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香港从龙头跌到车轮 需自我反省

香港一直被誉为引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但从2014年起被称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

　　中评社香港1月18日电/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莫世祥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月号发表专文《从龙头到车轮：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地合作中的角色变更》，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香港一直被誉为引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2014年起，香港转而被称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香港角色与作用呈现如此巨大的变更，根本内因在于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优劣并存，既有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一直保留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经发挥龙头作用的动力，后者则是导致香港地位下滑为车轮的根本内因。倘若仍不反省与设法纠正港式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继续下滑还可能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文章内容如下：

　　一、龙头的兴衰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内地的商界、学界、传媒和政府都一直将香港赞誉为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并且将香港视为内地发展经济的学习榜样和赶超对象。1984年，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说：“我想在国内再造几个香港。”1992年，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等地，勉励广东争取在20年内赶超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即使到2010年，时值内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却滞缓不振之际，国务院批准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第一章第二条仍然提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广东金融服务业发展，建设以香港金融体系为龙头，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资源和服务为支撑的具有更大空间和更强竞争力的金融合作区域。”表明此时中央和广东仍然冀望香港继续发挥龙头作用。

　　在长达大约30年间，香港之所以一直在内地经济发展中保持龙头地位和作用，主要动力首先源自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跨国式的产业调整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香港作为自由港，及时融入时代大潮，成功进行战后两次经济转型，实现经济起飞和持续高速发展，从而能够发挥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其中，第一次是20世纪50—70年代进行的工业化转型。此次经济转型肇始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进行经济封锁，致使香港不能继续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枢纽港，祇能兴办纺织业等各类轻工制造业，致力发展本地加工出口，维系香港与国际市场的贸易。1959年，香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69.6%，超过转口贸易额比重的一倍以上，表明香港已经成为工业城市，顺利实现从转口贸易到加工出口贸易的工业化转型。进入60年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的实质增长率达到8.9%。60年代末，工业化的成功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开始起飞。到70年代，香港除继续成为亚太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之外，还成为该地区的轻工制造业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战后世界首批新兴工业化地区之一，与台湾、新加坡、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第二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本港制造业北迁而展开的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型。此次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香港继续发挥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优势之外，还得助于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和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加工出口业陷入经济发展导致生产成本上涨的困境，中国改革开放与招商引资则向受困中的香港制造业敞开利用内地低廉生产成本和充沛劳动力以再创辉煌赢利的大门。于是，港资及其制造业首先涌入毗邻的深圳、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继而向全国各地漫延。80年代至今，港资在内地引进的境外各种资金中的比例虽有起伏升降，但一直稳居最大比重和最多金额。90年代中叶以前，内地实际引进的外资当中，半数以上属于港资。90年代后期起，随着外国资金陆续增加对华投资，港资占外来投资的比重一度呈下降之势，但实际投资总额仍然高居各种外来投资的榜首。港资在珠三角地区引入的外资当中，曾经占有80%以上的比重，至今仍居半数以上。据香港工业总会调查，到2003年年底，香港企业90%以上在珠三角建有工厂，总数超过7万家，为广东创造1000万个就业职位，为香港本地提供150万个职位。因此，港资和港企成为引领内地经济起飞的主要外来动力，在促进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担当龙头领导的角色。

　　香港第二次经济转型对于本地经济重构和持续繁荣稳定亦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资将加工出口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几乎全部迁入珠三角及其他内地，依托当地低廉而充沛的人力、物力资源，获得远超先前在港规模与盈利的巨大发展；同时将产品的设计、外销等环节及其整体产业链的大部分盈利与消费留在香港，促使香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迅速扩张。80年代中期，时任总理赵紫阳视察广东，提出中国应该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外资企业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外资企业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都要在国际市场进行。这一提议得到邓小平首肯，随之成为中国经济赖以崛起的国策，并且促使进出香港的货物迅速激增，极大地提升香港作为中外贸易中转枢纽港的地位。1988年香港转口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55.9%，开始超过港产品出口货值的比重，意味香港从先前的工业城市又变回贸易的城市。1992年起，香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位。随着香港转口贸易的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在本地GDP的比重迅速扩大，2001年达到86.5%，以生产性服务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确立无疑。在转口贸易和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大幅度增长的推动下，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80年代香港GDP（当年价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5%，1990—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香港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引领内地经济起飞的龙头。
　　然而，九七香港回归后，香港经济由于接连遭受国际经济逆转的冲击，引爆自身的长期隐患，因而在回归后最初的十余年间呈现三落三起的形态，长期踟躇缓行，再也不能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1997年8月，香港开始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年之后，特区政府动用上千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击退沽空赢利的国际大鳄，但并未能够抵挡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实体经济的严重损害。1998年香港GDP的年变动率从上年增长11%，急剧下跌到负增长的-5.3%；1999年又再次下滑到-2%，形成回归后的第一次经济大跌幅。2000-2001年，香港经济稍有恢复正增长。可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触发美国经济的长期积弊，拖累世界经济不景气，致使2002年香港的GDP年变动率再度下跌-3.4%；2003年春夏，香港遭受非典型性肺炎（SARS）袭击，一时百业凋敝，当年GDP年变动率又降至-1.6%，形成回归后的第二次经济大跌幅。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承认：“香港经济正处于战后罕有的困难时期。”2008年，香港经济再次遭受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同年GDP年变动率又跌至-2.7%，形成回归后的第三次经济大跌幅。香港经济在经历三次大跌、五年负增长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复苏而恢复正增长，但已失去20世纪后期持续高速发展的动能，迄今多数年份祇能维持5%以下的小幅度年增长率。

　　香港经济之所以在外围逆境冲击下接连受挫，表层原因有三：

　　一是港英政府在香港九七回归前采取高增长、高通胀、高薪酬的发展模式，积聚巨大的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刺破这些经济泡沫之后，高地价及其主导的高昂营商成本仍然成为阻碍香港经济振兴的难治之症，昔日香港经济赖以腾飞的土地、劳力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荡然无存。

　　二是香港回归后试图促成的以高科技产业为导向的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进退失据，成效不彰，以致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21世纪初，香港有意见认为：本地经济呆滞不振的根本内因是制造业外迁，导致产业结构空洞化和过分依赖服务业发展的结构失衡，因而主张香港实行“新工业化”，谋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平衡。于是，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规划，计划将香港建设成为电子资讯产业的数码港和中医药产业的中药港。此后的特区政府也相继制定有关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规划。可是，这些规划都受到本地高地价、高成本的掣肘，即使研究出一些高科技成果，亦难以转化为重振本地经济的强劲生产力。
　　三是香港回归后一度沿袭以往重视海外市场、轻视内地市场以及冀望维持港粤“前店后厂”模式的营商偏好，未能及时协调和发展新的粤港合作关系，乘搭珠三角及内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列车。80年代起，香港制造业大举内迁，促使珠三角率先成为中国的“世界工厂”，香港与广东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垂直合作关系。可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深圳、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的上海等区域经济核心城市分别建立起直接连接国际市场的通道，迅速缩小先前与香港的经济落差，进而在GDP总量的比较方面陆续赶上香港，香港作为连接珠三角等内地与国际市场的主店地位随之发生动摇。深港关系、穗港关系乃至粤港关系实际上都相继摆脱昔日“前店后厂”的模式，朝着希望开创“店”与“店”（即生产性服务业）平等合作的新方向迈进，其中内地一些新兴行业还出现与香港竞争和分流的态势。可是，特区政府及其智囊机构未能及时察觉广东经济崛起而启动的粤港合作新趋势，仍然将本地经济发展寄托在维持“前店后厂”模式之上。1998年起，特区政府开始与广东政府联合举行一年一度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但双方出席的主官一连5年都局限在香港的司长和广东的副省长级别，实际上缺乏决策主导力。2002年，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吴光正公布该局“联盟珠三角，香港添优势”的对外推广新策略，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公司利用香港服务平台，到珠三角设厂。这一策略显示特区政府终于有官员意识到加强与珠三角合作对于香港发展的重要性，惟因人微言轻而成效不彰。直到2003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激起社会震荡之后，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级别才提高到广东省长和香港特首直接会晤的最高层次，显示特区政府开始重视与广东的协调与合作。到2008年10月，作为曾荫权主政的特区政府智囊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表《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研究报告，虽然意识到港粤“前店后厂”模式面临挑战，却继续认为新型的、升级的“前店后厂”模式仍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而此时，港企在珠三角的“后厂”已经受到生产成本上涨和广东实施“腾笼换鸟”政策的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外迁到成本较低的内地乃至东南亚国家。维持港粤“前店后厂”模式的决策最终成为一厢情愿的空谈，港粤之间需要探索全新的合作之路。

　　就在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踟躇慢行之际，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内地城市的GDP经济总量相继超越香港，香港GDP长期高居于内地城市之上的领先地位一去不复返。2004年6月，经广东省政府牵头倡议，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等内地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长们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显示广东有意取代香港而成为更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领航者。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将广东与港澳经济的区域合作列为国家发展的国策之一。广东与香港孰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龙头，已经不言而喻。

　　二、车轮的优势与隐患

　　香港龙头地位不再，如何重新定位？2014年3月，特首梁振英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香港是国家这辆高铁很多轮子的其中一个，应该发挥应有的贡献，国家发展得更好，香港也因此取得更大发展的动力。梁振英将香港比喻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点出回归后香港经济地位与角色的大变更。
　　车轮有牵引轮和被动轮之分。香港在中国经济持续攀升的过程中虽然失去龙头地位，仍然可以担当中国经济列车的一个牵引轮的角色，继续为推动内地经济发展提供可观的动能。首先，香港仍然拥有长期名列世界榜首的自由经济体制及其与之配套的健全商业法治制度优势。2019年1月，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发表当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其次，香港拥有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接轨的贸易、金融以及资讯自由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势，营商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无异，因而吸引众多跨国公司在港设立办事机构，作为投资中国内地的前进基地。再次，中央政府为了帮助香港振兴经济，通过2003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及历年签署的补充协议，将经由香港投资内地的外资视同港资，给予等同港资的优惠待遇，从而保障香港拥有持续吸引外国大量资金投资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优势。2009年西方发达国家度过上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加大经由香港投资内地的对华投资，致使包括在港外资的港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增加，2009年增加到60%，2017年增加到75.5%，2018年稍有下降，仍占71.1%。香港成为绝大部分外国资金投资中国的资金中转港，因而能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列车的牵引轮之一，发挥促进内地经济与国际接轨的领先作用。

　　显然，香港的优势立足于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传统，也得助于中央实施“一国两制”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两者都曾促使香港发挥引领内地经济腾飞的龙头作用，即便在这种作用消失之后，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牵引轮。

　　然而，倘若香港地位继续下滑，会不会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解剖港式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即不仅需要看清香港可以成为牵引轮的优势，还要洞察导致香港还有可能继续下滑为被动轮的根本隐患。

　　香港经济乃至社会问题的根本隐患，在于港式资本主义至今还保留原始落后的特质。所谓原始、落后，是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比较而言。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普遍经历自我反省、自我完善阶段。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建立以高新科技产业为先导、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各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完整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社会福利方面，通过政府立法，主导社会财富再分配，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和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贫穷人口比重，缓解贫富悬殊和劳资冲突，促进社会繁荣稳定。依靠这些自我完善的政策措施，西方资本主义顺利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然而，在港英政府殖民资本主义管治下，战后的香港并未跟随西方资本主义前辈相应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九七香港回归实施“一国两制”，特区政府及社会舆论虽有注意消除殖民主义影响，设法增进港人对国家的“一国”认同，却未曾检讨香港“一制”的优劣，更遑论反省和设法纠正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致使这些弊端继续恶化，不仅拖累香港失去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而且加剧本地贫富悬殊与民怨积聚。
　　最明显体现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性的典型案例，是爱国爱港议员居多数席位的香港立法会，一再否决同样爱国爱港的工联会议员提出的要求制定标准工时议案，遂使香港成为当今世界极为罕有（或许是唯一）坚持拒绝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经济体。八小时工作制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工人运动争取的目标，促使美国政府率先立法实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香港，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至今，八小时工作制在美国率先立法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立法已经100多年，在香港最早吶喊的工人诉求也将近100年。香港立法会中维护资方利益的多数议员却依然振振有辞，一再否决代表劳方诉求的要求制定标准工时议案，岂非彰显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之耻？

　　明显反映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经济现象，是当代香港富商沿袭古代中国商人买田置产以及近代港商重地产、轻实业、弃生产的经营传统，热衷于将房地产业作为毕生经营的主业。即使曾经依靠制造业起家，也会将其盈利转投房地产业，致力赢取房地产业的超高速增值。2019年福布斯官方网站发布最新的香港50名富豪榜单，其中26名以房地产为主业；前5名富豪全部为房地产商。李嘉诚连续21年稳居香港首富之位，同为地产大亨的李兆基依然稳居第二，两人的财富仍然分别比第三名富豪拉开100多亿美元的巨大差距。

　　房地产业在香港较诸其他行业更容易盈利增值的原因，得益于港英政府集中发展港岛及南九龙闹市区，而将新界的大片土地划为与内地分隔的缓冲区，并将港九及新界的多数山岭划为不开发的郊野公园。特区政府并未改变此种用地格局，遂使当今香港土地大量空置，房屋用地占全港土地面积的比重极少。据2019年9月香港民建联公布的数据，香港现有土地面积1111平方公里，已建设的城市用地祇占24.3%，其中房屋用地面积更仅占6.9%；其余75.7%为郊野公园及水塘等。物以稀为贵，寸金寸土正好成为房地产业商从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坚实台阶。

　　房地产业利润丰厚，富商们自然趋之若鹜，房地产商更乐不思蜀，不愿长期或集中投资难以吹糠见米的制造业、尤其是风险较大的高新科技产业。香港房地产价格逐年攀升，加重各行各业的成本负担，造成一花盛开百花残的困局。进入21世纪，实际支撑香港经济繁荣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其中金融业又紧紧攀附于房地产业，银行的巨额贷款及其收益和房地产业息息相关。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导致生产成本高企，香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大多难以在本港立足发展，祇好迁移到毗邻的深圳等地。本港经济因而无法培育新的增长极，香港回归后试图启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先导的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迄今鲜有成效。

　　基于全力追逐房地产业暴利、不愿在本港投资新兴产业的原始落后性，当今港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少数房地产业豪富家族对本地市场的基本垄断，香港经济形成对外贸易自由、本地市场却受制于垄断资本的困局。这些豪富家族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主导全港房地产业，在此基础上还投资乃至控制本港公共事业，如公共交通、电讯、能源、电气、超市等行业。房地产商之间形成彼此默契的卡特尔联盟，共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和行业集中度，打击新兴或外来的竞争者。港人衣食住行等开支几乎都落入香港首富之手，港人因此戏谑香港是“李家城”。
　　华商富豪垄断经济的结果，导致香港成为世界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2017年6月，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年一度地公布反映贫富收入的基尼系数（香港称坚尼系数），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上升到0.539，达到45年来的新高，高于因贫富悬殊而动乱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2017年全港贫穷人口达137.7万人，贫穷率占全港人口730万人的20.1%。即使政府以综援、生果金、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现金政策补贴，在计算口径上将贫穷人口减至101万人，贫穷率减至14.7%，当年全港贫穷人口仍然从2012年起连续5年超过100万人。更有甚者，港商豪富在21世纪初实现对本港市场的基本垄断，窒碍20世纪下半期一直存在的劳工阶层努力拼搏便可改变贫穷宿命的向上流动空间，致使香港大中学生的多数人面临毕业后难以自立而成为新贫穷人口的困境。刚就业的年轻人月薪约一、两万港元，扣除房租、伙食之后所余无几，即使困窘，也不够资格领取政府福利救济金。多数青年学生走出校门甚至未出校门，就要与贫穷为伍。前途无望，内心不忿，“揽炒（玉石俱焚）”之心，油然而生。香港年轻人因此成为近年香港社会动荡的生力军或同情者。

　　在房地产豪富垄断本港市场的过程中，特区政府疏于防范，举止失误，遂使垄断畅通无阻。2006年2月，特区政府取消港英政府自1915年起一直开征的遗产税，估计每年少收税款约15亿元。此举不仅削弱特区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缓解贫富悬殊的能力，而且将贫富阶层固化，有利于豪富家族的世代传承。同年，特首曾荫权在香港部分舆论压力下，宣布放弃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该项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由财政司夏鼎基提出，旨在重新界定政府处理自由经济的原则：即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运作；但当经济出现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干预的首要问题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引致垄断出现。显然，积极不干预政策是港英政府维护自由经济、化解垄断等经济问题的政策，包含有“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内核。可是，反对此项政策的舆论祇作望文生义的宣传，就在抛弃殖民管治污水的名义下，将政府理应干预垄断的责任也一起抛掉了。结果，数年之后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披露香港房地产业垄断内情的中译英图书，将一个入木三分的概念广泛传播，激起共鸣，这就是：地产霸权。①

　　三、简短的结语

　　检视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地合作中的角色变更，不难发现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优劣并存，既有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一直保留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经发挥龙头作用的动力，后者则是导致香港地位下滑为车轮的根本内因。倘若仍不反省与设法纠正港式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继续下滑还可能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学界、舆论都聚焦于香港对“一国”的认同，这是理所当然的，却鲜有检讨和反省港式资本主义“一制”的内在弊端——这就难以形成知港、治港之本。本文因此不揣浅陋，愿作引玉之砖，冀望引起注意，推动港式资本主义补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之课，俾一国两制的香港资本主义与内地社会主义并驾齐驱，共同发挥牵引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息动能。

　　注释：

　　①Poon, Alice (2005)：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Richmond (BC). 中译本：潘慧娴：《地产霸权》，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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