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迈：新冠疫情治理暴露了美国的三个特点

讲座演示文稿截图

程迈教授 （图片来源：南昌大学）

袁钢教授拍摄的纽约城

　　中评社北京4月30日电／（实习记者 冯埴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因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和流行变得更具象。面对新冠疫情，各国的防控工作在多元的国情、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中展开，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效果，为国际疫情治理提供了不同的经验与教训。

4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域外公法论坛”邀请到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程迈，以《美国新冠疫情治理的背景与教训》为题做线上讲座，从亲历者的角度介绍、分析美国抗疫的得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袁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李强参与讨论。

程迈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美国新冠疫情的快速发展超出大家的想象，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强化了人们对美国社会的既有认知，也颠覆了大家对其的旧有印象。新冠疫情将原本相对平静的美国社会变成了鼎沸的汤锅，这恰恰是进行政治与法律学术研究的一个好时期——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让美国社会制度的真正面貌暴露了出来，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思考。

美国疫情治理的时间线

程迈首先简要回顾和梳理了美国新冠疫情发展的时间线。可以看出，2月份左右，美国疫情仍以境外输入为主，确诊数量幷不多，因而相对平静。然而从3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宣布放宽检测标准和原则上开始进行大规模检测开始，美国国内的疫情确诊数量开始火箭式上升，迅速出现了灾难性局面。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幷且切断与欧洲的交通，但为时已晚。进入四月后，全美50个州史无前例地均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从4月10日起，美国新增确诊、入院人数与病亡人数等指标都开始进入缓慢回落的阶段。至近期，美国一些州已计划重启经济生活。

美国疫情治理的法制、政治与社会背景

谈到美国新冠疫情治理的法制背景，程迈认为新冠疫情很好的表现出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两个特点。一是法治国家原则。美国各级政府出台的抗疫举措都详细的说明法律依据，而普通民众的不配合行为，也往往基于法律与宪法的角度反对政府的调控措施。以他本人所处地区政府发布的居家令为例，该文件写明了居家令的法律依据以限制范围，幷划定了不受居家令影响的必要活动（essential business），包括医护、民生设施、教育机构等。二是联邦主义精神。疫情期间，联邦政府的职责主要以负责美国外部边境的管理、国内物资的调配、治理措施的协调以及向个别地区提供援助。美国联邦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于州及地方政府负责疫情治理的具体操作，例如展开病例检测，决定是否限制出行，是否停止本周经济活动等。在联邦主义的精神下，州和联邦职权也会发生重叠与冲突。例如纽约州长科莫与总统特朗普针对是否对疫情最严重的纽约进行“封城”，是否进行“解封”的争执。“你不是国王，我们有宪法”甚至成了纽约州长科莫的名言。

对于美国疫情治理的政治背景，程迈谈到，美国现在正处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恶斗的极化政治背景之下。两党的政治分歧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共和党相对来说注重经济发展，而民主党更加看重民生。已宣布经济将重启的佐治亚州、田纳西州与南卡罗莱纳州三州都为共和党人控制的南方州，十分看重经济发展，甚至将经济作为新冠疫情治理最重要的指标。而民主党州对经济重启则更为慎重。

程迈认为，除了政府治理不力以外，美国新冠治理的社会背景、社会文化也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炸式增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殖民地时期传承至今的小政府传统，使得美国人民对政府权力天然不信任；而利己的个人主义，也让美国文化不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使得每个人通过对自己利益的判断采取行动；此外，美国人民的自信文化也养成了胆大心大脾气大的性格，这也幷不利于政府主导统一的疫情防控。

美国疫情治理的教训

美国的新冠疫情治理，在程迈看来，几乎没有经验可言，反而有许多教训。在这一点上，政府与人民都有责任。从政府层面上来讲，特朗普政府对经济形势的重视，以及与民主党的敌对，使之早期不作为，后期乱作为，使得美国疫情没能及时得到控制。此外，美国医疗资源在疫情中十分短缺。医护前线所需要的防护服、手套以及进行检测所用的拭子等简单的产品主要生产线都位于中国而不在美国本土。在紧急状态下，这些产品的缺失导致美国的医疗能力跟不上疫情的快速发展。从民间层面上来讲，民众的不重视，个人主义下的自利考虑，使得美国人民对政策的执行度打了折扣。程迈特别提到，美国的民间社团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在疫情期间存在感很低，只有政府作为托底的组织出面协调人民的活动。而政府权威的不足、政府的不被信任，使人民甚至把不服从的态度上升为反暴政的政治高度，这就使得美国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最后，程迈认为新冠疫情治理混乱的过程暴露了美国的三个特点。一是，美国是个很有弹性的国家：虽然美国确诊数量很高，但是社会仍然非常稳定。很多学者说的社会动荡、种族迫害等现象都没有发生。这与小政府的原则也不无关系，美国政府在疫情的开始就用恐慌式的宣传，传递了自己能力有限，呼吁全社会自觉参与防疫的信息。由此，政府把责任分散，所以分散了压力。二是，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对美国媒体和官员来说，死亡数字幷不是影响他们判断的最关键因素，相反，他们很重视经济物质利益的问题。防疫措施造成的经济损失，让他们进行生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很多人甚至呼吁：不要让隔离的治疗方案比疾病本身更具有杀伤性。三是，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首先，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对新冠疫情整体治理造成了干扰。其次，从美国整个制度的运作来看，也反映出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态度。美国医疗资源确实紧缺，但还是没有发生紧急征收医疗资源进行计划分配的现象，可以发现市场分配的思维在美国还是根深蒂固的。

评议人袁钢与李强随后分享了自己在美国访学的观察与思考。袁钢谈提出几点观察：第一，美国疫情数据的发布都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幷不是美国疾控中心。事实上，作为官方机构的美疾控中心幷没有能力集中发布数据，美国人民也更倾向于相信民间组织，而不是自己的政府。第二，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每日都进行两个小时的疫情简报。然而，特朗普已然将其从一个公共信息的发布平台变为了个人选举的平台。第三，从法律角度进行观察，美国日前针对疫情防控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其中包括对美国公民发放援助金的CARES法案。这一政策意在保障美国公民的基本消费，反映了美国经济对消费的巨大依赖。然而，这一举措幷不具备可持续性，这也解释了美国急切想要经济重启的原因。此外，这一政策也对中小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第四，法院也是一个观察美国疫情的重要角度。日前，美国密苏里州宣布将针对新冠疫情起诉中国政府多个部门，这一行为甚至扩展到了国际社会。据悉，一些国家和组织也正在国际刑事法庭计划提交对中国诉讼的有关文件。事实上，这幷不是美国法院第一次传出对中国提起诉讼的例子。在回答本社记者提问时，袁钢教授认为本次诉讼比看起来更为复杂。该案诉讼书的书写十分精妙，或许幷不是简单的主权豁免原则所能解决的。虽然目前该诉讼的前景尚不明朗，也很难对我国的应对方案做出预测，但我们仍应对此事保持警惕。

袁钢教授拍摄的疫情下的纽约城

李强在分享中对程迈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从耶鲁大学防控措施的逐步出台、生活中人们对防疫措施的执行、口罩等物资的短缺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美国社会联邦原则、自由主义、市场调控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美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反应的缓慢以及民众对疫情严重程度认识的滞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如今的局面。

讲座最后，三位教授解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对理解美国对旅行路径的管制、两党执政的各州在面对疫情的不同表现、美国政治制度的张力、美国民粹主义风气等问题上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95089.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