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勇：听李昕讲《那些年，那些人和书》

《那些年，那些人和书》的作者李昕

《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

　　中评社香港4月21日电（作者 郑 勇）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敖》一文中，李昕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编辑，主要是为他人做嫁衣，自己写文章很少，主要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二○一四年七月我退休以后，闲下来了，才开始写了两本书。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我几十年和文人学者打交道，编辑他们的著作，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

　　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这不错，有李昕的《做书的故事》（二○一八）为证；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这也没错，可以从李昕的《做书的日子》（二○一七）看出；技进乎道，由故事升华为感悟，从案例总结出理念，李昕的心得体会经由《做书：感悟与理念》（二○一五），成为金针度人的无私馈赠。我就不时听到受赠者的称道：困惑中的出版人走出迷津，刚上道的新编辑受益匪浅。可问题是，许多人做了一辈子编辑，也编辑了不少书，但并没有留下做书的故事，更不用说像李昕“做书三部曲”这样精彩的“连续剧”了。细读这本《那些年，那些人和书》，有心的读者也许可以看出，一个为人作嫁的名编是如何炼成的。

　　退休后的李昕，开始整理写作，不到五年，这已经是他的第六部作品集。隐身在“做书”背后的李昕，是侃侃论道的学者出版人，不输于任何在三尺讲台上讲出版专业的学者，因为他不仅有理论，更有三十多年的出版经验和自身省悟。《做书的日子》，不妨看作他的自传，波澜壮阔的时间之河，顺流而下翻腾著作者和书的故事，十四年人文社的历练，加上八年香港三联的打拚，终于最后九年在北京三联大展身手，成就了名编的神话。

　　看《做书的故事》，人后面是有故事的书，书周围是有故事的人，人和书像舞者和舞蹈不可分离，看得人如醉如痴。这时代不缺少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也不缺少走红的段子手，但李昕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难得之处，在于他的故事不是段子，而全然是亲历、亲闻、亲见，“强调纪实，决不虚构”。

　　我没想到退休后的李昕，生活得如此精彩，日子过得如此充实，而且活出了更丰富的自我，他活成了自己笔下的文人和学者。这就要说到李昕的过人之处了。在我看来，李昕之为今日的李昕，关键在于他的三个不可及处：一是理想与激情，二是勤奋与有心，三是学养与阅历。作为恢复高考后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李昕，毕业时可以选择从政，也可以选择当学者，工作之后也有机会改行从商，但他选择的是做出版，而且从一而终，终生不悔。喜欢书，热爱出版，正是这份初心不改，一生只为一事来，才使得他面对时代和环境变化，面对各种诱惑时，理想从未动摇，才能够与作者打交道时从来都是激情投入，为人作嫁甘之如饴。

　　说到勤奋，我想起那篇《埃及七日》，二○一一年他随团参加埃及书展，刚好赶上埃及动乱，回国后给我看上万字的长文，说都是在旅途上的飞机和大巴以及酒店里抽空在手机上写下的，这份勤奋真是少见，至少让我对比之下，无限惭愧；说到有心，可举本书《三访周有光老人》为证，写得绘声绘色，让人读来如在眼前。周老在北京三联（下文三联均指北京三联）出过十几种书，其中《耄耋文存》、《百岁新稿》等四种是我经手编辑出版的。三联八十年店庆，周老不假思索随手题词“历久弥新”，那天我和李昕一起拜会他的情境，也还历历在目。算起来，从一九九八年初次登门拜访（那时张允和先生还在世），我前前后后将近二十年间，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去过后拐棒胡同周老寓所，聊选题、谈书稿、送样书、送稿费，或者逢年过节趋候，喝茶、聊天，但除了一篇书评，至今没写下像样的文字，于今思之，不免抱愧于周老。反观李昕则不然，他和作者打交道会随时写日记，积累了大量素材，像《我对杨绛的三次道歉》一文，就是他根据那三天的日记写就。也多亏了李昕的有心，才在这些作者去世后，为研究者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失为感性生动的传记材料；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章也是有价值的出版史料，足以传诸后世，有类于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

　　说到学养，《〈胡风评论集〉的出版风波》记录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和政治的纠缠，可见史家识断；写马识途、吴敬琏的两篇，在大量感性交往记录之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评传，笔触已经深入历史和思想深层。丰富的人生阅历，转化为过来人的历史敏感和文化人的历史担当，这从收录在本书中的《戚本禹和他的〈评李秀成〉》一文中可以看出，李昕一代人的情怀背后，是知识份子的风骨和出版人的气度。

　　记得二○一三年深圳读书月，在份量最重的“十大好书”环节评选年度致敬出版人，我提名的李昕和几位成就显着的出版人最后评比，让评委会难以取舍。三联和一般出版社，尤其是一些引人注目的民营书商不同，在爱书人眼里，三联的特点是“大三联，小编辑”，哪怕做到总编辑，也是习惯于自觉地隐身在作者和书后，而不像许多出版社，更不像书商，是一个人的出版，往往一个人的去留影响到品牌的盛衰，所以在那样的评选中，李昕明显吃亏。我站起来给大家说，也许大家不知道的是，李昕是三联历史上的第一任总编辑，从恢复独立建制以来，三联只有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其二，大家评出的十大好书，三联有两本，《邓小平时代》和《故国人民有所思》，还有仅仅因为不能让一家出版社独占三本好书，而被大家忍痛和谐掉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这些好书背后都有李昕的关键作用；其三，他快要退休了，大家可以看看以后三联的变化，就会回过头来明白他的独到贡献。那年李昕最终获评年度致敬出版人，继范用和沈昌文两位先生之后，成为三联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出版人，那个奖项设立四年来，三联独占其三，可谓一段佳话。

　　转过年来，三联领导班子调整，李昕退休。尽管三联依然好书不断，让人感慨“毕竟是三联”，但始终时代变了，那样的书也越来越少见了。回首往事，李昕常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甚至是“最好的出版时代”。一九八二年进入出版行业，对比此前，这么说自然可以成立；而在他退休之后，在咄咄逼人的新媒体和越来越不够友好的出版环境的夹击之下，传统出版的夕阳西下，确乎昭示了好时代的终结。

　　我熟悉的李昕形象，一直是背着双肩包，头顶无檐软帽，脚蹬运动鞋。随着李昕的退休，三联大楼里少了这样的风景，多了无趣的寂寞。《做书：感悟与理念》出来后，我买了一批书分送给在三联编辑岗位工作的同事，因为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谈到的出版理想和激情，三联的文化传统与出版特色，读来深有共鸣，颇多受益，因此推荐给同人翻读。在三联这么多年，用这种方式给编辑推荐书，这是第一次。

　　李昕为“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宣传行销，忍不住喊出“你一定要读王鼎钧”，这次重温李昕的系列作品，我也忍不住要说：“你一定要读李昕！”

　 李昕的这本新作，命我为序，我坚辞不受，因为他交往乃至深交的名家众多，都比我更合适作序。但我的坚辞挡不住他诚挚的坚持，想来固然因为他一贯提携后进的美德，也有我不仅在他九年三联工作期间一直在他属下效力，而且在他来之前、离开三联之后，我也一直在三联工作的原因吧。当然，我更愿意解读为我一直是他的粉丝读者，所以就勉为其难应承长者之命，拉杂写下这些读后感，以求证于李总的众多粉丝。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日

　　(作者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本文为《那些年，那些书和人----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序言，该书香港三联书店202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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