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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抛弃九二共识将是国民党真正悲剧

  中评社香港3月29日电/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台籍讲师、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宗昊博士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文《2020大选与国民党未来走向评析》。作者认为:如果贸然抛弃“九二共识”,并在两岸政策路线上向绿营一边倒,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悲剧。其实蓝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多,主要就在于两岸路线,国民党如放弃了自家的神主牌,而选举技巧又比不上民进党,恐怕只能沦为永远的在野党,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另方面,蓝绿的两岸路线虽有差异,但也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和北京的立场存在更大的差距。但无论如何,北京的立场毕竟和蓝营近些,无论是从两利相权或两害相权的角度出发,北京都很难越过蓝营而直接跟绿营建立较佳的关系。文章内容如下:

  所以创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识”和既有的两岸政策路线正是国民党的瑰宝,能发挥稳定两岸局势的重要作用,贸然改弦更张,只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虽然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有“天然独”的倾向,但只要国民党推出的人选和立场不走向深蓝的极端,仍有望争取到一定比例的年轻选票支持、扭转局势。

  台湾2020年大选的结果在1月11日的晚间揭晓,有人额手称庆,有人扼腕叹息。大选虽然尘埃落定,但岛内政坛并未就此平静,特别是对败选的蓝营而言,仍然回荡着许多大问题有待探讨与分析:国民党在这场大选中是否注定失败?国民党是否必须修改两岸路线以吸引青年选票?国民党未来是否会一蹶不振,又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有效把握事件发展的脉络,当厘清了从何处来,才能研判将往何处去。一个不应绕过且适合作为探讨起点的,就是2018年底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

  一、从九合一选举开始

  在这场选举中,在高雄根基尚浅的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出征,竟然击败了选前普遍被看好的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光复”了已由绿营执政二十年的高雄,堪称是一场奇迹式的选举。韩国瑜之所以能获胜,绿营在选战中的大意和过度自信是一大关键,总觉得“民进党哪怕提名一颗西瓜都能当选”,最终果然被人民用选票惩罚,吞下了败选的苦果。
  针对这场选战,有三点观察值得一提:首先,地方选举更为务实,就事论事,蓝绿的区别有时没这么重要。竞选一个市长职位,两岸路线与“亡国感”之类的议题很难操作,更多聚焦于地方事务,这既是地方选举的特性,也限缩了绿营煽动“恐中”情绪的空间。其次,这是一场凭藉网络宣传扭转胜败的选战。韩国瑜和国民党欠缺行政资源,只能以小博大,用网络宣传的方式打选战。但事实证明,只要人对了,议题也对了,尽管被认为是深绿的高雄,也非铁板一块,仍然有撬动的空间。最后,在“韩流”形成的初期更具有多元性,既不排斥年轻人,也未被年轻人排斥。不仅那支“高雄又老又穷”的影片就是年轻团队帮韩阵营打造的,而后的宣传和造势也顺利唤起年轻人返乡投票的风潮,才能一举超越绿营长期盘踞高雄所掌握的选票。

  如果回到“九合一”选后、蓝营声势一片大好之际观察,实事求是地说,执政的蔡英文当局确实不受欢迎,否则绿营就不会败得如此之惨,输掉了大部分县市,甚至是高雄的地方政权。另方面,“韩流”初起之时相对清新、包容力强,和年轻人间并不互斥。有些论者以大选中年轻人几乎都把票投给了蔡英文来说明韩国瑜始终不受年轻人欢迎,这是由果推因,并不正确。国民党手中原本握了一手好牌,但优势的局面却在之后逐渐反转,这和党内初选的纷扰密不可分。

  二、党内初选的纷扰

  由于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大胜,国民党内有多位候选人对于挑战2020年大选跃跃欲试。其中,最有可能出线的人选是刚卸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党主席吴敦义。自从2016年大选失利以来,朱2020年的大选,在之前的“九合一”选举中朱立伦也卖力辅选,广结善缘。许多国民党的地方实力人士,尤其是被外界戏称为“秃子、燕子、汉子”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基本上都有“挺朱”的默契。当时,韩国瑜虽然没有把“绝不参选”的话说死,听其言的同时又观其行,他确实没有朝向参选做准备。

  反观党主席吴敦义,虽然能力不弱,但民间观感较差,关键的优势是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机器。所以第一阶段国民党提名人选的“朱吴之争”,重点就放在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吴敦义对自家的优势有自知之明,主张提名与否全部参考党员投票;朱立伦当然反对,针锋相对主张应全部依据民调高低。本来按照国民党党章的规定,是采三七开,三成依据党员投票,七成根据民意调查;如果按照既有规范,吴敦义并无优势,所以才会提出“全党员”的主张。但大选毕竟是面向全台,并非国民党的家务事,所以增加党员投票所占比重的主张难有说服力。吴敦义退而求其次,自己不选,反将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拉入了局中。国民党提名人选也从第一阶段的“朱吴之争”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朱郭之争”。

  郭台铭和多位国民党大佬交好,之所以入局可能来自这些大佬的力邀,未必和吴敦义直接相关;但吴敦义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就是藉由颁发荣誉状确认了郭台铭的党员身份,否则郭台铭根本不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吴敦义何以出手帮忙?可能的考量是看中了郭台铭缺乏自身政坛班底的“政治素人”属性。一旦郭台铭挑战大位成功,手边可供分配的职务必多,吴敦义虽然自己没登上大位,但可藉机为自己和亲信谋到好出路,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次佳选择。反观朱立伦阵营,班底完整,又和党内的地方实权人物交好,一旦当选,几乎就没有吴敦义的发挥空间了。所以在郭台铭参与党内初选的过程中,吴敦义之所以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有其理性计算的基础。
  国民党的提名大战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朱郭之争”,如果朱立伦按照先前的稳健布局持续运作,其实未必会输,甚至还赢面居大,只是相较于第一阶段对决吴敦义能轻松取胜,第二阶段势必得多费一番功夫,也未必十拿九稳。另方面,郭台铭虽然有较高的民间声望,也符合部分“精英蓝”的支持品味,但郭台铭如想挑战大位却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的财富与成功根本无法与中国大陆切割。在绿营擅长“恐中”、“抹红”的选战策略下,国民党如提名郭台铭参选,基本上就是以己之短和他人之长交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很难有胜算。

  就在“朱郭之争”陷入胶着之际,原本应该抬轿而非坐轿的韩国瑜却反客为主,加入到这场角逐之中。这也将国民党初选的局势,从第二阶段的“朱郭之争”推进到第三阶段的“韩郭之争”。原本位居舞台核心的朱立伦,就在这一波情势的变动下逐渐边缘化,最终被挤出了舞台,由韩国瑜取而代之。

  韩国瑜何以甘冒大不韪而出马参选?归根到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是情势变动。虽然之前韩国瑜对支持朱立伦参选有默契,朱立伦也很可能给予了相应的政治交换与承诺,但初选的局势变化迅速,已从朱立伦十拿九稳的“朱吴之争”,演变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的“朱郭之争”。一旦朱立伦无法出线,之前的政治承诺都将成为无用的空头支票。与其如此,还不如化被动为主动,直接越俎代庖,出马挑战大位。

  另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源自韩国瑜的不自信,或者说对“韩流”的走向没有把握。平心而论,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韩国瑜赢得很突然,支持他的“韩流”从何而来?为何会支持他?是否具有持续性?这些问题不仅媒体和学术圈很好奇,恐怕韩国瑜本人都没完全搞清楚。面对市长胜选、甚至有机会挑战大位的情势,保守但稳健的策略会建议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如果好好经营高雄的地盘,假以时日,纵使“韩流”消散,他也可以凭藉从政经历与人脉成为蓝营的“南霸天”;届时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出马角逐大位也会事半功倍。与此同时,高风险却高报酬的策略则会不断提醒他:“人气可用”。既然“韩流”的走向不易把握,不如趁现在一鼓作气、出马角逐大位。否则“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就算未来厚筑地方实力,也可能终身和大位无缘了。

  这两种看法没有绝对的对错,也许韩国瑜心中也天人交战、难以抉择了好一段时间。他身边可能也有人觉得“九合一”选举赢得太容易,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或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前途,不断拱着他向前走。于是韩国瑜跳了出来,一跃成为国民党初选第三阶段“韩郭之争”的主角,并最终在民调中击败郭台铭,取得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资格。虽然韩国瑜获得提名,但在长达半年的党内初选纷扰中,政治人物的权谋和嘴脸对国民党乃至韩国瑜的形象打击甚大;与此同时,早期宽广的“韩流”也不断朝向定型化的“韩粉”转变,进而激化了世代矛盾,让年轻人的选票和韩国瑜阵营分道扬镳,导致韩国瑜败选。
  三、从提名到投票

  韩国瑜在2019年的7月底正式获得国民党提名投入大选。许多论者认为他最终败选的原因是香港情势的发酵,让蔡英文当局“捡到枪”,大肆行销“芒果乾”(亡国感)所导致。但这其实更多的是结果、是表象,而非真正的原因。值得指出的因素可分为三方面,包括:“落跑市长”的形象阴影、庶民人设是双刃利剑,以及世代矛盾的激化与反噬等。这些因素不但单独作用,还会彼此强化,最终让韩国瑜的选情滑落失败的深渊。

  首先,“落跑市长”成为韩国瑜头上挥之不去的形象阴影。韩国瑜在2018年底奇迹式的胜选,“光复”了被绿营盘据了二十年的高雄,结果市长的位子还没坐热,也还没拿出可观的政绩就匆忙投入了大选,不仅给高雄人带来很深的背叛感与羞辱感,也容易激起全台范围的普遍反感,进而让人质疑他的诚信与人品。虽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在政坛中有普遍的先例,但在韩国瑜身上的反差和对比仍然过于强烈了。高雄市民的反扑也来得迅速而猛烈,不仅在大选和“立委”选举中用选票惩罚了韩国瑜和国民党,并发起来势汹汹的“罢韩”活动。由此可见,韩国瑜阵营当初过于轻忽“落跑市长”可能带来的形象与实质危害。

  其次,韩国瑜在大选中仍主打“庶民”牌,延续了以往市长选举时的竞选主轴,将“庶民”作为主要的诉求对象。当然,何谓“庶民”并没有精确定义,姑且可视为社经地位中等偏下的群体,相较之下,“精英”可视为社经地位中等偏上的群体。另方面,韩国瑜的出身也绝非“庶民”,但也不见得非要出身自特定阶层才能为该阶层代言或争取福利。

  “庶民”牌是把双刃利剑,虽然在市长选战中帮助韩国瑜吸引到对弱势者的同情票进而胜选,但和蓝营传统上偏好高级精英的政治审美格格不入。韩国瑜在大选中继续打“庶民”牌,不仅会让许多传统的“精英蓝”产生距离感,觉得“非我族类”进而动摇了支持力度,也让一些党内外的有心人士找到见缝插针的机会,即使在韩国瑜正式获得国民党提名后,仍在谣传会有戏剧性的“换瑜”上演,蓝营可能因此分裂,这些都对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很不利的冲击。

  更为负面的是,当“庶民”人设结合了“落跑市长”的形象,很容易发生化学变化,形成一种可怕的印象:这是个热衷权势的贪婪“小人”。如此一来,“精英蓝”与韩国瑜阵营间的嫌隙不断加深,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同时也普遍招致年轻人的反感。韩国瑜在选战中所打的“庶民”牌,本来效果应该是利弊互见的,但越到后来却越发显得弊大于利,这恐怕也是韩国瑜阵营始料未及的。

  最后,在选战的过程中世代间的矛盾被激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离了韩国瑜阵营,这也是韩国瑜败选的主因。前述现象的产生,和从“韩流”到“韩粉”的蜕变密切相关。在“韩流”初起之时,构成这股风潮的群体多种多样,特别是和年轻人之间并不互斥。但随着时间过去,持续力挺韩国瑜的从原本多元的“韩流”,逐渐转变为定型化的“韩粉”。典型的“韩粉”多半年龄较长,属于父母辈,经历过威权统治,更看重经济发展与两岸和平的价值,在社会议题上更多持相对保守的立场(例如反对同性恋婚姻)。坚定的“韩粉”很多是退休的军公教人员,这些人往往也是构成“深蓝”的骨干群体。虽然并非所有退休的军公教人员都是韩粉或是“深蓝”,但是以偏概全的结果,却很容易让“韩粉”与“深蓝”划上等号。
  相较于典型的“韩粉”,年轻人的想法和生活经验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他们一生下来所见即是自由民主的台湾,很难想像以往威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也害怕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在“去中国化”的教育之下,强调台湾的主体性,结合了不愿改变现状的倾向之后,就构成了所谓台湾年轻人亲绿、“天然独”的特性,也成为蔡当局与民进党行销“芒果乾”(亡国感)的沃土。另方面,年轻人多半成长于物质条件较为宽松的时代,普遍拥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对经济议题的关注下降,更为在意性别、环保、社会公平等议题,多半支持蔡当局力推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反核四、年金改革、转型正义等政策,这也是他们和父母辈普遍的差异,存在着世代矛盾的操作空间。

  当原本多元的“韩流”逐渐蜕变为同质性更高、凝聚力更强的“韩粉”时,也意味着群体的排他性不断上升。当“韩粉”充斥着父母辈甚至是“深蓝”的老人家时,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将年轻人推离支持韩国瑜的队伍。辩证地来看,当韩粉越支持韩国瑜,就越容易激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再加上对绿营本来就有较强的亲近性,使得年轻人更义无反顾地支持蔡英文。这甚至形成一种群体动力,仿佛在年轻人中不支持蔡英文就是非主流的另类,容易受到冷落和排挤。所以不能轻易给出“年轻人天生反韩”的结论,更多观察到的是年轻人因为所排斥的对象狂热支持韩,就很容易藉由反作用力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逻辑不难理解:敌人的朋友(韩)就是敌人;敌人的敌人(蔡)就是朋友。

  与此同时,韩国瑜阵营主打的“庶民”牌也在年轻人身上出现了反效果。年轻人虽然在经济基础上相对弱势,原本应该是“庶民”牌能打动的对象,但两方面因素抵消了“庶民”牌的作用。一来是由于之前的政策失误,台湾滥设大学,使得读大学的门槛降得很低,也让年轻人的学历普遍提高。对于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即使刚出社会,收入不多,也很难会自我定位为“庶民”。二来是许多退休军公教人员由于年金被砍,收入减少,自我解嘲为“庶民”。看在年轻人眼里,会觉得这个群体即使收入减少,但退休金总体还是拿得挺高,自称“庶民”根本就是矫情。正由于前述的逆反心理,“庶民”在年轻人间逐渐成为一个污名化的字眼,韩国瑜阵营的“庶民”牌非但没有吸引到年轻人,反而将这个群体越推越远。

  到了投票前夕,无论是蓝营和绿营都在操作“大局为重、含泪投票”,但针对的群体不同。对蓝营而言,一致的共识是“下架”蔡当局和民进党,虽然“精英蓝”不喜欢韩国瑜,但在“大局为重”的考量下,很多人仍然票投韩国瑜。韩国瑜拿到552万多票,可说蓝营的基本盘都有开出来,虽然不足以胜选,但也远超“深蓝”或“韩粉”的数量。另方面,蔡当局的政策有许多弊案和问题,年轻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由于绿营的宣传策略成功,在网络上带风向,将竞选主轴上纲到“亡国感”的层次,仿佛票投蓝营马上就会和大陆统一并改变生活方式,放眼所及许多深蓝“韩粉”的狂热挺韩又加深了这种恐惧,许多年轻人同样在“大局为重”的考量下,只能暂不追究公共政策的缺失,先把选票投给蔡英文再说。
  四、另一种可能?

  综观整个选局,国民党党内初选的纷扰让蓝营失分不少,韩国瑜“落跑市长”的形象包袱和“庶民”牌的策略不当也很大影响了支持率,至于“韩粉”的强烈支持反而激化了世代矛盾,赶走了年轻选票,这点确实让人始料未及,对韩国瑜而言则是非战之罪了。要从后见之明来解析韩国瑜何以败选不难,但是否能得出“韩国瑜已是国民党最佳候选人,国民党在这次大选注定无力回天”的结论则未必。如果将时钟拨回到国民党提名时,韩国瑜没有因一念之差而出马角逐提名,反倒是选择了保守策略深耕高雄,并按照原先默契支持朱立伦参选,那结局很可能因此而不同。

  在韩国瑜的支持下,朱立伦很有可能在党内初选的民调中击败郭台铭,进而获得国民党的提名。如果由朱立伦代表国民党参选,韩国瑜在参选过程中所面临的劣势都可以被轻松化解。首先,朱立伦已从新北市长卸任,就不存在“落跑市长”的指控,不仅可保持他个人与国民党的形象,同时韩国瑜也逃脱了“落跑市长”的污名。在韩国瑜坐镇高雄且名声未损的情况下,朱立伦在高雄的选情应较韩国瑜自己参选还乐观许多。

  其次,朱立伦相当符合蓝营的政治审美品味与社会上对“精英”的认知:博士学位、大学教授,担任过多项政府职务,政治历练完整。虽然顶着精英的光环,但朱立伦的选举经验丰富,不会放不下身段和“庶民”互动,同时还有韩国瑜的帮衬,对吸引中下阶层的选票有很大助益。

  最后,朱立伦并非民粹型的政治人物,虽然没有“韩粉”般的强烈支持者,但也因此能够避开触发世代矛盾的导火线,反而有机会争取年轻人选票的支持。很多论者认为,蔡英文能成功连任的关键,是利用习近平发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以及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的契机,在台湾社会煽动“亡国感”,成功吸引了年轻人的选票。但试想:如果不是“韩粉”和“深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连性,让“抹红”韩国瑜事半功倍,“亡国感”并非如此容易煽动的(郭台铭在这方面同样有着致命的缺陷)。

  相较之下,朱立伦针对这两件事的表态认为:“一国两制”在台湾没市场;“反送中”是港人共识。也许这些话北京不爱听,但确实反映出当下台湾的主流民意与政治正确。绿营要“抹红”韩国瑜是事半功倍,但要“抹红”朱立伦则是事倍功半,一来一回之间,差距甚大。朱立伦既不会触发世代矛盾,又难以“抹红”,只要能争取到部分年轻人的选票就足以扭转选局,最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虽然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最有胜选可能的人选却争取不到政党的提名,政治人物重私利、轻公益更是普遍的常态;但进行前述的推演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判断国民党是否会一蹶不振,就此走入历史。如果认为韩国瑜已是国民党最强候选人,由他出马仍然败选,自然会得出国民党已被历史淘汰的悲观结论。另方面,如果经过深入的考察后发现,韩国瑜从争取提名到最终败选是一连串策略计算结合偶然情势发展而成,其结果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就不会对国民党的前景过度悲观。而本文的判断显然是后者。
  五、国民党的出路

  在1月11日败选后,国民党中的青壮派很快就跳出来炮打党中央,并要求改革。有些诉求很合理,例如去除党内暮气沉沉的宫廷政治文化;有些则显得很荒谬,例如要求调整党的两岸政策路线,甚至拿掉党名中的“中国”字样。会有这样的诉求主要来自错误的归因,认为韩国瑜之所以争取不到年轻人的选票,是因为党的两岸政策路线出了问题。这些武断的看法没有深入去分辨作用的机制,其实是由于“韩粉”与“深蓝”的连结激化了世代矛盾有以致之,这一切并非必然发生,前文已推演过其他的可能性。

  如果贸然抛弃“九二共识”,并在两岸政策路线上向绿营一边倒,这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悲剧。其实蓝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多,主要就在于两岸路线,国民党如放弃了自家的神主牌,而选举技巧又比不上民进党,恐怕只能沦为永远的在野党,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另方面,蓝绿的两岸路线虽有差异,但也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和北京的立场存在更大的差距。但无论如何,北京的立场毕竟和蓝营近些,无论是从两利相权或两害相权的角度出发,北京都很难越过蓝营而直接跟绿营建立较佳的关系。

  所以创造性模糊的“九二共识”和既有的两岸政策路线正是国民党的瑰宝,能发挥稳定两岸局势的重要作用,贸然改弦更张,只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虽然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有“天然独”的倾向,但只要国民党推出的人选和立场不走向深蓝的极端,仍有望争取到一定比例的年轻选票支持、扭转局势。

  对当前国民党未来走向的适当建议就是“守时待变”,应该进行适当的内部改革以强化体质,为未来的选举和执政做准备。虽然蔡英文在此次大选中获得了创纪录的817万多票,但不应忽略许多人是在“亡国感”的操弄下,以“大局为重”而决定“含泪投票”的。虚幻的操弄无法长期遮掩施政上的满目疮痍。从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执政经验来看,都是到第二任期才发生地方选举大溃败的现象,但蔡英文却在第一任期就已发生了,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失政”其实很有感。而陈水扁和马英九也都是在第二任期的第二年发生了足以撼动执政评价的社会运动,分别是2006年的红衫军“倒扁运动”和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蔡当局在第一任期中的许多政策作为具有高度的争议性,同时也不断加剧社会中的对立。当“大局为重”的前提不复存在,就是社会清算其“失政”的开始,到来的时间可能比蔡英文的两位前任都还来得快,爆发的程度也可能更为激烈。届时,国民党翻身的机会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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