有走上“唯西方中心论”的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道路，两岸的政治发展模式也都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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