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热议：疫情下欧美对华舆论的异同

关雪凌（来源：人大国发院）

王义桅（来源：人大国发院）

肖武男（来源：人大国发院）

杨新华（来源：人大国发院）

王莉丽（来源：人大国发院）

　　中评社北京4月30日电（实习记者　梁剑敏）4月29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国际舆论与大国关系”论坛在线上举行。本次会议邀请了不同领域和地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就当前疫情下，美国、俄罗斯、欧洲的对华舆论及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与会专家认为，当前的西方对华舆论整体偏负面，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疫情下，加强国际合作才是应对危机、实现共同安全的最好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人大国发院专聘研究员关雪凌认为，新冠病毒是全人类公共的敌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报团取暖，才能共克时艰。在疫情蔓延期间，中俄两国邻里相济共抗疫，友邦携手度时艰，这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有效实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诠释。中俄两国间的友好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两国元首通话，为中俄抗疫指明方向；第二，医疗物资互援，共同抗击疫情；第三，俄罗斯媒体相助，对西方抹黑中国的言论仗义执言；第四，中俄民间互动频繁，彰显民间情谊。同时，针对俄罗斯经济情况，关雪凌指出，当前俄罗斯经济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考验。一方面，国内疫情逐步严重，民众居家隔离时间延长，给经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油价暴跌等外部因素对俄罗斯经济的负面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经济政策议程，预计今年俄罗斯经济将降至负增长5%。但是，从中俄贸易来看，第一季度两国贸易额依然逆势而上，经贸合作的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人大国发院专聘研究员王义桅强调，欧洲对华舆论与美国存在不同，应有所区分，不能盲目悲观。他提出，欧洲对华舆论有三个阶段：初期谴责讽刺中国，中期既求助又警惕中国，现期借助疫情反思中欧关系与全球化。目前来看，欧洲弱化了对华的批评，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欧盟想要在中国市场获得与美国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在欧美的对华舆论问题上，王义桅认为异同各存在五点，相同之处在于：一是一致认识到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二是认为中国疫情信息不透明，耽误世界；三是认为中国积极援助各国是为了替自己赎传播世界的罪；四是认为中国借援助搞模式输出；五是认为中国借疫情赚钱，并且物资还存在质量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欧洲强调不能以“零和心态”看待中欧关系，避免陷入美国的“脱钩”逻辑；二是欧洲拒绝污名化中国；三是欧洲支持多边主义，赞赏中国捐款WHO；四是欧盟担心中国援助破坏欧盟内部团结，美国担心中美权利转移，五是欧盟强调疫苗联合开发，美国强调借机对付中国。因此，针对欧美的关注点的异同，中国应该建立抗疫统一战线，从法制、情感上争取欧洲，加强中欧合作。

　　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美国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肖武男认为，美国在抗疫方面有自己的思路，首先，美国注重时间节点的管控。其防疫策略是把整个管制放到了四月，目的是停摆一个月，解决掉所有问题；其次，美国防疫的核心围绕利益的分配的问题。从3月13号特朗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半个月后各州真正开始行动，期间一直是联邦和州政府、政府和企业之间在理顺和调整利益分配的问题，相比中国侧重管控人员流动，美国更侧重管控财务的流动。对于美国疫情未来的发展情况，肖武男做出了自己的猜想：美国感染人数将继续增加，并且很可能在8月份确诊人数上升更快。因为随着核算检测的免费性、便利化和快速化，检测面将进一步扩大，并且将在8月达到峰值。同时，5月18号以后，美国复工复产势头将加速，包括国际航线在内的航线将全面开通。在舆论方面，他认为，一方面，对华舆论整体偏负面，但不是整体一边倒。美国的主流媒体和中国的配合度还是很高的，但是非主流媒体侧重蹭热度，对中国报道更偏负面；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在医疗物资质量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误会，导致媒体舆论负面。此外，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对华言论较为混乱，因此，未来中国在应对美国舆情时，还需要对社交媒体舆论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总编辑、高级编辑杨新华指出，在这次疫情当中，舆论的全球化传播、动员、互动和对冲是史无前例的，国际舆论也进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讲好抗疫故事，是改变中国舆论场、重塑中国形象的重要契机，目前来看，“中国故事”总体上讲述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通过抗疫进程的同步更新和媒体的国际传播，中国对外释放了大量信息，也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抗疫呈现出了比较清晰和完整的面貌，特别是在分享中国经验方面，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相对较多。但是国际舆论和中国的现实还存在差异，特别是美国政府和一些政要为缓解国内压力和满足选举政治的需求，开始污名化中国，将舆论话题政治化，使得国家间媒体发生强烈舆论对冲。由于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深度参与国际舆论场，并成为主角，客观上缺乏经验，在舆论传播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与不足，因此未来仍需积极总结经验，学习反思。对此，杨新华提出了自己的四点启发，第一，舆论引导主要矛盾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舆论延展出的很多问题本就是中美之间的复杂敏感问题，只是借助疫情将这些矛盾问题显现化了；第二，舆论引导内在属性是内在斗争。美西方长期占据国际舆论的制高点，中国想改变被动的地位，只有在实力和道义基础上开展舆论斗争才能实现战略平衡；第三，舆论引导的基础是话语体系。未来中国媒体舆论工作的重心可以向“做得清，站得稳，辩得赢”转变，真正将国际舆论场当成主战场；第四，舆论引导的指导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媒体应该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构建话语体系，让国际传播成为一个共情、互动传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王莉丽提出，在未来相对长的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理想状态是竞争性合作关系，即构建一种包容性的竞争合作框架。尽管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是长期性的，两国的战略竞争会持续化，但是在疫情的背景下，中美作为世界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进行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领导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攻破这次的危机。在谈及为何民意在疫情期间会如此容易被外国政客操纵时，王莉丽表示，一方面，由于原本在自媒体时代国家舆论场中就存在政府、精英和普通公众舆论三种，其中前两种舆论对民众影响度是相对较低的，然而当重大的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公众普遍会追随权威的声音和观点，因此在疫情的背景下，政客污名化中国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对普通民众起到了极大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另一方面，自媒体时代网络上容易形成一些集化群体，政客迎合他们易于接受简单明了观点的喜好，通过高频率、同质性的信息和强烈、非理性的情感动员，操纵了这些群体的舆论，最终导致目前对华舆论不利局面。因此，中国改变这种舆论的状态，要用理性的观点和事实，要讲究修辞的策略和舆论传播的技巧，主动的设置议题，以包容和自信的心态去引领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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