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冲击巨大　中国如何应对？

（图片来源　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4月26日电（实习记者　崔锴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孝松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经济云课堂”举办的“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中国的机遇与挑战”讲座中就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发表看法，他认为，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会阻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从而对中国下游产业的发展构成挑战，特定行业面临着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如果中国企业能攻克技术难关、延长生产链，实现关键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则可以化危为机，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占领制高点。
他表示，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中国具有世界最为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也具有迅速调整、应对各种风险的强大能力。目前中国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好生产建设，特别是对外贸相关产业要特别关注，力争化危为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首先，王孝松指出，中国在整个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处于一个核心和枢纽的地位。中国现在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它进口和出口了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这其中不乏有一些高端的中间产品，也就是说中国逐渐由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重要的中间产品的供给者。这次疫情对中国制造业很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冲击。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各行业中有一些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特别是通信技术产品，以及像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及其他的制造业等等。全球生产分工格局、贸易体系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前中国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即使中国想复工复产，但是需要的中间品、零部件得由别的国家来提供，其他国家疫情仍在蔓延，没有办法开工生产出所需要的中间品和零部件，所以还会继续阻碍经济恢复发展继续延迟复工复产。

　　从中国同重点疫区的国家贸易的状况来看。去年同中国贸易额排名前九的国家、地区中，如今的贸易量大大减少，特别是同美国。这9个国家与中国间的贸易占中国整体贸易的比重非常大，出口占到了37%，进口也超过了30%。如果这些国家疫情仍在蔓延，没有办法步入正常的经济轨道，中国接近40%的出口订单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所以中国整体的贸易发展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没有办法进行有序的生产，因为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的进口来源，实现进口替代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从宏观上看中国同重点地区国家的贸易萎缩情况，第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非常低迷，对美国的出口同比降低了24%，对日本的出口降低了14%，对英国的出口降低了25%，对加拿大出口降低接近25%。进口方面也是持续萎缩。可以看出来，疫情已经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而目前来看，短期内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控制。

　　王孝松表示，中国目前要警惕两个问题。一是警惕产业链加速向外转移，因为疫情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短期供给存在巨大的缺口，而且目前虽然正在有序复工复产，但是前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海外客户和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寻求来自中国以外的供应商进行替代，从而诱发部分产业、部分地区的订单损失，可能会造成产业链对外转移的黑天鹅事件。

　　二是警惕产业的空心化。疫情已经影响了中国国内跨国企业的全球运营，负面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持续。受疫情的影响，目前已出现产业链对外转移的案例，在疫情刚刚爆发不久，一家著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已经决定，将此前在武汉市工厂生产的制动踏板改为到菲律宾的工厂进行生产。从长期来看，疫情将加快跨国公司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备选区域，而产业链整体迁移的上下游连带效应，也可能加剧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中国进口了大量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当中国自己有条件生产的时候，贸易伙伴的中间品却无法保障，这将会较长期地延迟中国相关产业恢复生产。所以，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生产停滞，会使得中国自身的产业链受到负面冲击，这些都是未来的风险和挑战。

　　如何化危为机？王孝松提出以下几种中国方案：

　　第一就是在有效防控的基础上复工复产。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还可以进一步的梳理细化。整理分析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政策精选政策，按照期限另行所属政府部门进行分类，形成突发公共事件基础综合政策包。这次突发疫情对于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提出来一个挑战，可以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包。

　　还要加强政策的协同性，政府发布的政策很多，但是部分政策存在重复、交叉情况，部分政策对企业应急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地方政府层面也出现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跨省的协作联动性不是很强。所以建议综合评估政策目标及效果，加强中央政府各部门、各个省份政策间的协同性，提高政策发布和应用的效率。提升政策的执行力。有一些调查报告已经显示，很多中小企业现金流支撑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所以帮扶政策需要尽快落实到企业。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强金融、税收、复产政策等的落地执行，为企业提供及时的帮扶。

　　第二是以新基建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和传统的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为丰富，涵盖的范围更能体现数字经济的特征，能够更好的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且与传统的基建相比，新基建更加侧重于突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物联网，都体现出加快推进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大趋势。政府需要加大开支，对于这些高端的、数字化的一些领域，对基础设施进行一个新的布局。

　　在疫情蔓延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把钱花在为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为未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铺垫的这些领域，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这时候花钱可以增加就业，提振经济。等到疫情逐渐褪去的时候，新基建的重要作用就会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加速发展的态势。

　　第三是加强自动化的生产。一方面，它可以节约人工的成本。模块化的生产为小规模厂商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通道。另一方面，如果制造业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大规模生产，那么加强自动化的生产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还可以应对产业链外迁。

　　第四是重视新型供应链的发展。以工业4.0为基础的供应链4.0已经到来，那么这种供应链是对传统的供应链进行重新整合，和包括设计、计划、生产、分销、消费，可以说供应链4.0转变了商业模式。一方面它可以适用于电子商务，可以创造就业，提高人类的福利。另一方面，它将重塑全球价值链这种新型的供应链，但同时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会被显着削弱。应对这种挑战，中国应该快速融入到供应链4.0当中，培育新兴的优势。

　　第五是促进中小企业融入数字经济，并且参与全球价值链。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数字经济发展本来应该促进中小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中小企业在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方面比较滞后，原因在于运行成本和管理方面的挑战。中小企业掌握数字技术还是比较困难的，政府可以在资金和人员培训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比如贸易政策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贸易便利化，使数字贸易的壁垒不断下降，这有利于中小企业参与数字经济，还有节约物流成本，鼓励研发和创新，改善营商环境，完善融资渠道，提高数据的质量等等。

　　第六是努力提升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位置。微笑曲线理论表示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在两端的是被认为是比较高端的。左边是研发、设计、商品化，是在生产之前要进行的这些高技术的活动，右边指的是营销、广告、品牌管理、专业物流、售后服务。而中间最低的是制造和标准化服务，它们占有的附加值比较低。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处在制造和标准化服务这个领域，所以就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未来需要提升。

　　第七是实现关键中间品的进口替代。中国在机械、电子设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存在着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加强研发，科教兴国。2018年的数据研发强度，就是指研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的研发强度是2.1%，但是比起发达国家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这些年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确实非常好，非常快，但是看世界前100名研究型的大学分布，美国占了43家，欧洲大陆26家，中国只有两家，所以未来不仅要重视数量的发展，也要包括质量，提高研发强度。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实现关键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突破瓶颈，实现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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